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近代中国的开放起点与城市蜕变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16日。一百八十二年前的明天，上海黄浦江的晨雾裹着水腥气漫过码头，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站在英租界临时领事馆的木楼梯上，指尖反复摩挲着怀表的指针——八点整，上海道台宫慕久的花翎绿呢大轿准时晃进巷口。两人踩着青石板走进领事馆大厅，巴富尔展开一份烫金的英文文件，用生硬的中文开口：“宫大人，今天要办的事，关乎大英帝国与天朝的贸易未来。”宫慕久垂眸瞥见首页“上海开埠”的墨字，喉结动了动，最终在末尾签下名字时，笔尖抖了一下——这一笔，不仅让上海从江南小县跃升为“五口通商”的口岸，更把这座城市的命运，拧进了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齿轮里。

要讲清上海开埠的意义，得先回到鸦片战争后的江南。1840年的炮声，打碎了清朝“天朝上国”的迷梦，却也让东南沿海的经济格局悄悄松动。上海所在的松江府，本就是明清两代的“棉纺重镇”——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棉田在松江，织出的“松江布”以细密耐穿著称，北销京城，南运闽粤，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都曾记录：“松江布的质量，比印度的平纹布还好。”到了清朝中期，上海的码头已经挤满了沙船——这种长三十丈、载重千吨的帆船，把江南的茶叶、丝绸、棉花运到北方，再把北方的豆麦、煤炭运回，形成了“南货北运、北货南销”的流通网络。用当时上海县志的话说：“上海是个‘水陆要冲’，钱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涌进来。”

可英国人盯上的，远不止是上海的商业潜力。早在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军舰就偷偷闯入长江，考察上海的港口条件——他们发现，黄浦江经过明清疏浚，水深足能停靠万吨级货船，而长江流域的茶叶、生丝，正好能通过上海转销欧洲。巴富尔出发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明确指示：“上海必须成为我们在远东的核心据点，控制住这里，就能握住中国经济的心脏。”

开埠的谈判，远没有文件上写的那么顺利。1843年夏天，巴富尔带着英国政府的指令抵达上海，第一个找的就是宫慕久。可这位做了十几年松江知府的官员，心里打着算盘：“和洋人打交道，没好处。”他一面推说“开埠需要筹备粮草、划定地界”，一面暗中命令上海的丝商、茶商“不许和英国人交易”。巴富尔急了，直接闯进道台衙门，把《南京条约》的副本拍在桌上：“这是天朝签的约，你必须执行！”宫慕久没办法，只能勉强答应，却在租界划界时耍起了心眼——他指着黄浦江边的荒滩说：“就这儿吧，涨潮时都能淹到膝盖。”

巴富尔当然不干。他转身找到上海的英商，让他们凑钱买了礼物，又亲自上门找宫慕久：“租界靠近码头，方便卸货，对天朝的贸易也有好处。”最后，两人妥协出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租界范围是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黄浦江以西，共830亩。巴富尔在签约时笑着说：“这只是开始，上海会越来越大。”

1843年11月17日的开埠仪式，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巴富尔穿着黑色礼服，胸前别着皇家勋章；宫慕久穿着绿呢官服，头戴顶戴花翎。两人在领事馆大厅对着英国国旗和黄龙旗鞠躬，巴富尔宣布“上海正式开埠”，宫慕久签完字就转身离去——后来他在日记里写：“今天的事，是天朝的耻辱，但我没得选。”

开埠之初的上海，其实很冷清。1844年，整个上海的外国商人只有27个，主要来自英国，卖的是鸦片和毛纺织品，买的则是茶叶、丝绸。宫慕久原本以为“洋人生意小，成不了气候”，可他没料到，上海的地理位置太“招人”——1845年，美国领事华尔考特带着商人在吴淞口设馆；1847年，法国领事敏体尼租下外滩的地块；1849年，比利时、瑞典的商人也都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进上海，他们带来了资金、蒸汽轮船，还有西方的银行制度——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

租界的扩张，是开埠后最明显的变化。1845年的830亩，到1848年就涨到了2820亩——英国人以“人口增长”为由，强行划走了周边的农田。租界里的景象，和城外的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洋楼是红砖砌的，屋顶有老虎窗，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商店里卖洋布、钟表、香水，还有从英国运来的钢琴；街上跑着马车，行人里有穿西装的外国人，也有穿长袍的买办。更奇怪的是，租界有自己的规则——英国巡捕穿着红制服，拿着警棍巡逻，中国人犯了法，要送交领事法庭，中国官府管不着。后来，租界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的做买办，有的做苦力，有的开小饭馆，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

上海的经济，因为开埠彻底变了样。1844年，上海的贸易额只有120万银元；1850年，就涨到了1.4亿银元，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为什么？因为上海能连接整个长江流域——浙江的茶叶，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上海，再装船出口到英国；江苏的丝绸，通过长江运到上海，再转运到欧洲；甚至江西的瓷器，也通过鄱阳湖、长江运到上海，卖给外国商人。英国商人兴奋地说：“上海是中国的‘钱包’，钱从这里流进流出，我们只要守着码头，就能赚钱。”

开埠带来的，不只是财富，还有社会的变化。首先是服饰——以前上海人穿长袍马褂，现在年轻人开始穿西装，戴礼帽，甚至有人剪了辫子。1850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西式裁缝店，专门做西装，一套要几十两银子，只有有钱人能穿得起。然后是饮食——西式餐厅开了张，卖牛排、面包、咖啡，虽然贵，但好奇的上海人愿意去尝鲜。有文人写：“西人餐厅，桌布雪白，刀叉闪亮，吃的肉是煎的，菜是煮的，和中国菜完全不一样。”

更深远的变化，是近代企业的诞生。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枪炮、轮船；1872年，李鸿章又创办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的垄断——以前长江上的轮船都是英国的，现在有了中国的轮船；1876年，淞沪铁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铁路，连接上海和吴淞口，坐火车只要半小时，比马车快多了。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技术，还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学会了用机器生产，后来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骨干。

可开埠的代价，也很沉重。首先是鸦片贸易的泛滥——1843年，上海进口鸦片1万箱；1850年，涨到了4万箱。白银大量外流，很多农民破产，甚至卖儿卖女。其次是苦力贸易——1850年开始，上海成为“猪仔”贸易的中心，外国船商把中国的穷人骗到船上，卖到美洲、东南亚做苦力，很多人死在半路上。有记载说：“上海的码头，每天都有苦力被押上船，哭声能传到几里外。”还有文化的冲击——西方的宗教、教育进来了，1845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建了第一座教堂；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申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报纸，报道新闻、登广告，还有连载小说《海上花列传》，反映了上海的十里洋场。

时间走到今天，上海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县城了。今天的外滩，那些哥特式的建筑还在——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它们见证了上海的变迁；今天的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4000万标箱，是世界第一大港；今天的上海，有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有南京路步行街的繁华，有复旦大学的书声。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是1843年11月17日的那个上午——巴富尔和宫慕久的签字，开启了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大门。

上海的历史，是一部“被迫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主动变革”的历史。从江南的小县城，到远东的第一大港，再到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用一百八十年的时间证明：开放不是屈辱，而是机遇；变革不是破坏，而是新生。就像当年那些做买办的商人，他们或许曾经依附洋人，但最终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最后，让我们回到1843年的那个清晨。巴富尔站在领事馆的窗户边，望着黄浦江上的外国商船，说：“上海的未来会更美好。”宫慕久则望着远处的城墙，叹了口气：“不知道这美好，要付出多少代价。”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可以记住：上海开埠，是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它让我们明白，只有直面世界，才能找到自己的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