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0月1日：康梁出逃——戊戌变法失败背后的改良派困局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30日。一百二十七年前的明天，上海黄浦江畔的码头上，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小火轮正缓缓驶离。船舱里，两位身着藏青西装的男子并肩而立，望着逐渐模糊的陆地轮廓，眼底泛着复杂的情绪——他们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刚刚经历了一场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政治风暴，此刻正踏上流亡海外的旅程。这场逃亡，不仅是一段个人命运的转折，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戊戌变法从高潮到失败的惨烈，以及近代中国改良派在传统与变革间的艰难突围。

要理解这场逃亡的意义，我们必须先回到1898年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两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北京城里的士大夫们在翰林院集体痛哭，上海的茶楼酒肆里，有人撕毁八股范文，有人高呼“不变法则亡国”。在这股“救亡图存”的思潮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提出了“学习西方制度，推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方案。

康有为的故事，要从广东南海的一个士绅家庭说起。他原名祖诒，字广厦，自幼熟读经史，19岁中举，却因不满科举“空疏无用”，转而研究西学。他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招收弟子讲学，提出“托古改制”——借《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阐释西方君主立宪的合理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既符合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又能传递变革思想，很快吸引了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等一批年轻才俊。

梁启超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出身广东新会茶商家庭，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被称为“岭南神童”。22岁时，他拜康有为为师，本想走科举仕途，却被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震撼，从此放弃八股，投身维新。他的文笔犀利如刀，《变法通议》中“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的呐喊，通过《时务报》传遍大江南北，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都赞他“笔锋常带情感”。

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租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扩租香港。康有为抓住时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贤以政变”“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等八项主张。这次上书虽被保守派阻挠未达天听，却被翁同龢偷偷读到。翁同龢是光绪帝的亲信，他在日记中写道：“康有为所陈，颇中时弊，皇上若能用之，或可转机。”在他的引荐下，1898年1月，康有为、梁启超终于面见光绪帝。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召见。光绪帝坐在乾清宫暖阁里，看着眼前这个留着长须、目光灼灼的广东举人，听着他讲述“日本明治维新如何从弱变强”“俄国彼得大帝如何推行改革”，连茶盏都忘了端起。退朝后，光绪帝对翁同龢说：“康某所言，颇有所见，可令其条陈所见。”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正式启动。这道诏书如同惊雷，震动了整个朝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冗官冗衙，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设立农工商总局，允许民间办厂……百日之内，光绪帝连发100多道诏令，试图用最短时间完成从“封建帝制”到“君主立宪”的跳跃。

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变法的核心推动者。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俗称“小军机”），负责起草变法诏令；梁启超则主持《时务报》，用通俗文字向民众解释变法意义，甚至亲自到湖南讲学，培养维新人才。一时间，“康梁”二字成为维新运动的旗帜，长沙的时务学堂里，学生们高唱“上下求索，救亡图存”；上海的《时务报》销量从几千份飙升至上万份，连偏远省份的书院都在传抄他们的文章。

但变法的激进与仓促，很快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掌控着军权（北洋军由荣禄节制）、财权（户部尚书刚毅）和人事权（吏部尚书徐桐），视变法为“乱政”。他们攻击康有为“邪说惑众”，称其“托古改制”是“诬圣”；指责梁启超“教唆士子”，《时务报》“煽惑民心”；甚至在慈禧的授意下，御史杨崇伊上书，要求“斥逐奸邪，以端朝政”。

光绪帝虽有心变法，却处处受限。他试图提拔维新派官员，却遭到军机处“满员反对”；他想调遣新军支持变法，荣禄却以“边防吃紧”为由拒绝。更致命的是，守旧派在民间散布谣言：“康有为要废掉光绪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帝”“梁启超是洋人派来的间谍”。这些谣言像毒药，侵蚀着变法的群众基础。

1898年9月，矛盾彻底激化。9月4日，光绪帝罢免了礼部六堂官（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其中就有顽固派代表许应骙。这一举动彻底触怒了慈禧。9月14日，慈禧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直奔光绪帝的寝宫瀛台。据《景善日记》记载，慈禧指着光绪的鼻子骂道：“你事事与我作对，是不是康有为教你这么干的？”光绪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次日，慈禧宣布“训政”，重新垂帘听政，同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因提前得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消息，在9月20日凌晨逃离北京。他先乘骡车到天津，再换乘英国商船“重庆号”南下上海。船到烟台时，他甚至冒险上岸，在海滩上捡了块贝壳——这是他留给后世唯一一件与逃亡相关的实物。

梁启超的逃亡更具戏剧性。9月21日，慈禧下令逮捕“康党”，梁启超躲进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的官邸。林权助是梁启超的旧识，他一边安抚梁启超，一边联系日本外务省。最终，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装，于10月1日登上日本邮轮“大岛丸”，与已在上海的康有为会合，一同前往日本。

这场逃亡，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百日维新中推行的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其余全部被废除。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因“康党”牵连被革职，弟弟康广仁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连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都有人冲进他的祖宅，烧毁了他的藏书和手稿。

康梁逃亡海外后，并未放弃改良理想。康有为在日本成立“保皇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总会于上海、香港，宣称“尊奉光绪帝，驱逐慈禧太后，恢复新政”。他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请求出兵帮助光绪复位，甚至幻想联合列强“勤王”。梁启超则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每周一期，用“饮冰室主人”的笔名发表文章，批判守旧势力，介绍西方民权思想。他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变法之败，非变法之罪，乃行之太骤、用人不当之罪也。”

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分歧逐渐显现。康有为坚持“保皇”，认为“光绪帝是中国的希望”；梁启超则在流亡中接触到更多西方民主思想，逐渐转向“君主立宪”甚至“共和”。1900年，梁启超在檀香山加入保皇会，却在次年公开批评康有为“固执己见”，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从客观看，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慈禧太后掌握军权、财权、人事权长达四十年，变法缺乏军队支持（袁世凯最终选择向荣禄告密），财政上也依赖地方督抚，无法形成全国合力。从主观看，维新派经验不足：他们依赖光绪帝的个人权威，却未争取到握有实权的督抚（如张之洞、刘坤一）支持；他们试图用“诏书”推行改革，却忽视了官僚体系的惰性；他们甚至未发动底层民众，仅靠士大夫阶层的呐喊，难以撼动千年积弊。

但这场失败并非毫无意义。它首次将“君主立宪”“民权”“议院”等西方政治概念系统引入中国，推动了近代思想启蒙。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正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它让更多人意识到，仅靠皇帝的“上谕”无法完成变革，必须唤醒民众、培育新式人才、建立现代制度。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逃亡，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改良派的困境：他们既无法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又难以与保守势力彻底决裂；既渴望学习西方制度，又无法摆脱对皇权的依赖。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从张謇的“实业救国”到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从康梁的“保皇”到袁世凯的“称帝”，都在重复着类似的挣扎。

一百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1898年10月1日那艘驶离上海的小火轮，康梁的身影已模糊在历史烟云中，但他们的选择与挣扎，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制度变革尝试，它的失败证明：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碰撞中，改良需要更坚实的社会基础、更灵活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