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长征胜利的终章与民族精神的淬炼​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0月9日。八十九年前的这个清晨，甘肃会宁县城笼罩在薄雾里，城门楼上的红旗被风掀起一角，露出“欢迎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墨字。街道两旁的土墙上，新刷的标语还带着湿意：“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百姓们提着铜壶、端着瓷碗，聚集在十字路口，目光投向城外的山路。远处传来隐约的马蹄声和行军号，渐渐清晰——那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正踩着晨露向会宁走来。当三支历经两年磨难的队伍在城外广场汇合，战士们的草鞋踏过同一片黄土，军号声穿透云层，中国革命史上最悲壮也最辉煌的长征，就此画上句号。这一天，1936年10月9日，不仅是一个日期，更是一个民族记忆的坐标，标记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挫折走向新生的转折。

要理解这场会师的分量，我们必须回到故事的起点：那场让红军被迫踏上万里征程的战略转移，以及长征途中三支主力各自经历的血与火。

1933年的冬天，江西瑞金的空气里弥漫着紧张。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前四次反“围剿”的消耗，已经像一块被反复挤压的海绵——兵力从8万人锐减到6万，粮食储备不足三个月，连盐巴都成了稀缺品。更致命的是，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占了上风。博古、李德等人放弃了毛泽东“灵活机动、诱敌深入”的战术，搬来苏联的“正规战”经验，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用碉堡对碉堡、阵地对阵地硬拼。

结果可想而知。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红军在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福建沙县战斗，红三军团伤亡2000余人；江西浒湾战斗，红一军团被击溃两个团。到了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瑞金、于都等狭小区域，连食盐、药品都运不进来。10月10日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8.6万人，趁着夜色从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战略转移。他们原本计划向湘西转移，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蒋介石早已在沿途布下四道封锁线，每道防线都有数十万敌军和飞机大炮。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在江西信丰遭遇国民党军伏击，伤亡30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虽然“网开一面”，但红军仍损失2000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湖南军阀何键投入20万兵力，红军在汝城、宜章一带激战五天五夜，伤亡4000余人。最惨烈的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1934年11月底，红军在广西兴安、全州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敌军凭借优势兵力，用飞机轰炸、炮火覆盖，红军战士成片倒下。湘江的水被染成了暗红色，岸边的石头缝里都嵌着弹片。此战红军损失5万余人，从8.6万人锐减到3万，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湘江边。一位幸存的红军战士后来回忆：“江水浑浊得像泥浆，漂浮着战友的尸体，我们踩着尸体过河，每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湘江战役的失利，让红军高层意识到：再这样走下去，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1935年1月，中央红军抵达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红军的新局面——此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把国民党军耍得团团转；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强渡大渡河，22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爬铁索，夺取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五座雪山，许多战士冻掉了手指脚趾，却依然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三支主力中最曲折也最壮丽的。他们从瑞金出发，途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两年间，他们打了600余场战斗，牺牲的营以上干部超过400人。当他们最终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7000余人，但带回了宝贵的革命火种——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经验。

与红一方面军几乎同时踏上征程的，还有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这支由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的队伍，活动在湘西、鄂西一带，像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1935年11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他们不得不开始转移。从湖南桑植出发，他们转战贵州、云南，在乌蒙山区与敌军周旋月余。乌蒙山连绵起伏，敌军像梳子一样来回“清剿”，红军却用“盘旋式”战术，今天向东，明天向西，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一位当地老人回忆：“红军在我家住了三天，帮我们挑水、种地，临走时把仅剩的半袋包谷留给娃娃，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中甸。这里是藏族聚居区，红军严格遵守纪律，不进寺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向藏民宣传“民族平等”。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一位藏族老阿爸后来对子孙说：“那时候红军穿的破衣裳，比国民党军的皮靴还干净。”7月，红二方面军抵达四川甘孜，与在此休整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长征中两支主力首次会合，战士们抱着战友痛哭，分享着各自的经历。

说到红四方面军，他们的长征路最为曲折。这支由张国焘领导的队伍，1935年3月从川陕根据地出发，强渡嘉陵江，攻占剑阁、昭化，一度打到广元，离西安只有一步之遥。但张国焘自恃兵力雄厚，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擅自带领部队南下川康，企图另立“中央”。南下途中，红军遭遇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的围剿，损失惨重，从8万人锐减到4万，连朱德的警卫员都因冻饿牺牲在雪山上。

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征程，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地。这片位于川西北的沼泽地，被称为“死亡陷阱”——草皮下是深不见底的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天气说变就变，白天酷暑难耐，夜晚零下二三十度。战士们穿着单衣，啃着树皮、草根，许多人倒下去就再也没起来。一位红军将领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又冻死三个战士，他们的手还保持着握枪的姿势……”最终，红四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在1936年10月9日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

1936年10月9日的会宁，是三支主力的“团圆日”。清晨，会宁县城的百姓自发走上街头，有的提着煮好的红薯，有的捧着刚烙的荞麦饼，等着给红军战士充饥。城门口的欢迎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上面写着“红军是穷人的救星”。中午时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陆续抵达广场。红一方面军的战士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红二方面军的战士戴着斗笠，红四方面军的战士背着缴获的枪支，虽然衣着不同，但脸上都带着同样的疲惫与坚定。

朱德总司令登上主席台，他的声音洪亮：“同志们！今天，我们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大胜利！”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战士们互相拥抱，有的哭着喊着战友的名字。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会宁会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了。从此，我们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休养生息的条件。”

这场会师的数字，背后是触目惊心的牺牲：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8.6万人，会师时仅剩7000余人；红二方面军出发时1.7万人，会师时1.1万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8万人，会师时3.3万人。三支主力加起来，损失超过15万人，相当于每走一里路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但他们带回来的，是比兵力更宝贵的东西——坚定的革命信念、丰富的作战经验，以及沿途播下的革命火种。

会宁会师后，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长征宣告全面胜利。但会宁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如今，会宁县城的“红军会师纪念馆”里，陈列着战士们的草鞋、破棉衣、锈迹斑斑的枪支，还有一封封未寄出的家书。其中一封家书上写着：“娘，儿不孝，不能为您养老送终。但等革命胜利了，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您在天之灵也能安心了。”

很多人问，长征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地理上的跨越吗？不，长征是一次精神的涅槃。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会师时剩下的10万红军，后来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在陕北写下《论持久战》，提出“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这些灵感都来自长征中与敌军周旋的经验。

长征传播了革命的信念。红军经过的14个省，留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同胞第一次听说“没有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