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组建——南方游击队从山窝里走出的抗日铁军​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10月12日。八十八年前的这个清晨，武汉汉口的太和街飘着淡淡的桂香，街头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青石板上。卖报童的吆喝声划破了晨雾：“号外！号外！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今日在岩寺授旗，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巷子里的茶馆里，茶客们放下粗瓷茶碗，凑到报纸前，有人指着“新四军”三个字念出声：“从前是红军游击队，如今成了国军，这队伍是要开去打鬼子了？”

这不是普通的报纸消息，是一个藏在南方八省深山里打了三年游击的群体，终于从“红军”走向“国军”，从“山窝窝”走向“抗日战场”的历史性时刻。要讲清新四军的由来，得先回到1934年那个飘着雪花的冬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没有跟着大部队走，而是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浙江、安徽、湖北八省的崇山峻岭里，用游击战的方式继续和敌人周旋。后来，这支队伍有了个名字：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这些留在南方的红军战士，面临的生存环境比长征路上更艰难。中央红军长征时，至少有明确的行军路线和后方补给，而这些游击队，从一开始就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在方圆几十里的山区里。比如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藏在江西大余县的梅山里，活动范围不超过二十里。国民党的“清剿队”把山口封死，每隔三五天就搜山一次，见人就问“有没有红军”，见房子就烧，见粮食就抢。

游击队员们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冬天大雪封山，连野菜都挖不到，就只能煮树皮、嚼草根。衣服冻成了冰壳子，就用体温焐化；草鞋磨破了，就用破布裹脚。有一次，陈毅在转移途中被敌人追击，躲进一个山洞里，腿上的伤口化了脓，疼得睡不着觉，他就用盐水冲洗，咬着牙坚持。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想的不是能不能活下来，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红旗倒下。”

除了饥饿和寒冷，还有国民党的“瓦解政策”。他们到处贴告示，说“红军被打散了，回家吧，政府给分地”；还派特务混进游击队，试图策反战士。但游击队员们宁肯饿死也不投降。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带着队伍藏在福建永定的山里，有个战士被敌人抓住后严刑拷打，问“游击队在哪儿”，他咬着牙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个种地的。”最后被敌人活埋，牺牲时才二十岁。

就这样，他们在山里熬了三年。到1937年夏天，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千人，发展到了近万人——不是靠外援，是靠打土豪分粮食、靠发动群众支持，一点点攒起来的力量。他们就像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哪怕环境再恶劣，也在悄悄扎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国共两党终于意识到：再打内战，只会让日本人渔翁得利。7月中旬，周恩来带着中共代表团到庐山，和蒋介石谈合作抗日。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私下里却提出：“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必须解散，要么被国民党收编，要么就地遣散。”

周恩来坚决反对：“这些战士是打出来的精锐，他们熟悉南方地形，了解民情，是抗日的好力量。解散他们，等于把刀架在抗日的脖子上。”谈判陷入僵局，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叶挺。

叶挺是谁？他是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跟着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因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7年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抗战爆发时，他正在澳门养病，靠种兰花打发日子。周恩来找到他时，叶挺正在阳台浇水，听完来意，他把手里的喷壶一放，斩钉截铁地说：“我去！只要能抗日，让我当什么军长都行，我保证把这些游击队带成一支能打鬼子的队伍。”

叶挺的加入，成了关键。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蒋介石谈判：“这些游击队是红军留下的，改编可以，但必须保持党的绝对领导，军长由我担任，副军长由项英担任——项英是老党员，熟悉部队情况。”蒋介石勉强同意了。

消息传到南方游击队，战士们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打鬼子了，忐忑的是“改编”会不会变成“收编”？项英在赣粤边的游击队里召开大会，他说：“同志们，改编不是投降，是换个旗号继续抗日。我们还是共产党的队伍，还是打鬼子，还是为人民服务。”战士们听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1937年10月，各地游击队开始向安徽岩寺集中。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大搬家”：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带着队伍翻过大山，走了半个月，鞋子磨破了就打草鞋，干粮吃完了就讨口饭吃；浙南的刘英、粟裕带着挺进师，沿着瓯江顺流而下，躲避国民党的关卡，有时候要藏在船底过夜；赣东北的黄道带着队伍，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摸黑赶路。

战士们到达岩寺时，身上还是打着补丁的灰布衫，背着生了锈的步枪，脚上是磨破的草鞋，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像星星——他们知道，要去打鬼子了！岩寺是个古镇，镇中心有座关帝庙，被临时改成了授旗仪式的会场。10月12日清晨，关帝庙前的河滩上搭起了主席台，周围插着红旗，老百姓挤在田埂上，连房顶上都趴着人看。

叶挺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佩戴着国民政府的勋章，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手里接过绣着“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军旗。军旗是深灰色的，上面有红色的“新四军”三个大字。叶挺用力挥了挥军旗，台下的战士们立刻沸腾了，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四军抗日到底！”的口号，声音震得河面上的芦苇都晃。

就在这一天，新四军的番号正式启用。四个支队整编完成：第一支队由陈毅、傅秋涛领导，第二支队由张鼎丞、粟裕领导，第三支队由张云逸、谭震林领导，第四支队由高敬亭领导。总共一万零三百人，其中有党员三千多人，占了近三分之一。授旗仪式结束后，战士们在军旗下宣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抗日到底，永不叛党！”

叶挺站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的战士，眼眶湿润了。他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红军游击队’，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但我们的初心不变——还是打鬼子，还是为人民。等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再回山里，种庄稼，过好日子。”

新四军刚成立，就迎来了第一场硬仗。1938年6月，日军占领了江苏镇江，沿长江向东推进。粟裕带着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出发，东进江苏茅山地区。他们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急行军，只用了半个月就到达了镇江附近的韦岗村。

6月17日清晨，粟裕得到情报：日军有一个中队，乘坐五辆卡车，从镇江去南京运送物资。他立刻在韦岗村外的公路旁设伏：让战士们埋伏在公路两边的树林里，用树枝和草丛伪装，手榴弹拧开盖子，步枪上膛，机枪对准公路。

上午八点，日军的卡车缓缓驶来。第一辆卡车刚进入伏击圈，粟裕一声令下：“打！”手榴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卡车上，爆炸声、喊叫声混在一起。第二辆、第三辆卡车紧接着被击中，有的翻进沟里，有的燃起大火。日军慌乱中跳下车，有的往树林里跑，有的举枪顽抗。新四军战士冲上去，和日军展开白刃战。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二十多人，缴获了两辆卡车、三挺机枪、七十多支步枪，还有大批弹药和物资。

韦岗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老百姓奔走相告：“新四军来了，鬼子要倒霉了！”蒋介石也发来贺电：“新四军首战告捷，殊堪嘉奖。”可粟裕知道，这只是开始。新四军的任务，是在华中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把鬼子赶出中国。

新四军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是“国军”编制，却受共产党领导；既要和日军作战，还要防着国民党的“摩擦”。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制造摩擦，派军队包围新四军军部，要求“新四军必须北移”。项英副军长坚持原则：“我们是抗日队伍，不能放弃华中根据地去北方。”

叶挺一边和国民党谈判，一边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他说：“我们不想打内战，但如果他们逼我们，我们也不怕。”后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新四军军部从皖南云岭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伏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千多名新四军战士，只有两千多人突围出来，其余的要么牺牲，要么被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并没有垮掉。陈毅、刘少奇在苏北重建军部，提出“团结抗日，反对摩擦”的口号。他们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让老百姓给部队送粮、送情报；他们办军校，训干部，把游击队里的“土包子”变成能打正规战的战士；他们主动出击，发起“黄桥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顽固派军队，打开了苏北的抗战局面。

到1940年底，新四军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