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从战争废墟中升起的智慧明灯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3日。七十九年前的明天，当欧洲还弥漫着二战后的硝烟与创伤，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宫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会议。来自37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此，共同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正式成立这个以"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为使命的国际组织。这个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承载着人类对永久和平的深切渴望，也成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重要一环。

要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1945年二战刚结束的那个特殊历史时刻。持续六年的战争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不仅造成数千万人丧生，更摧毁了无数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教育设施。据统计，仅在欧洲就有超过200万册珍贵图书和手稿毁于战火，德国境内三分之二的高等教育机构校舍被炸毁，波兰华沙大学图书馆的85万册藏书化为灰烬。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让各国政治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深刻反思：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后来被写入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序言，成为该组织的核心理念。

1945年11月1日至16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筹备会议上，法国教育部长莱昂·勃鲁姆率先提出建立专门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国际组织。这个提议得到与会各国积极响应，特别是得到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支持。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由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担任执行秘书。赫胥黎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带领跨国团队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了组织法的起草工作，这份文件先后被翻译成英、法、俄、中、西五种语言，供各国代表审议。

1946年11月4日，在巴黎枫丹白露宫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来自37个国家的代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审议并通过了《组织法》。中国代表团团长、著名教育家胡适在发言中强调："教育是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疫苗，我们必须通过文化交流消除民族间的误解。"法国代表、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则指出："科学应该为人类福祉服务，而非成为毁灭工具。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机制，确保科学成果用于和平目的。"这些精辟论述成为教科文组织日后工作的指导思想。

组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教科文组织的五大宗旨，这些宗旨体现了战后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深刻认识：真正的和平不能仅靠政治协定维持，更需要通过教育启迪民智，通过科学促进发展，通过文化增进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定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代表坚持加入"消除文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等具体目标，使组织章程更具实践性。

教科文组织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繁重的重建工作中。在欧洲，组织协助波兰重建了华沙大学主图书馆，帮助英国修复了大英博物馆被炸毁的展厅；在亚洲，组织派遣专家团协助修复东京大学图书馆，向菲律宾提供教材印刷设备。这些工作不仅修复了有形设施，更重建了知识的传播渠道。首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创造性地提出"终身教育"理念，推动各国建立覆盖全民的教育体系。到1950年，在该组织帮助下，全球已有23个国家制定了扫盲计划，12个国家建立了教师培训体系。

在自然科学领域，教科文组织于1960年发起"国际印度洋考察"，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有40多艘科研船参与，积累了超过100万份海洋标本和数据资料。1968年启动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创新性地提出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理念，至今已在134个国家建立了738个生物圈保护区。这些项目不仅增进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更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文化保护是教科文组织的又一重要使命。1954年，组织通过《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财产保护公约》，这是首个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律文件。1959年，组织发起努比亚古迹保护运动，历时20年将22座神庙整体迁移，这一壮举催生了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定公约过程中，意大利代表提出的"文化景观"概念，法国专家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都为完善保护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源远流长。1946年成立时，中国就是创始成员国之一，著名学者胡适当选首任执行局委员。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组织各项活动：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目前拥有57项世界遗产；2004年成功举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2014年，浙江大学教授张秀兰当选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这些合作体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一贯支持，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冷战时期，教科文组织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1972年设立的"世界遗产"项目，使柬埔寨吴哥窟、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具有特殊意义的遗址得到国际保护。1978年启动的"丝绸之路对话项目"，通过组织联合考古、艺术展览等活动，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这些项目证明，即便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年代，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依然可以超越政治分歧。

然而，教科文组织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84年，美国以"管理效率低下"和"过度政治化"为由宣布退出，年费缺口达2500万美元。英国、新加坡随后退出。这一危机促使组织进行深刻改革：精简机构、优化流程、提高项目透明度。经过努力，英国于1997年重返，美国于2003年回归。这些曲折经历反映出国际组织在平衡各方利益时面临的挑战，也展现了其自我革新的能力。

进入新世纪，教科文组织不断拓展工作领域。2001年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首次在国际法层面确立文化多样性保护原则。2003年缔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238个传统技艺、节庆活动纳入保护名录。2015年，将"优质教育"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各国增加教育投入。这些新议程体现了组织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数字时代为教科文组织带来新机遇。2009年启动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已数字化保存1500万册珍贵文献。2013年设立的"创意城市网络"，促进全球246个城市在文化产业领域合作。2019年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为科技发展设立道德框架。这些创新使这个有着79年历史的组织始终保持活力。

回顾教科文组织近八十载历程，其在各领域成就显著。教育方面，推动全球识字率从1950年的56%提升至2020年的86%，帮助1.5亿儿童获得基础教育机会。科学方面，建立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促成66个国家签署南极条约。文化方面，通过《世界遗产名录》保护了1154处人类文明瑰宝。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彰显了多边合作的价值。

当前，教科文组织面临新的挑战。气候变化导致威尼斯水城告急，疫情造成全球1.6亿学生失学，人工智能带来伦理挑战。为此，组织推出"未来教育倡议"，召开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制定开放科学路线图。2023年发布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指出，必须加强教育投入才能应对未来挑战。这些新举措表明，这个诞生于二战废墟的组织仍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和平不仅是战争的缺席，更是正义的实现、知识的传播、文化的繁荣。正如首任总干事赫胥黎所言："我们必须用文化的理解消除仇恨，用科学的理性驱散愚昧，用教育的光明照亮未来。"这一理念在当今充满挑战的世界中显得尤为珍贵。

今天，教科文组织已成为拥有194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全球设有53个办事处，年预算超过5亿美元。从撒哈拉沙漠的岩画保护，到太平洋小岛的气候教育，从阿富汗的女童学校，到亚马逊雨林生态研究，这个组织的足迹已遍及世界每个角落。其开展的8000多个项目，正如星星之火，点燃着希望之光。

当我们回望1946年11月4日那个历史性时刻，不禁要思考：为什么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后初期，各国要优先建立文化教育组织？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根源是偏见与无知，而消除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教育与交流。这种远见卓识，穿越近八十载时光，依然照亮着人类文明前行的道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