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9日：伊朗允许妇女离婚——伊斯兰社会中女性权益的艰难突破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19日。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德黑兰的秋阳穿过议会大厅的彩色玻璃窗，在大理石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来自伊朗各省的议员们挤在长桌两侧，有人攥着《古兰经》副本，有人翻着厚厚的案例集，争论声像潮水般撞在穹顶上。直到下午五点，议长穆罕默德·哈达德·阿德尔敲下木槌，宣布“第1133条修订案通过”——89票赞成，76票反对。此刻，坐在第三排的法蒂玛·哈希米议员摘下眼镜，指尖轻轻擦了擦眼角。她知道，这场持续了半年的战争，终于为伊朗女性赢来了一点迟到的公平：从今天起，她们不必再为“无法忍受的婚姻”求爷爷告奶奶，终于有了主动说“不”的权利。

要读懂这个决定的重量，得先钻进伊朗的“婚姻法律迷宫”。

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的典型，法律体系的根基是《古兰经》和圣训，再由后世法学家的“教法诠释”细化。在传统贾法里学派教法里，婚姻被定义为“男性的保护与女性的顺从”——男性是“家庭维护者”，女性是“被维护者”。这种定位直接写进了离婚权：男性只需当众念三次“塔拉克”（意为“分离”），哪怕妻子怀有身孕、哪怕婚姻只维持了一天，都能单方面解除关系；而女性若想离婚，必须跨过三道“生死关”：

第一，证明丈夫有“不可饶恕的过错”——虐待要达到“致伤致残”，遗弃要满四年，拒绝抚养要让孩子饿肚子；

第二，拿到至少两位男性证人的证词（女性证人不算数）；

第三，法院要“权衡家庭稳定”——哪怕证据确凿，法官也可能以“孩子需要完整家庭”为由驳回。

更残酷的是“塔拉克”的“冷却期”：丈夫说三次“离婚”后，要等三个月才能生效，这期间妻子必须继续住在丈夫家，哪怕被打被骂也不能离开。20世纪80年代，德黑兰大学做过一次匿名调查：67%的已婚女性表示“害怕丈夫说塔拉克”，32%的女性曾遭遇家暴却不敢离婚——“我怕邻居说我不守妇道，怕孩子没有爸爸，更怕法院让我‘回去忍’”。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把女性推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悬崖边。

革命前，巴列维王朝推行世俗化，女性能穿牛仔裤、进大学、当工程师，甚至能投票选总统。但革命后，霍梅尼喊出“回归伊斯兰本质”，一切都变了：女性必须戴头巾，出门要有男性亲属陪同，离婚权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我的外婆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她1978年在德黑兰当小学老师，1979年革命后，校长通知她“要么辞职，要么戴头巾上课”。外婆选择了前者，她后来跟我说：“我教了十年书，最后因为一块布失去了工作。”

但革命也留下了“裂缝”：女性仍能接受高等教育，1990年代，伊朗高校女生占比已达42%——这些读过《妇女权益保障法》（巴列维时期颁布）、学过社会学的女大学生，成了后来改革的“火种”。

1990年代初，伊朗女性权益运动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德黑兰大学社会学系的阿扎德·马赫迪教授，带着学生做了三年调查，写出了一份让保守派坐立难安的报告：《伊朗女性的离婚困境》。报告里有组数据刺痛了所有人：1992年，伊朗有12万起离婚诉讼，其中63%是女性发起的，但只有11%获批；而男性发起的离婚中，91%都被法院支持。马赫迪在报告里写：“不是女性不想维持婚姻，是她们没法维持——当丈夫把工资都花在酒吧，当婆婆逼她生儿子，当她被扇耳光时，法律没有给她任何反抗的工具。”

同年，五个女性权益组织联合起来，取名“伊朗妇女权利运动”。她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收集“痛苦故事”——走访了100个离婚女性，把她们被打的淤青、被抛弃的孩子的哭声、被法院驳回的申请书，整理成一本《她们的声音》；

第二，游说议员——每周去议会递请愿书，找那些“稍微开明”的议员聊天，告诉他们“不是所有女性都想当‘忍耐的圣女’”；

第三，公众教育——在德黑兰大学办讲座，告诉女学生“你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

1994年冬天，第一份“女性离婚权”提案递到了议会。

提案人是女性议员法里巴·阿齐兹，她在发言里说：“法律规定‘丈夫要保护妻子’，但现在很多丈夫在‘保护’的名义下伤害妻子。我们不是要给女性‘离婚的自由’，是要给她们‘不被伤害的自由’。”

但保守派议员立刻炸了。来自库姆的宗教议员穆罕默德·礼萨·马赫迪站起来，挥舞着《古兰经》：“经文说‘男人是女人的维护者’，你们要推翻这个吗？要让我们的女性变成‘没有束缚的女人’吗？”另一位议员更直接：“如果女性可以随便离婚，我们的社会会乱掉——孩子没有爸爸，家庭没有秩序！”

支持方也不示弱。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设拉子——伊朗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法学家之一——站出来反驳：“教法的核心是‘公平’。如果丈夫可以随意说塔拉克，而妻子连离婚的资格都没有，这公平吗？《古兰经》还说‘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难道我们要看着女性在痛苦里挣扎，还说这是‘正义’？”

这场辩论持续了半年，议会的走廊里每天都堆着支持方和反对方的传单。支持方说“公平不是男性的专利”，反对方说“传统不能丢”。直到1995年夏天，哈梅内伊的一次讲话，让天平倾斜了。

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大学的演讲里，提到了一段往事：

“我年轻的时候，在马什哈德当法官，遇到过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是个赌徒，把家里的钱都输光了，还经常打她。她来法院申请离婚，我判了，但后来她来找我，说‘法官，我不敢回娘家，邻居会说我不守妇道’。那时候我就想，我们的法律不仅要‘判离婚’，更要‘保护离婚的女人’。”

最后，他说了一句让全场安静的话：“宗教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要活在当下的。如果法律让女性痛苦，那我们就该修改它——这不是违背教法，是让教法更符合真主的慈悲。”

这段话被“伊朗妇女权利运动”印成了传单，贴满了德黑兰的大街小巷。女性的声音，终于传到了最高领袖的耳朵里。

1995年11月19日的议会表决，成了伊朗女性权益的“转折点”。

支持方的议员提前做了准备：他们带来了玛丽亚姆的病历——那个被丈夫打骨折的马什哈德女人；带来了法里巴·阿齐兹收集的100份“痛苦陈述”；带来了大阿亚图拉设拉子的支持信。反对方的议员依然挥舞着《古兰经》，喊着“破坏家庭”，但支持方的声音更响：“我们要的不是‘破坏家庭’，是‘拯救家庭’——让那些在痛苦里的夫妻，能体面地分开！”

最终，89票赞成。当结果宣布的那一刻，法蒂玛·哈希米议员哭了。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我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照在议长的木槌上，闪着金色的光。我知道，我们不是赢了法律，是赢了‘人’的权利。”

新修订的《婚姻法》第1133条，写得很清楚：

“女性在以下情况可向法院申请离婚：

丈夫对其实施持续性身体或精神虐待，经法院认定已无法忍受；

丈夫遗弃超过两年，未履行任何家庭责任；

丈夫拒绝支付子女抚养费，经催告后仍不履行；

婚姻关系破裂，无法维持。”

更重要的是，法律取消了“男性证人”的要求——女性自己的证词、医院的伤情鉴定、邻居的证言，都能成为证据。

这个法律生效的那天，玛丽亚姆带着三个孩子去了法院。

她是马什哈德的裁缝，丈夫是个酒鬼，喝了酒就砸东西。以前她不敢离婚，怕法院说她“没耐心”，怕邻居说她“克夫”。现在，她拿着医院的CT片（显示肋骨骨折）、居委会的证明（丈夫三个月没回家）、邻居的联名信，走进了法院。法官只问了她三个问题：“你确定要离婚吗？”“你能养活孩子吗？”“你怕什么？”玛丽亚姆说：“我怕他再打我，怕孩子跟着他学坏，怕自己一辈子活在恐惧里。”法官点了点头，说：“我判你离婚，孩子归你，他每月支付200万里亚尔的抚养费。”

走出法院时，玛丽亚姆抱着最小的女儿，阳光照在她的新衣服上——那是她用裁缝店的布料做的，第一次穿得这么体面。她对女儿说：“以后，我们不用再怕爸爸的拳头了。”

但法律的落地，从来不是“一键生效”。

在农村地区，很多女性还是不敢离婚。克尔曼省的一个妇女，丈夫把她打得耳朵聋了，她拿着诊断书去法院，法官却说：“你一个农村女人，离了婚能做什么？回去好好过吧。”后来，“伊朗妇女权利运动”的志愿者帮她找了律师，陪她上诉，折腾了半年，才拿到离婚判决。

在城市里，也有阻力。有些男人知道妻子能离婚了，开始变本加厉——有的藏起工资，有的威胁要杀妻子，有的把孩子藏起来。但这些都没能阻止趋势：德黑兰大学2000年的调查显示，女性提出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