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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7.论优质资源与龙头AI成为全球投资两大主线的宏观逻辑与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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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8年的全球化黄金时期,其底层经济逻辑是“高增长、低通胀”的大缓和时代。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范式转换。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化进程受阻、以及最深层次的矛盾——全球债务的无限累积,共同描绘了一幅全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宏观图景。

传统的投资范式,如基于低利率的成长股估值模型,或基于全球供应链顺畅的周期性投资,正在失效。投资者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各国政府债台高筑、传统政策工具几近失效的今天,未来的经济政策将走向何方?而这一政策路径又将如何重塑资产价格的定价核心?本文认为,答案清晰地指向了两个方向:由债务货币化所驱动的实物资产重估,以及由生存压力所倒逼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这正是优质资源与龙头AI成为两大投资主线的深层宏观根源。

我们先来聊下如今全球的债务危机——“灰犀牛”的风险本质与必然出路。

全球最大的灰犀牛不是俄乌冲突,不是中东冲突,不是特朗普,不是中美贸易战,而是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全球所有大国都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虽然债务侧重点不同,但政府债务占比都很高,且规模之大、增速之快、占GDP比例之高都是到了高点。在历史上也有多个大国出现债务危机情况,但不是所有大国,即便是一战和二战时这种特殊时期也是英法日德债务很高,但美国债务很低。现在是所有大国都债务很高,很多中小国家更是已经深陷债务危机、财政破产、纸币破产。

当前全球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其普遍性、规模性与高速性。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债务总额已突破300万亿美元,与全球GDP的比率达到历史高位。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此次债务危机并非个别国家的特例,而是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共同深陷其中的系统性危机。正如引言所指,即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存在美国这样债务相对健康的经济体作为“稳定极”和“最后贷款人”。而今,所有大国都成为债务链条上的一环,形成了“一损俱损”的脆弱平衡。

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特征是:债务规模之大,已无法通过经济增长自然消化;债务增速之快,远超GDP增速,利息负担持续蚕食财政空间。许多中小国家,如斯里兰卡、阿根廷、加纳等,已率先陷入债务违约或财政破产的境地,这更像是这场全球性危机的前奏。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政府化解债务的路径选择与必然结果。

面对如此规模的债务,政府在理论上拥有四种工具,但其可行性差异巨大:

第一种是开源,开源分为对内和对外。对外发动战争掠夺在核威慑背景下成本极高且不可控,在历史上这类国家或政府穷兵黩武,大多以失败告终;而对内增加税收则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和社会压力,极易引发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历史上成功通过增税化解巨额债务的案例寥寥无几。

第二种是节流,在债务压力下,社会福利、公共开支等刚性支出具有“只能增不能减”的棘轮效应,削减支出是“反人性”的,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几乎无法推行。

第三种是债务违约,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公开的实质性违约意味着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将导致资本外逃、货币崩溃、经济与社会秩序崩塌,代价无法承受。

第四种是债务货币化,相较之下,通过中央银行“印钞”购买政府债券,间接稀释债务,是政治阻力最小、操作上最简单、短期内民众痛苦感最弱的选项。政府只需承担未来通胀的风险,而将成本隐性且分散地转移给所有货币持有者。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在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各国政府将不约而同、或明或暗地走上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成为主流,2020年疫情后“财政赤字货币化”被广泛接受的底层逻辑。这一趋势在未来只会加强,不会逆转。

所以纸币信用下降,长期结构性通胀时代的来临。

持续的、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其最直接的宏观经济后果就是本币购买力的系统性贬值,即通货膨胀。尽管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廉价的商品进口压制了通胀显性化,但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地缘冲突导致能源和粮食成本上升的今天,通胀已经从“暂时性”的幽灵转变为“长期性”的现实。

因此,投资策略必须建立在“后疫情加后全球化加高债务”时代将是一个长期结构性通胀时代的基本判断之上。在这一背景下,资本的避险与增值需求将发生根本性转向,从追逐未来的现金流折现,转向寻求当下的实物资产锚定。这便引出了第一条核心投资主线,优质资源。

在法币信用被持续稀释的环境中,具备稀缺性、实用性和不可再生性的实物资源将重新成为价值的终极锚点。它们是对冲货币贬值最直接、最历史悠久的工具。

首先是能源,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

能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其需求刚性极强。在能源转型的漫长过渡期内,传统化石能源因长期资本开支不足,供给弹性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和全球总需求的增长使其供需持续紧平衡。任何地缘政治风波都会加剧其价格波动。投资于拥有优质资源储量、低成本生产能力和稳定现金流的能源公司,不仅能受益于可能的高能源价格,其自身产生的强劲现金流和高额股息也具备强大的防御价值。

第二是工业金属,工业金属电气化的骨骼。

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和AI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铜、铝等关键工业金属产生了巨大的新兴需求。例如,电动汽车、电网、数据中心等均是耗铜大户。然而,这些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是资本和能源密集型产业,新增供给周期长、约束多。当巨大的需求增长遇上缺乏弹性的供给时,其价格上行压力巨大。这类资产同时受益于通胀环境下的商品属性重估和科技革命带来的需求拉动,具备“攻守兼备”的特性。

第三是贵金属,贵金属是最后的避险堡垒。

黄金作为千年来的价值储藏手段,在法币体系受到质疑时,其货币属性会凸显。它不产生利息,但其价值正在于它不依赖任何政府的信用。在全球不确定性高企、央行持续购金的背景下,黄金是对冲尾部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的终极保险。白银则兼具贵金属的金融属性和光伏、电子等工业用途,其波动性更大,但在特定阶段潜力可观。

投资逻辑总结:优质资源主线的核心逻辑是防御与价值重估。它是对冲全球宏观风险、应对“灰犀牛”冲击的“盾”。投资者应关注那些资源品质优异、成本结构领先、财务稳健、且愿意回馈股东的行业龙头企业。

第二条主线是人工智能的优质龙头公司。如果说资源主线是对旧世界问题的应对,那么AI主线则是对新世界机遇的拥抱。它代表了解决债务危机根本出路的希望——通过技术革命创造增量财富,做大经济蛋糕。

首先,我们来看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颠覆性。

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突破,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它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如同蒸汽机、电力和互联网,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将深刻变革几乎所有行业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其带来的全球生产率提升潜力,是走出当前全球经济“滞胀”泥潭的唯一长期希望。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龙头公司的“护城河”效应。

AI产业的发展需要天量的资本投入、顶尖的人才储备和高质量的海量数据。这决定了行业将呈现高度集中的“赢家通吃”格局。龙头公司,无论是算力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如英伟达、台积电,还是基础大模型的开发者,亦或是拥有深厚行业知识和应用场景的垂直领域领导者,都将建立起极高的竞争壁垒。投资于这些龙头公司,本质上是投资于未来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和“标准制定者”,其增长潜力和定价权是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

穿越周期的增长能力在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甚至衰退的环境中,能够通过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为客户创造真实价值的AI应用,其需求反而可能增加。龙头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现金流和技术优势,更能抵御经济下行期的冲击,并在危机后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优质的AI资产并非纯粹的“风险资产”,而是具备在逆境中实现结构性增长的能力。

再来看看这两大主线的辩证统一与投资策略构建。

表面上看,资源AI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主线,但内在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未来图景:一个在债务压力下不得不依赖货币刺激,同时又亟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