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专栏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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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东京特约记者介绍日本社会、中日关系最新动态。

  1. 4d ago

    日本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日本时间5月28日发表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日菲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达成一致。为此，日本时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为什么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开始海洋划界谈判，而为什么中国会强烈抗议呢？日菲海洋划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所说的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洋边界，可能是指从日本与那国岛附近向南，到菲律宾伊特巴亚特岛（Itbayat）及其北侧的雅米岛（Yami Island）再往北的海域，其宽度不足400海里，因此双方的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主张依据（即可能拥有EEZ的法律基础）发生重叠，需要进行边界划定，可能涉及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群——与那国岛、波照间岛等及菲律宾吕宋海峡之内、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等。 从国际法角度看，日本与菲律宾启动海洋边界划界谈判本身是符合国际法的行为。依据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两国海岸相向或相邻时，如果双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或大陆架主张发生重叠，应通过协商划定海洋边界。《海洋法公约》第74条（EEZ）和第83条（大陆架）都规定：应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 吕宋海峡的宽度大约为370公里，但如果只看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到台湾台东县兰屿乡所管辖兰屿之间的巴士海峡，宽度大约为140公里，两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相互重合的，至今菲律宾还和台湾方面有争议。 台湾外交部于6月5日再次强调，日本及菲律宾未来相关划界谈判与结果均不影响台湾依国际法及海洋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也不影响台日或台菲双边既有渔业协定的执行。这不仅已获得相关国家公开确认，也是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国际司法判例中，双边条约或协定仅对缔约国有效的法律依据。 但是中国认为：在菲律宾以东、台湾以南及巴士海峡周边海域，中国拥有相关海洋权益，中国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认为不能把中国放在一边由日菲双方划界。 从表面上看，双方划界后，渔业管理更明确，海底电缆铺设更容易，海上能源开发更方便。 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对抗的问题，首先是第一岛链问题。 第一岛链是指东亚的海岸线往东延伸向太平洋的列岛线，北段为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段为台湾岛，南段为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大巽他群岛）等。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1年提出在海上遏制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岛链，被视为这一战略的开端，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提供了美国及盟友一个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往太平洋移动。 但是，当下中国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部分战略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分析，随着远洋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海军已突破传统近海防御范围，活动范围从连接冲绳、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海域逐步扩展至由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等构成的所谓第二岛链以西海域，其长期战略目标之一是建设具备持续远洋行动能力的海军力量。随着中国海军活动范围扩大、中国海警在菲律宾周边海域执法活动增多，中国舰艇乃至航空母舰编队频繁通过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等国际水道。2025年6月7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在硫磺岛以东南鸟岛海域首次开展活动。同时，中国另一艘航母“山东号”7日下午出现在距离冲绳县宫古岛东南约550公里的海域，9日则航行至小笠原群岛的冲之鸟岛北侧、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范围内。这是中国航母首次进入从日本延伸至关岛、印尼的所谓“第二岛链”。此外，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也是首次确认。中国两艘航母同时逼近日本近海，引起日本方面的深刻担忧。 日本、台湾和菲律宾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深化安全合作，并已就启动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达成一致，其中连接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吕宋海峡是谈判的一个重要海域，该海域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吕宋海峡以及连接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都是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吕宋海峡中的巴士海峡是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深水航道，也是中国潜艇和水面舰艇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路线之一；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属于国际水道，是中国航母编队和大型水面舰艇前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的重要通道；与那国岛周边海域位于琉球群岛西端，靠近台湾东北方向，也是中国海军舰艇往返西太平洋活动时经常经过的海域之一，因此，美日两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这些海上通道的监视与警戒。 从战略层面看，日菲完成海洋划界后，虽然无法阻止中国舰艇依据国际法通过相关国际水道，但有助于双方明确海上执法权限，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推动情报交换、海空监视、联合巡逻以及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建设。随着日菲同盟关系与美日同盟、美菲同盟之间的协调不断深化，三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并可能在台海等地区安全议题上加强信息共享与行动协调。 日本为此正在加强这一地区的国家展开军事与海上执法合作，5月5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签署了《有关进一步推进日菲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日菲防长联合声明》。双方还一致同意设立工作组，就包括日本阿武隈级护卫舰和TC-90教练机在内的防卫装备转让事宜展开讨论。2016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项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能力强化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了10艘44米级巡逻船；2022年，作为该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又交付了2艘97米级大型巡逻船等，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提供的巡逻船总数达到12艘，并预定将再提供5艘大型海岸巡逻船。日菲也在最近签署或准备签署各种军事协议，加强联合对抗中国海上霸权的力度。《日菲部队间合作便利化协定》（RAA）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提高了日本自卫队（JSDF）与菲律宾武装部队（AFP）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效率；《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于2026年1月15日签署，6月6日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该协议将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保护军事秘密信息协定的谈判，该《军事秘密信息保护协定》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提升两国之间以及与其他伙伴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框架。 6月1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举行了日马首脑会谈，会谈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发表了《日马联合声明》,两国政府还签署了两国海上保安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就能源合作及强化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海上交通线（Sea Lanes）的安全保障达成共识。日马两国政府还签署两国海上保安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海上交通线（Sea Lanes）的安全保障。 日本正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牵制中国的海洋执法网络，在南海和东海的广阔海域形成对中国的“联合牵制”，除试图与地处第一岛链重镇的菲律宾联合形成执法网络外，也把管辖第一岛链末端的大巽他群岛的马来西亚拉进来，将其地缘触角从“第一岛链”向西南延伸，从而构筑一个贯穿东海、台海、南海直至马六甲海峡的牵制中国的广阔网络，即使不能遏制中国海军舰船通过该海域，也能有效阻止或拿捕最近被此地区的一些国家视为威胁的伪装成渔民的中国海上民兵。一些国家和地区认为：他们隶属于中国国防动员体制，平时从事渔业生产，但在国家主权主张受到挑战或处于主权争议海域时，会受命转换为准军事角色，配合中国海警与海军执行任务，目前中国渔民等的非法渔业活动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海域已成为深刻的问题，2026年6月10日，《每日新闻》发表题为《日本将与马来西亚签署海上保安合作备忘录，拟在首脑会谈中达成一致》的文章中指出：“为实现高市首相所倡导的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FOIP）构想，双方将加强在打击非法捕捞、走私活动以及海上搜救等领域的合作。” “马六甲海峡毗邻马来西亚等国，是全球重要海上交通线的战略要冲，大量运往日本的原油等重要物资都需经由此地运输。此外，在南海地区，中国从事非法捕捞等活动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虽然日方反复强调日菲海洋划界 “只是规定作为缔约方的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从国际法角度看也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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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un 10

    中国把日本定位为“新军国主义” 日中关系举步维艰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这以后日本方面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去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指出： 高市的涉台谬论绝非孤立的政治妄言，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偏执和狂妄。近年来，日本在强军扩武道路上疾行狂飙，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在此背景下，高市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是为日本军事扩张寻找借口，蕴藏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苗头。 这以后中国舆论围绕“军国主义”这一关键词万炮齐轰，不断升级，说高市政权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战略出现“危险转向”，日本有重新军事化倾向，亚洲国家必须警惕日本战略走向等等。 这些文章虽然一开始还主要使用“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招魂”等说法，但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指出：中方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任何复活军国主义和形塑“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行径，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这应该是中国官方将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首次定义为“新型军国主义”。 之后官媒等迅速跟进，将“新型军国主义”这一定性不断系统化。 202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题为《“新型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再次引向深渊》的文章，这是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系统地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标志性文本，文章指出:日本右翼执念不改，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 202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题为《必须遏制日本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必须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际正义力量的高度警觉。 系统性论证的正式提出，基本可以视为官方定性的完成。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这种说法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发酵，频繁出现在中央媒体的评论与报道系列及政府的外交问答中。 《人民日报》3月17日在快手平台账号“人民日报国际”上发表题为《四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 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欺骗性、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扩张的国内外背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系统性实施的危险阶段、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这四个方面定性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寰宇平”的评论文章《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是现实威胁，必须遏制其成势》，可以说是上述文章的扩写版。 中国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日本不是旧日本帝国式的军国主义，而是21世纪条件下的推向的新的“军国路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月31日宣布在日本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表示，中方对日方上述动向严重关切。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026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使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这一表述。郭嘉昆当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随后，5月12日外交部进一步升级措辞，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6月1日，外交部又专门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对“新型军国主义”指控的辩解，说明这一表述已经成为官方固定用语。 中国官方批评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危险”，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存在，但是现在已上升为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的高度，这是中国对日本有关“军国主义复活”的升级版定性，是把复杂政策争议压缩成一个容易传播、容易动员国内外公众情绪的升级版标签。 在5月14日于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主席点名批评高市首相，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在5月20日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敦促日本政府应从中汲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因为这曾经给世界各国人民和日本自身带来深重灾难。”由此把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定性正式写入了外交文件。 首先，中国希望通过把高市政权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激励日本国内反高市势力，提高日本政府继续推进相关政策的政治成本，因为许多日本人并不支持大规模扩军，卷入台海战争及持续增加防卫费等。 再一个就从历史脉络上拉近与受过日本侵略的韩国、朝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牵制这些国家和日美联合对付中国。 而日本在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后，一直希望日中关系能走上正常轨道，但是高市政权上台后，日本国内失去了以往能与中国密切沟通的管道，公明党已高市政权分道扬镳，曾在自民党内对促进日中关系改善做出很大贡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原自民党骨干都被边缘化。高市政权没有办法，只好把希望放在因国际会议等访华的大臣等通过与中方有关人士的“不期而遇”举行会谈等改善关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自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就“台湾有事”作出国会答辩以来，这是日本阁僚首次访华。他在出发前于羽田机场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方发来了十分郑重的邀请函。”并说明将像往年一样，以主管阁僚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与中国方面并无正式接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成功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阁僚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阁僚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短时间的站立交谈。赤泽表示：“在不影响正式晚宴进行的范围内，我主动上前向王部长搭话，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就在朝主桌走过去的时候，王部长正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便走过去，跟他说了声‘呀呀（你好啊）’，聊了几句。”但是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过就是打了个招呼，日方曾提出赤泽与王文涛正式会谈的请求，由于中方未予回应，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目前，把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台湾海峡、东亚、南海的一个战略键词，在美中关系上，通过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叙事键词，重温美中共同抗日的历史；在东亚问题上，提醒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并延伸此叙事逻辑链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在台海问题，将敌人精准聚焦“台独”和日本，以弱化和分离日美同盟对“台湾有事”的共同对应态势，因此，可以说，只要高市政权存在，日中关系的改善的路途就会相当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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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Jun 1 ·  Bonus

    为抗衡中国 日本和菲律宾将展开哪些军事合作？

    5月26日至29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二世及夫人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双方在海洋问题上都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压力，管辖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2025年12月30日发布消息称，在位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处于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内，确认中国海警舰全年航行天数累计达356天，刷新了自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以来的最高纪录，中菲围绕菲律宾专属经济区（EEZ）内的部分海域和岛礁的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争端不断，双方在黄岩岛、仁爱礁等争议海域多次发生对峙、水炮喷射和船只擦碰等摩擦，因此日菲双方都有强烈的合纵连横，制衡中国的意向，这次马科斯访日，双方讨论了多项在军事上合作事项。 首先，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而向菲律宾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等，将是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后第一桩具有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项目。 在会见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为推动“阿武隈”级护卫舰以及TC-90教练机等装备的移交，加快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日本与菲律宾两国政府已就向菲律宾出口阿武隈级护卫舰达成一致。 阿武隈级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旧型舰艇，根据日本于2022年12月制定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级舰将于2027财年前全部退役，但是对于海军舰队较弱的菲律宾来说仍有用武之地，阿武隈级优势包括：① 减少舰员编制（省人化）；② 采用轮换舰员制度（目前尚未实施）；③ 多功能化（包括具备反水雷作战能力）；④ 通过隐身化和高速化设计，能够在高威胁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⑤ 具备远程航行能力；⑥ 建造成本较低，但物美价廉等。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大部分主力舰艇也多为进口的二手舰艇或吨位相对较小的舰艇，例如，作为菲律宾海军主力的何塞·黎刹级护卫舰虽然较为现代化，但仅有2艘，该级舰由韩国现代重工建造。 而阿武隈级护卫舰，虽然说是日本将要退役的二手舰，但可以在物美价廉的前提下保证数量，并提升专属经济区（EEZ）监视能力，确保在南海的持续存在（常态化部署），获得反潜作战能力及加强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合作。 TC-90教练机是以美国的通用航空及军事航空生产商比奇飞机公司（Beechcraft）“空中国王”（KingAir）  C90为基础改装而成的训练机，主要用于仪表飞行等导航训练。该机型目前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第202教育航空队配备有28架。 美国海军也装备了以“空中国王”（King Air） C90为基础开发的T-44教练机，作为大型飞机飞行员的训练用机，可以帮助菲律宾培养优秀的飞行员。 第二，双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日本将继续通过提供海岸巡逻船和开展联合训练等方式，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升能力。为了支持与船坚炮利的中国海警船对峙，2016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项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能力强化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了10艘44米级巡逻船；2022年，作为该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又交付了2艘97米级大型巡逻船等，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提供的巡逻船总数达到12艘，并预定将再提供5艘大型海岸巡逻船。 第三，两首脑表明，将继续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推进合作，并同意尽早召开下一次外交、防务部长会议“2+2”会议）。日本外务省在2026财年最初预算案中，为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等无偿提供防卫装备等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编列了181亿日元预算，较本财年初始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其目的是在应对中国海洋扩张的背景下，提升支援对象国的军事能力，确保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航道）的稳定。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依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于2023年4月设立，以支援“友军”特别是“对中国抱有担忧的国家”，以强化日美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推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形成“同志国”的海上防线，将日本的影响力投射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以提升“印太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对华威慑力，具体设想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支援对象，无偿提供卫星通信系统、警戒监视雷达、巡逻船以及帮助建设军民共用港口等，提高对象国的军事能力。 最初的援助物资主要是雷达和海岸巡逻船，但内容正逐步多样化。随年度预算增加，除了扩大所支援的国家外，还提供性能更高的雷达。 第四，双方领导人欢迎《日菲部队间合作便利化协定》（RAA）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提高了日本自卫队（JSDF）与菲律宾武装部队（AFP）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效率。双方还欢迎该协定生效后已被应用于多项联合演习。 第五，双方欢迎《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于2026年1月15日签署，并就尽可能早日使其生效保持密切协调。该协议将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该协定已于6月6日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 第六，双方认识到，《军事秘密信息保护协定》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提升两国之间以及与其他伙伴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框架，因此同意启动有关保护军事秘密信息协定的谈判。 虽然日本现在极力在军事上支持菲律宾，但是菲律宾仍然无法与军事上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抗衡，但是随着菲律宾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安全合作，南海问题已不再只是中菲双边争议，而越来越具有地区和大国竞争及合纵连横的色彩，日本希望这个问题与东海问题联动，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制衡中国，在日本看来，多一个与中国抗衡的棋子，日本的安全系数就会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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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y 25

    自民党成立巨大政治联盟 为高市政权长期化铺路

    为了支持高市政权，日本自民党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于5月21日成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该组织意在形成由支持高市早苗首相（党总裁）的议员构成的“主流派”，加入者竟然趋之若鹜，超过了自民党国会议员总数的八成，达347人，形成了“高市一强”的政治局面。 自民党内部历来派阀林立，但是由于自民党派阀将政治资金宴会收入变为议员“小金库”的“黑金事件”，2023年12月，检方对自民党两大派阀安倍派和二阶派事务所进行搜查，对两派的会计负责人进行略式起诉，对多名自民党议员进行立案侦查，这样，从2014年初开始，以最大的派阀安倍为首，原森山派、原岸田派、原茂木派、原二阶派相继解散，麻生派则就派阀政治资金宴会收入方面表示，“收支报告书中没有未记载情况”，因此继续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约有60人，而支持高市早苗的新联盟“国力研究会”达347人，如果也把在这个组织也成自民党的派阀，那就是自民党史上最大的派阀，用自民党某干部的话来说，就是“诞生了史无前例的超大型集团”。 “国力研究会”由前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干事长代行萩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官房长官木原稔担任事务总长。 “国力研究会”的简称“JiB”，源自高市首相去年秋天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的口号“Japan Is Back（日本回来了）”，其“支持高市”的目的十分明显，再加上将内阁核心人物官房长官木原稔安排为事务总长、把与市最亲近的山田宏（党中央政治大学院院长）安排为事务局长，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巨大高市集团的成立”。 由于高市首相原本并不拥有牢固的党内基础，明年秋天还将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因此高市与党内心腹们才策划成立这一议员联盟，为高市连任自民党总裁继而连任首相铺路。据称，这一团体事务局向自民党全体国会议员发出了参加邀请，结果有超过八成、即347人加入。参与事务局工作的一名自民党中坚议员表示：“报名申请蜂拥而至，汇总工作非常困难。” 为什么自民党议员们蜂拥而至，加入巨大的支持高市的政治集团呢？ 在高市上台之前，自民党历经艰难苦涩的路程。由于自民党派阀“黑金事件”，自民党在三次选举中惨败。在2024年10月众议院总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的议席数较公示前的势力（279席）大幅减少，跌破了过半数（233席），自民党时隔约30年再次沦为少数执政党；在2025年6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仅获得21席，创下历届都议会选举最低纪录，比原有的30席大幅减少；在2025年7月20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惨败，此次参议院选举共改选125个议席，执政联盟自民党与公明党把“维持执政党在参议院整体过半数”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但结果却从改选前的66席（自民52席、公明14席）大幅减少，仅获得47席，遭遇惨败，再加上此次未改选的75席后，总数仍未达到过半数（125席），沦为少数执政党。在这些选举中，执政党许多大佬、骨干纷纷落马，首相石破茂被迫辞职，自民党面临解党危急。 但是高市早苗当选总裁继而担任首相后，主导了今年严冬时期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史上最多的316个议席这一令人惊叹的结果。 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国会议员来说，领袖在选举中的强与弱，关系自己的政治生命，而高市上台半年多，顺风劲吹，据时事通信于5月5日至18日实施的5月舆论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59.4%。 而根据JNN于5月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月调查上升2.7个百分点，达到74.2%。虽然高市就任首相已经过去半年，但支持率依然维持在高位，与历届政权相比，在执政半年后仍能保持如此高支持率的情况也仅有3例，可谓极为罕见。成立“巨大高市政治集团”，就是希望支持高市长期执政，为其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也带来自民党和自民党议员们的稳固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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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y 18

    特朗普访华：日本期待什么？担心什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5月13日开始访问中国北京，并于次日14日及1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应对伊朗局势、台湾问题以及美中经济与贸易关系等进行了讨论，虽然也存在意见对立，但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对话，美中关系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后，中方说明称，双方确认将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美中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日本时间15日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地在特朗普访华后返回美国的途中，正在处于飞行中的空军一号中的特朗普进行了15分钟的电话会谈，询问访华的细节等。   那么，日本对特朗普访华有什么期待呢？首先，日本也期待美中关系安定，减少风波，这样会减轻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军费的压力以及中国对于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的军事与经济的压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5月14日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能够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种安定，必须是在日美同盟对中国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上的抑制力量，并保证台湾海峡稳定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特朗普政权奉行的政策是“交易胜过同盟”，如果特朗普重视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胜过日美同盟，那么对在领土和经济安全保障上与中国存在对立因素的日本就是一个噩耗，因此日本十分关心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是如何表述的？ 在这次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将台湾问题定位为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日本十分关心美会不会将原来美方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加以更改。有观点指出，美方可能会被要求将原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改为“反对台湾独立”。部分专家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作出让步，或顺应习近平脱口而出，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政府虽然明确表达过“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在由日本政府明确发布的外交文件或政治人物代表政府的谈话中，没有发现这种表现。 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基于《日中联合声明》第三项中写的那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基于《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果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那么日本是否要跟随同盟国做出同样的表达？这对日本政府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再一个就是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中方强烈要求美国停止或限制对台湾的销售武器，特朗普本人也曾表示：“习主席并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会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总统自2025年12月起，已经连续5个月暂缓规模创历史新高的对台武器销售，美国国会在2026年1月已经批准一项约140亿美元的新对台军售案，但特朗普政府至今（2026年5月）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正式通知国会，特朗普本人在最近访华后也公开表示“还没决定”。 如果美国在向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上和中国进行“事前协商”，就有可能触犯自里根政府时期以来持续实行的对台政策重要原则——“六项保证”。 美国于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向台湾提出了“六项保证”： 美国并未同意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美国并未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进行协商； 美国不会担任台北与北京之间的调停者； 美国并未同意修改《台湾关系法》； 美国并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 美国不会向台湾施压，要求其与中国展开谈判。 日本非常希望美国协防台湾，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也是协防台湾的重要举措。台湾是第一岛链中的关键，在第一岛链处于中枢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掌握台湾能有效遏止东海与南海咽喉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与第二岛链内海域形成有利航道，同时也是前往远洋的便捷之路。在地缘环境下，台湾扮演防止中国海上力量不当扩张的安全阀，这里也是一条没有能源的日本从中东等地运送能源和物资的海上“生命线”，日本92%及韩国65%能源需经过台海与南海运往本国。台湾如被大陆拿下，美国在西太平将完全处于劣势，日本与关岛也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也随时可以被中国切断。 围绕台湾问题，根据第二次安倍晋三政府（2012年至2020年在任）时期建立的安全保障法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多次进行了以“台湾有事”为设想的联合演习。高市早苗首相在2025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针对当时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的提问表示，如果中国“动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则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暗示日本可能动武。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也加紧了联合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合纵连横”，对抗中国。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日本首先通过武器出口，增强与美国在武器运用上的共通性和互用性，以增强日美同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上抑制力，再一个就是日本会向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周边国家出口武器，增加对中国的制衡力。日本现在正在和菲律宾商讨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的事宜。 而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放软身段，不断削弱对台湾的武力支持，那么在亚洲领导与中国抗衡的角色，就要由日本扮演，这让日本面临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巨大的地缘政治上风险。 但是此次特朗普访华，日本所担心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内部普遍认为，中国方面的发言“基本在预料范围之内，与以往主张并无变化”。一名外务省干部表示：“特朗普没有发表超出预期的言论，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但是美中有关“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新说法也使日本忐忑不安，同时也无法获知奉行“交易胜过同盟”的特朗普，暗地里向中国做出了哪些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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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y 11

    黄金周高市内阁各国奔走 获取能源资源外交大有斩获

    黄金周大型连休期间，在由19名阁僚组成的日本内阁中，高市早苗首相以及10名阁僚纷纷启程出访海外，高市早苗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赤泽经济产业大臣前往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联酋，茂木敏充外相将访问肯尼亚等4个非洲国家，林芳正总务大臣将访问比利时等3个欧洲国家，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而出访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解决能源和资源危机问题。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陷入泥沼状态，承担着日本94%的原油和6%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被封锁，日本面临着空前的能源危机和石油衍生制品危机，同时，高市首相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国会答辩后，中国加紧了对日本的重要矿产如稀土等的出口限制，因此解决能源与矿产资源等来源的多元化问题，是日本吃紧的课题。 首相高市早苗5月1日至5日访问了越南和澳大利亚。越南是包括医疗物资在内、日本供应链的重要据点，也是世界的稀土埋藏量排行第六的矿产资源大国。由于中东石油断供，日本面临着石油衍生产品、特别是医疗用石油衍生产品供应紧迫的危机。在高市访问越南期间，双方一致同意，由日本支持越南炼油厂采购原油，越南确保医疗相关的石油制品向日本的出口。在越南，日本企业等正在生产透析用导管、采血针等石油衍生医疗物资，并出口至日本。 澳大利亚是资源大国，是日本液化天然气（LNG）和煤炭的重要采购来源国，日本40%的液化天然气和70%的煤炭依赖澳大利亚供应，也是日本国内所需求的约三成轻稀土和部分重稀土的来源国。在这次访问中，双方通过首脑会谈确认，将在中东局势恶化背景下，就能源稳定供应展开合作。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关于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的日澳联合宣言》还指出：“我们将以政府支持的投资伙伴关系为基础，认识到日本企业参与澳大利亚包括稀土、镓等关键矿产项目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我们将寻求进一步的投资与承购机会，包括开发新项目、确保现有项目稳定运营，并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伙伴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 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首脑确认，将确保日本依赖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与澳大利亚依赖对外采购的柴油等液体燃料实现相互顺畅流通。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于5月4日至5月5日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在沙特阿拉伯，他在5月4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就实现能源稳定供应交换意见。会谈中，赤泽大臣转交了高市首相致穆罕默德王储的亲笔信。双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推进面向能源韧性强化的合作基本方向。在此背景下，赤泽大臣于5月7日与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举行线上会谈，并达成协议，将成立工作组，研究确保原油稳定供应的具体措施。 双方表示将于下一周初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赤泽大臣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将切实确保我国原油的稳定供应。” 5月5日，赤泽与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兼任日本事务特使的贾比尔、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集团CEO兼日本事务特使苏尔坦·阿尔·贾贝尔会谈，会谈中，赤泽大臣转交了高市首相致穆罕默德总统的亲笔信。 在此基础上，赤泽大臣根据亲笔信提出： （1）扩大原油等资源的稳定供应； （2）迅速补充产油国共同储备； （3）增加日本国内原油储备； （4）基于“Power Asia”计划，扩大亚洲各国原油储备； （5）就恢复与扩大原油生产、运输能力及建设替代运输路线展开合作。 赤泽在与阿联酋方面的会谈中，就追加采购2000万桶原油（约相当于日本8至9天的消费量）达成协议。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航线受阻的情况下，日本计划利用替代性的富查伊拉港确保供应。富查伊拉港于位于阿联酋狭长的海岸线上，地处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面向阿曼湾，是阿联酋一条输油管道的终点，该管道使其能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并且拥有大型的石油储备设施。 赤泽在会谈后表示：“截至5月，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整体替代采购比例，已恢复至中东局势紧张前的大约六成。我们也要求其在6月以后继续稳步增加。” 赤泽大臣还提议，迅速补充已经释放的位于日本国内的产油国共同储备，并将阿联酋的储备规模从目前的800万桶大幅增加，得到对方的同意，据称，日本也向沙特方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日本的原油有94%依靠中东进口，其中约43.3%来自阿联酋，3约9.4%来自沙特阿拉伯，两者加在一起占原油来源的约82.7%，如果日本通过外交活动得到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富查伊拉港运送原油的保障，伊朗问题带来的能源危机基本上就可以解决。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4月29日至5月6日访问赞比亚、安哥拉、肯尼亚及南非。 在赞比亚，茂木敏充访问的最大的成果是将日本在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9，2025年）提出的“提案型合作”——“通过开发纳卡拉走廊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从构想推进到更具体的项目阶段。纳卡拉走廊是一条国际物流通道，将内陆国家赞比亚和马拉维的货物，经由莫桑比克纳卡拉港运往印度洋。2025年8月20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9）期间宣布，正式启动面向莫桑比克、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广域“提案型合作”项目——“通过纳卡拉走廊开发强化全球供应链”。日本此前已持续支持纳卡拉走廊开发，包括通过日元贷款实施的纳卡拉港整备项目（已于2023年10月完工）。近年来，纳卡拉港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作为南部非洲运输路线的纳卡拉走廊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此外，纳卡拉走廊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启动的“提案型合作”，旨在推进纳卡拉走廊地区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强化以及产业振兴，通过加强区域内联通性，提升纳卡拉走廊作为矿产资源等运输通道的价值，从而强化日本在各类资源领域的全球供应链韧性。 在安哥拉，双方同意继续在稀土领域开展合作，并支持日本企业参与安哥拉原油交易。访问肯尼亚的核心内容，是在内罗毕发表面向非洲政策演讲——《“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开创日非关系的未来》。在南非，茂木于5月5日在比勒陀利亚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拉莫拉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铂、锰等关键矿产供应链，并推进企业投资合作。 在访问之前的2026年4月30日，茂木外务大臣向赞比亚《姆韦班图报》和《赞比亚每日邮报》投稿《共同前行、共同构建未来》一文，文中指出： 非洲大陆所拥有的重要矿产、石油等天然资源，不仅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经济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资源，同时也是非洲自身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拥有包括铜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的赞比亚，其存在感正日益增强。为了让赞比亚的矿业以能够改善赞比亚人民生活的方式发展下去，日本也将以官民合作的形式提供支持。 在5月5日的记者会见中，茂木敏充表示：此次行程包括往返日本在内，为期5晚8天，访问了赞比亚、安哥拉、肯尼亚和南非。此次一系列访问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深化与非洲的合作。非洲是“全球南方”中影响力和发声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地区之一。其次，是与拥有丰富重要矿产等资源的非洲各国开展资源外交，加强面向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合作与联动。第三，是通过政策演讲，加强对“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发展，以及日本对非洲外交政策的对外宣介。 在黄金周大型连休期间，日本由19名阁僚组成的内阁中，超过半数各国奔走，而其主要目的是保障没有化石能源、缺少矿物资源的日本在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的能源和资源供应，而且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在获得能源、资源外交上大有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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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ay 4

    高市首相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 加强稀土供应链是重要课题

    高市首相于5月1日起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日本时间2日下午，高市首相在河内与越南总理黎明兴及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举行首脑会谈，关于关键矿产，双方一致同意，就强化包括越南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开展合作。高市首相3日开始访问澳大利亚，配合这次访问，日澳两国政府已于5月1日决定，将稀土和镍等6个开发项目指定为优先项目，双方正加快推进对华依赖度较高的稀土等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多元化。越南和澳大利亚两国均有扩大稀土生产的意向，同时两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稀土储量。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5-2026年最新报告，目前世界的稀土埋藏量排行如下： 1位 中国　约4400万吨 2位 巴西　约2100万吨 3位 印度　约690万吨 4位 澳大利亚　约570万吨 5位 俄罗斯　约380万吨 6位 越南　约350万吨 日本目前在稀土方面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进展顺利，日本的双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双日”）已通过日澳稀土株式会社（JARE）与澳大利亚大型稀土企业莱纳斯（Lynas Rare Earths Ltd）达成基本协议，启动新的稀土矿山开发研究。双方还同意扩大面向日本的中重稀土品种及供应量，将从各个方面推进稀土供应链的多元化。 双日自前身“日商岩井”时代的1960年代起，便开始经营稀土业务。2011年，双日公司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共同出资成立了日澳稀土株式会社（JARE），并通过该公司向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Lynas）投资约200亿日元，使稀土年产最高9000吨，日本国内所需求的约三成轻稀土的供应得到了可预期的保障。双日还与莱纳斯签署了来自西澳大利亚州芒特韦尔德矿山轻稀土的日本市场独家销售协议，此后，双日通过日澳稀土株式会社多次向莱纳斯提供融资和投资。2023年3月，日本首次在 “重稀土”方面获得了权益，获得澳大利亚莱纳斯重稀土（镝、铽）权益， 此次合作使日本企业首次获得重稀土权益，确保了用于永磁体（钕磁铁）等产品中的重稀土镝和铽的供应，权益占比最高可达65%，并已于2025年10月开始出口日本。 但是在稀土精炼方面，澳大利亚急需日本的合作，从目前的情况看，澳大利亚生产稀土的成本偏高，无法与中国竞争，因此需要日本的技术和投资。 拥有稀土和天然气等资源的澳大利亚北领地官员，北领地贸易商务及亚洲事务部长罗宾·卡尔4月在东京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与日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其重要。”并展现出推动资源开发合作的积极态度。 稀土的精炼对环境造成的负担极大。据称，每精炼1吨稀土，就会产生2000吨矿渣以及1000吨含有重金属的废水。此外，由于稀土往往与放射性元素共生，因此这些废水中通常也含有放射性元素。因此，各国长期以来都放弃在本国进行精炼，而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最初也是在污染环境的情况下进行精炼，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发出了从开采到精炼全过程减少环境负荷的技术。而日本也正在开发突破这一“环境与成本壁垒”的日本独有精炼技术。如离子交换法利用特殊树脂，像磁铁一样高精度地吸附并提取所需金属。在2024年日本原子能机构（JAEA）的实验中，铽的选择率超过93%，显示出能够大幅缩短工艺流程。还有离子液体萃取法，即使用挥发性和毒性较低的“离子液体”，与传统溶剂萃取相比，可减少80%的废液，并有望降低20%至30%的成本。 越南为了发展稀土产业，也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外国投资。越南政府机构强调，与拥有稀土分离、精炼及下游制造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合作很重要，尤其欢迎能够支持现代化处理技术转移、深加工设施建设以及在国内建立完整稀土价值链的投资者。 2011年日本与越南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越南稀土资源采矿与开发领域研究及技术合作备忘录》，，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共同向越南提供勘探及冶炼技术，支持越南稀土开发。2011年至2016年3月的5年间，三井金属集团旗下日本钇业株式会社的技术人员参与了从矿石处理到稀土分离精炼的联合研究，负责稀土回收所需的溶剂萃取分离与精炼试验，并因在稀土回收技术指导及技术人员培养方面作出的贡献而获得越南方面的认可和表彰。 在越南稀土金属市场上，也有包括东海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100%日本企业“SRE Vietnam Company Limited”在内的其他外国企业进入。该公司于2008年开始投资位于越南红河三角洲的河南省的一座稀土处理工厂，当时工厂年产能为1198吨，当时计划到2025年将产能扩大至3倍。 现在中国正在加紧对日本实行稀土出口控制，中国商务部1月6日宣布，加强对向日本出口双用途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3月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量约为184吨，比前一个月约222吨减少了17.3%。目前，尽管日本努力寻求稀土来源渠道多元化，但中国依然控制着全球约70%的稀土供应和90%以上的精炼产能。日本约60%-70%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其中在制造高科技产品、电动汽车电机所必需的镝、铽等重稀土方面，依赖度高达90%-100%。 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压力下，正在加紧稀土来能源的多角化外交活动，这次高市首相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共同建立稀土等重要矿物原料的供应链是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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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pr 27

    日本解禁杀伤武器出口 对日中关系有什么影响?

    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这是自1947年制定的战后宪法以来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日本在战后防卫政策脱离和平主义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举动，中俄朝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那么，这一转折将对日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日本战后宪法中明确规定放弃将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不保有战争力量。1967年，日本佐藤荣作内阁制定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三原则规定，(1)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武器；(2)禁止向联合国决议规定实施武器禁运国家出口武器；(3)禁止向国际冲突的当事国或有冲突危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当时的三木首相提出对三原则以外的地区出口武器也要慎重，三木武夫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又附加提出了几项原则，其一是禁止向三原则对象地区以外的地区出口武器，另一项是相关武器制造设备的出口也参照武器出口标准执行。通产大臣田中六助在国会答辩中说：原则上是不能出口武器的，事实上相当于全面禁止了武器及装备的出口，此后历届内阁都继承了三木内阁的见解，但是，1983年，向美国提供武器的限制放宽，日美导弹防卫开发等21宗出口作为例外情况得到了允许。2014年，安倍政权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指南，将可出口的成品装备限定在“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大类之内，如果是为了与他国（主要是美国及其他安全伙伴国）进行共同研发或生产，其装备出口并不受限于上述“五大类”用途。 而在今年4月21日修改后新的运用指针中，这一限制被取消，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护卫舰、导弹等在《自卫队法》上被认定为武器的装备，目前限定为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共有17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法国、德国、马来西亚、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瑞典、新加坡、阿联酋、蒙古、孟加拉国）。此外，不仅允许出口成品，也允许提供零部件和技术。 对此这次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美国和西方国家及菲律宾等表示欢迎，而中俄朝反对，特别是中国的反对的姿态特别强硬。在2026年4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上，日本电视台记者问：日本政府今天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作出修改，允许出口武器，并表示此举将加强日本同伙伴国家的安全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郭嘉昆回答说：“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扩张，对中国及亚洲邻国犯下滔天罪行。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为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战后日本还确立了“专守防卫”等限制军力发展和武器出口的严格规范。1976年日本政府发表对武器出口的统一见解，明确表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慎重处理武器出口。 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那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将对日中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日本武器出口的解禁，会对中国周边的安保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日本首先通过武器出口，增强与美国在武器运用上的共通性和互用性，以增强日美同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上抑制力，再一个就是日本会向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周边国家出口武器，增加对中国的制衡力。例如目前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及黄岩岛的主权归属权争斗激烈，近年来，随着黄岩岛实际控制权的改变及仁爱礁等冲突升级，中菲在南海冲突持续上升，对峙时有发生，而菲律宾无论在海警装备还是海军装备上，都远逊于中国，为了对抗中国，菲律宾对日本的武器装备很感兴趣，甚至计划购买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已超过30年，将逐步退役“阿武隈级”护卫舰。2014年4月，日本制定了《国防装备转让三原则》，在此情况下，菲律宾国防部于2020年与日本三菱电机公司签订合同，日本向菲律宾供应该公司制造的四套预警控制雷达，而这次有杀伤能力的日本武器解禁，相信菲律宾将大量购入日本的武器装备与中国对抗，并将引起中方对日本的强烈愤怒，使中国与日本的间接的军事对抗升级。 再一个就是日本希望通过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促进日本防卫产业的增长。过去，日本防卫产业主要客户仅限于自卫队，利润较低，虽然品质精良，但是市场狭窄，许多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纷纷从军工领域撤退。如果有杀伤能力的武器也可以出口，将大大促进企业向军工产业的回归与重建，成为日本一个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领域。瞄准政府锐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动向，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投资建厂，如IHI预计2028年在富山市完成火箭发动机的新厂房，与生产火炮与坦克相关的日本制钢在广岛市建立了相关新厂房，三菱重工业计划将航空、防卫、宇宙事业的人员从2024年度的7868人增加到2026年度的10000人左右。 鉴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部分修订，防卫省正抓住各种机会，向企业相关人士及各国武官说明修订内容。这些机会包括：面向企业人士和各国武官举办说明会、各国高层官员的相互访问，以及防卫装备厅设立展位参加的国际展会等。 但是，军工产业的一个最关键的原料就是稀土，重要矿物特别是稀土被广泛应用于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是现代制造业的关键基础，是使用电力和磁力旋转的电动机的核心材料。应用于飞机、机器人、手机、空调、等多种领域，在军工领域尤为重要，被称为现代国防工业的“维生素”，掌握着军工生产的“战略命脉”。由于其独特的光、电、磁等物理性质，稀土是制导炸弹、激光、雷达、声呐以及隐身技术等高精尖武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在精确制导与激光技术中， 钕、铽、镝等稀土元素是高性能永磁材料（钕铁硼）的核心成分，用于导弹、卫星、制导炸弹的伺服电机（Servo Motor）；钇铝石榴石（YAG）是军用激光器的核心材料。目前，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的稀土资源，产量占全世界的69%，精炼能力占91%。 如果日本想在军工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目前离不开中国提供的稀土，而中国商务部1月6日，宣布加强对向日本出口双用途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3月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量约为184吨，比前一个月约222吨减少了17.3%，而随着《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部分修订和其矛头直指中国的性质，相信中国将进一步控制稀土对日本的出口，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摩擦和产业链的断裂也将进一步加剧。 从更长期的观点看，日本此举还可能会推动地区军备竞争加剧，促使周边国家增加军费投入与武器采购，加剧东亚地缘政治的对抗，同时，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将更加主动，其外交与防卫政策与同盟国及伙伴国的联动性增强，日中在多边框架中的合作弱化，对抗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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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东京特约记者介绍日本社会、中日关系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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