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最后的八十年代

哲铭

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 用我的声音,感受你的世界,欢迎大家收听,订阅...

  1. 09/29/2021

    北大往事—最后的八十年代第十九集 拮据(五)

    记得干活儿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个学生头一年高考落榜,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要求寒假补课,一天都不能间断,我好说歹说,春节才请了两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课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赶回学校继续教课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楼四层一共亮着三盛灯,水房、厕所和410。有个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黄玫瑰,让它陪我过年。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时时记起寒冷的冬夜30楼410孤灯下的那朵黄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鲜花中最温馨的一朵。 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转机:来请英语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开始拒绝而不再是“被拒绝”了;隔壁的几个女孩儿应某个出版机构之约,集体翻译《斯佳丽》;还有到公司作兼职翻译的;或是自己编了字典准备出版的。待到正式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尝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滋味,不见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为了生计。 几年过去了,当“拮据”渐渐从我们生活中淡出的时候,我依然在记忆深处为它留下一方园地。在那段拮据的日子里,我们有怕喝西北风的忧虑,有几张粮票换来的满足,有“顶风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开怀。那是记忆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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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9/27/2021

    北大往事—最后的八十年代第十七集 拮据(三)

    我一直觉得八八级也应该算划时代的一个年级,尽管它不像五八级、六八级、七八级一样,已经被历史定位了,但它所经历过的许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变革。上小学时,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毕业时,我们又是小学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时,从我们那届开始实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结业,不列入高考范围;大学人学时,我们成了最后一个不交学费的年级;而对于北大,我们还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为八九级正式走进燕园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们更是开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 因为赶上了不交学费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为“拮据”而不是“贫穷”的那一类。我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是母亲一直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抚养我和哥哥,并供我们俩念完了大学。哥哥顾及家里有限的经济来源,自觉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才给我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如果不是赶上八八级,凭妈妈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学费的。那时,社会上的助学机构很少见,各类赞助与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经济起跑线上,即便有爱才助学之心,也大多是望洋兴叹、爱莫能助。所以,我常常为自己赶上了末班车而庆幸,亦为此后怕,经济实力——又一个可能会导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决定因素。 八八年, 当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当其冲地填上“英语系”的时候,并没想到英语系会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语系使用的许多教材都不是书,而是系里免费提供的油印讲义,或者根本没教材,只靠上课记笔记。其二,英语系学生需要读的原著,本该属于“如有翻印,违者必究”的那一类,但那时,我们却可以在外文书店“外宾止步”的那个角落(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几块留给国人的“净土”)买到代用的便宜货。尽管那时我们也会时常流连在原版书柜台前,为那些原版书的精美印刷、别样设计以及其中蕴涵的异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毕业时,班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几本原版读物。大三以后,社会上“维护知识产权”的声浪日益高涨,许多“外宾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缔了。正当我们四处打听哪儿还可以买到便宜书时,居然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我似乎听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同时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说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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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8/26/2021

    北大往事—最后的八十年代第十五集 拮据(一)

    我这里说的“拮据”,决不是偶尔疏忽丟了相机造成的,那样的事情只会给原本已经“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我说的“拮据”,是被历史固定在“贫穷”和“富裕”之间的那个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 不,还真算不上是“贫穷”,只是“拮据”而已,那时候,学校规定的贫困生标准是来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家庭的学生,他们可以享受助学金。而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六七十块钱,至少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至少不用每顿饭都挑最便宜的菜买。可是大家总还是觉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偶尔月末有一点结余,马上会发现每一分钱后面都排着无数的愿望,而每个愿望都不允许同伴插队、加塞儿,否则自己就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 记得刚上大一不久,一次班里的生活委员郭到宿舍里发粮票,他讲述男生那边的生活情况时说:“我们每个月的粮票都花得紧巴巴的——你们看,每天早餐,二两粥、一个馒头就是四两;中午吃四两米饭;晚上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还得四两。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得花一斤二两粮票。我们现在每个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十六斤,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刚好够吃,要是三十一天,就要有一天喝西北风了。”他摇着头苦笑了。410在座的诸位全都听愣了神,这是我们从没细算过的学一则,女孩子本来饭量就小,一样的定量肯定有剩余;二则,我们全都是北京的,周末一般回家过,这样又省下不少粮票。一旦手头富裕,就难得这么精打细算了。那天听生活委员娓娓道来,才知道班里还有三分之一(我们班的 男同学只占三分之一)“受苦人”。从此以后,我们经常把余下的粮票转给班里的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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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8/25/2021

    北大往事—最后的八十年代第十四集 英语系八八级的几个女孩子(十)

    大学四年里,写诗只是校园生活的一个插曲,我从来没想以“诗人”自居,也从没觉得写诗就是生活的全部。大三以后,410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多学几门外语。怡和郁同时修了德语和日语,我和小蔡则是法、德并举;虹原本怕出国前没有太多时间应付考试只选修了法语,但看看一时半会儿出国梦难圆,又自修了德语。一时间410成了“多国部队”营地,410成员的生活也犹如北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苦不苦,想想萨达姆;累不累,看看多国部队”。那个学期我和小蔡每周四下午要上两节德语、三节法语课,上到最后,常常不知所云。一次,我忽然想起一一个词“噢呀嘶咪哪萨伊”,问小蔡是德语还是法语,郁却道: “是日语,‘晚安’。” 真的,“就到这里,休息,休息一会儿吧!” 我和小蔡之间还有一些沟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记得离开燕园前的最后一个7月的一天,我们俩一起去化学北楼(英语系系址)领了毕业证,然后一起去了湖边,在红庙门前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觉得湖上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向我心灵深处弥散,并永远地在那里占据着。记得大一圣诞之夜,我们跟外教去教堂礼拜回来,一路上兴奋得只想大叫,叫什么呢?最后大家一起喊各自的学号:“我们是8838——001, 002...... 007。”然后就大笑起来。8838007是我的学号,它一直因为后三位的独特令我的同窗们忍俊不禁,也令我终生难忘。学号是每个学子与母校联系的最直接的纽带。那天晚上我们情急之中大喊学号,颇与孩子害怕时本能地喊“妈”有几分相似。四年里,我们学了好几种语言,可那一刻,一切的言语都太缺乏表现力了。依旧默念着学号离开湖边,只感觉手里一红一绿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沉甸甸的,心里也同样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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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8/24/2021

    北大往事—最后的八十年代第十三集 英语系八八级的几个女孩子(九)

    有一段日子,我和小蔡也开始写诗。我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写诗,绝对是因为自己中文水平有限,字不成句就成了诗,我觉得诗与其说是为了交流,不如说是人生悟道与自我表白,不需要众所周知,也没必要广泛传阅。后来参加诗会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倒没想把诗推而广之。这样,小蔡成了我惟一的诗友。我和小蔡的交流经常在熄灯后,各自搬着凳子到楼道里去切磋。她的诗像她的人,已经柔到骨子里去了。我常把我喜欢的抄下来,小蔡则捧着我的本子仔细地读着,偶尔圈去或修改一两个字,肯定让我折服。 后来,橡子极力推荐我们俩去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小蔡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茜萝”,这名字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屈原的《山鬼》。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灵感给自己取名,就想把小蔡的名字倒过来叫,又觉得这样的剽窃未免太没遮拦、太明目张胆,就换上两个最普通的字叫“罗西”。没想到参加完诗会的第二天中午,居然就有人敲着410的门问谁是“罗西”,我愣了一下,赶紧跑出去,见楼道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子,他说自己是数学系的,昨晚也参加了诗会,很喜欢我的诗,而且羡慕我得了奖,想来结识一下。我连忙请教他的大名,他说:“我叫‘佐夫’!”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自己一不留神重了意大利足球名将的大号,从此再也没用过这个名字。接下来一次诗会,索性用了真名,竟然成绩更佳。原来诗人不一定要用笔名的。 从没把自己列为北大诗人的我,对那两次在北大诗会得奖的情景却至今记忆深刻。曾几何时,坐在大讲堂、二教看节目、听讲座的时候,不管鼓掌、做“嘘”都畅然无比,觉得自已和比邻而坐的所有同仁都是世界上最敢直抒胸臆的;而轮到自己站在台上时,方感到北大人的直率让人不寒而栗,好在我走下台时听到的是掌声。这是北大风格的掌声——直率的、不带水分的喝彩,我相信这样的掌声是可以作为自信的根基的,所以至今想起来都感觉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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