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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40__王安石、委任｜元瓅書坊

    07/25/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40__王安石、委任｜元瓅書坊

    王安石 委任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複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余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眾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置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 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于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浸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于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于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台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台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眾多之口，此其為脅于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于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17 min
  2.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9__〈嚴先生祠堂記〉、相尚以道、范仲淹｜元瓅書坊

    06/05/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9__〈嚴先生祠堂記〉、相尚以道、范仲淹｜元瓅書坊

    宋仁宗景祐元年（西元1034年）正月，這一年范仲淹出守睦州（也就是現在的浙江建德梅城），四十六歲。是年四月既望日，抵達桐廬郡。桐廬縣南富春山，是東漢著名隱士嚴光游釣隱居之處。睦州人傑地靈，既有新安江這樣的奇美山水，又有嚴子陵這樣的高義之士，身為知州的范仲淹由嚴子陵進而聯想到自己，由漢光武而聯想到當世之時弊，於是當他「來守是邦」，即著手「構堂而奠」，巧構出篇章寫下了千古名篇〈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思其人，詠其風，表達他對於嚴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對於盛世的嚮往之心。 這位嚴子陵是誰呢？（西元前37年）出生，本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漢末餘姚人。少年時代就到外地投師，刻苦好學，博學多才，性格耿直。在學時與南陽人劉秀是同學，兩人白天探討奧旨，夜來抵足而眠，結下深厚友誼。當時因西漢腐敗，王莽篡位，赤眉、綠林紛紛起義，嚴子陵見天下大亂，便回到餘姚，隱居不出。爾後劉秀統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東漢開國國君光武帝。光武帝知嚴子陵賢能，便派人四處尋訪。有人見他反穿裘皮襖在澤中釣魚，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備了華麗的車馬，請他入朝為官，但接連三次都被斷然回絕。光武帝沒法子，便親自到他的住處去請益，豈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來到他的身邊，撫著他的肚腹說：「你這個怪人，難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嗎？」他翻身坐起，答道：「從前堯帝那樣有德有能，也還有巢父那樣的隱士不願出去做官，讀書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進入仕途呢？」光武帝聽了直搖頭，說：「子陵，我終究不能說服你嗎？」 然而，光武帝並沒有死心，仍然將他請到洛陽。他雖被安置住在富麗堂皇的大宅深院中，卻不肯與朝廷顯貴往來，光武帝去拜見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禮。光武帝對他沒有辦法，說他是「狂奴故態」。 一日光武帝把他請進宮中，促膝談心，向他請教治國之道。嚴子陵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光武帝聽他論古涉今，說理精辟，喜得眉飛色舞。兩人一直談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覺。嚴子陵也不推辭，躺在床上，叉開雙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條腿擱皇帝身上，光武帝為了不驚動他，竟一夜沒有睡好。 次日清晨，嚴子陵還在夢鄉，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見欽天監驚慌失措的闖進宮門，奏道：「臣昨夜仰觀天象，發現有客星沖犯帝座，恐怕於萬歲不利，特進宮面稟」。光武帝沉思片刻，忽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裡是什麼客星沖犯帝座，是朕與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條腿擱到了朕的身上了。」 從此嚴子陵這個「客星」的雅號就名揚四海。家鄉的陳山也被稱為「客星山」，客星山北有大河，又被稱為東江，橫河江上有一座石橋，命名為「客星橋」。如今還保留在餘姚四碑亭的嚴子陵碑文中，亦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欽佩嚴子陵的人品才學，要他擔任諫議大夫，但他依舊不肯接受。後來乾脆不辭而別，回到家鄉餘姚隱居，於西元前43年過世。 范仲淹在1034年貶謫至桐廬郡，正是嚴子陵隱居處，因此這篇緬懷嚴子陵高風亮節的短文，文中深刻蘊含著作者范仲淹對時世的感喟與悵惘，以及對當世君主的幽憤和企盼，難言之苦衷，耿介之情懷溢於言表。全篇以嚴子陵為名，文中卻不單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與之相對應來寫；不只是一味地「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遣詞為文中，處處體現嚴子陵的高潔之風。文章一開始交待出「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僅八個字，便把兩個人物及他們間的關係簡單明確地告訴讀者。「相尚以道」僅僅四字，開宗明義，點明主題，並以此統領全篇，可謂惜墨如金之至。 「道」作為士大夫階層的品格操守以及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長期為人們所稱道和推崇。下面作者以鮮明的節奏，緊扣「相尚以道」的主題，分三層逐次展開論述。作者把嚴子陵與光武帝兩兩對照、相互映襯，在突出嚴子陵的同時，使「相尚以道」的主題得以深化。 「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兩句問話，道出嚴子陵、光武天下無人可比的兩種性格：光武是君臨天下，統治萬民的一國之尊，嚴子陵則是放浪不羈，藐視權貴的一介寒儒。 兩個反問句，勾勒出了光武帝與嚴子陵兩個性格、地位迥異的人物形象。《後漢書‧光武記》中記載，建武元年「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囚夷雲集龍鬥野，囚七之際火為主。』」光武得符，後果登帝位。其「乘六龍」，「臣妾億兆」是何等烜赫。相傳地上的要人在天上都有與之相應的星宿。據說，嚴子陵與光武共臥，子陵將腳放在光武腹上。次日，太史奏有客星犯帝座甚急，以為不祥，光武卻笑著說：「我不過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而已。」以後嚴子陵歸隱江湖，「泥塗軒冕」，這又是何等清高。「相尚以道」正是對他們二人關係的高度概括。 前五句連用了兩個「天下孰加焉」發問，極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龍」，君臨天下的威儀，後者則盡寫嚴子陵「動星象，歸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風姿。遙想當初，漢光武踐帝位之時，念及舊日與嚴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入朝任諫議大夫，而嚴子陵卻始終不為所動，守冰雪之節操，還耕釣於富春江畔。他能夠在至尊延請之時置若罔聞，處之泰然，絕非一般俗人、假隱士所能比擬。古來隱士頗多，然而志趣迥異，其中不少人是做著將來一旦為官的美夢才去隱居的，那是以退為進的干祿之徒所為，誠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言： 一俟「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這些人就會撕下隱士的面紗，現出一副「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的醜態，招致山林笑駡，「列壑爭譏」。嚴光之隱，則純乎為保持自己清高安貧的氣節，故而得到世人景仰，這也正是為什麼范仲淹稱他「以節高之」的原因了。極言光武，意在盛讚嚴光，金聖歎在讀完這篇文章後：「說得光武大，愈顯先生高」，是范仲淹作文的妙處所在。 范仲淹並沒有僅僅停留對嚴先生的讚頌，這也並不是他寫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著仁者能夠欣逢盛世，明主能夠體恤良臣，非如此則不能「大有功於名教」。然而子陵之於光武能「以節高之」，表現了自己不事權貴的高尚操守；光武之於嚴子陵，亦可「以禮下之」，表現了一個開國之君禮賢下士的博大胸懷。文中以光武映襯嚴光，並非有貶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時也是想借嚴光之隱反襯出當時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悵。他想見當年嚴光與光武「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後漢書·逸民傳》），而光武竟不以為意。嚴光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固然可欽可敬，光武的寬容大度又何嘗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聯繫自己頗不平坦的艱辛仕途，幾番直言進諫，觸犯龍顏，忤逆權貴，徒然招來黨爭之禍；世逢內憂外患，自己報國無門，怎不追思光武帝這樣的一代聖明君主啊！這是他們「相尚以道」的具體體現。文章至此為本段的第一層。 下面作者以《易》上的爻辭，為二人的交往找到理論依據，對他們各自的品格給予了高度評價。由於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術。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貼切，不致使人產生艱澀難懂的感覺，足見其易學功力之深。以《蠱》卦比嚴光，贊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風；以《屯》卦比光武，頌其「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之德，力圖說明： 雖則嚴光至為聖賢，但如若遭逢亂世，則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場，即使一心要去歸隱，恐怕也難遂其願了。所以要緊的還在於光武帝「以貴下賤」的得民之舉，故而范仲淹慨然作歎道：「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嚴子陵能在「眾方有為」之際，在眾人奔走鑽營的情況下，「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光武帝則能以「陽德方亨」的得意時刻，不逞驕奢、虛懷若谷，「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這對一個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來說，實為難能可貴。此為第二層。 很顯然，作者是以一種複雜微妙的心態來寫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滿懷激情，讚揚嚴光，全篇以光武與嚴光對舉相始終，「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一氣貫通，有發揮，有詠歎。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無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進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張，認為賢人的出現與明君在位不無關係。可見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頌揚先生之風，而更在於期待有聖明之世的出現，使得「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 在對事實和理論加以闡釋之後，作者直接發表議論「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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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8__〈取材〉、務為有補於世、王安石｜元瓅書坊

    05/17/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8__〈取材〉、務為有補於世、王安石｜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宋代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大大超過了唐代。唐代取士每次不過七十人左右。從宋太宗開始，大量取士，參加省試的舉人每次高達兩到三萬人次，每次平均錄取230人。從宋真宗到宋徽宗，則平均錄取進士456人。來到宋徽宗時甚至多達680人。並且選拔登第者為士農工商的士民子弟們，反而是那些世家大族逐漸受到邊緣化。蘇轍說：「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課程，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德其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大量中、下層知識份子進入政治舞臺，使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前途與宋代的國家政治命運和前途緊密結合起來。也因此，北宋人才選拔特點特點，促成了宋代文化精神的演變。 宋初以來的科舉制度，「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而有才識之士，往往不能進取。范仲淹為選取治世之才，曾提出改革辦法。然而「慶曆新政」在反對派的攻擊下，就像曇花一現那樣，隨即消逝。但這種科舉考試敗壞人才的弊病卻日益蔓延。 隨著歲月的推移，王安石登上了政治舞臺。他有鑑於此，寫下了一系列文章進行論述，如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就是我們通稱的《萬言書》）中提出，陶冶天下人才以變更法度的主張，認為當時學校所教，「講說章句而已」。從事於這些「無補之學」，不能成人之才。因此他力圖改變「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的現狀。這些論政議事的文章，既為後來推行新法製造輿論，又表現出他強調作文「務為有補於世」（《上人書》）的社會現實功能。 對於宋代整體知識份子而言，他們珍惜的價值觀共同集中在國家事務，以及社會福利上，他們認為知識份子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員，必須關懷的是國家政策，菁英的表現，並且謀取社會福利與興學教育，他們對於政治的關懷遠遠超過其他世代。 尤以王安石對於人才選拔之事更進一步苦口婆心的勸諫君上，書寫〈上時政疏〉時說到：「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 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當不終於大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當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王安石直言極諫，提出「大明法度」、「眾建賢才」的方策，再度重申修法與求才的重要，期許仁宗有所作為，勵精圖治。正是值此百姓困乏，世風澆薄，法度不合時宜之際，益發彰顯人才對於國家盛衰沉浮的影響，「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是故王安石以為當務之急莫過於發掘、探求人才。 〈取材〉一篇的內容來看，它的現實意義不僅在於闡明取人之道，而且與改革科舉和學校制度都有密切的聯繫。首先指出選拔賢能，必須名實相稱，「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為得矣。」王安石深知使用人才的重要，在〈材論〉中曾有相當精闢的論述：「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本文的立意則著重於對人才的審慎選拔，「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核其名實」，然後才能任用得當，達到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的境地。這樣的立論王安石有獨特的領悟，也就是說，他所希求的賢才是直接為變更法度效勞的。 其次是論述人才取捨，立足於治國濟世。王安石引用文中子的話說：「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頌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清楚闡明他認為選拔人才的理念即「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審視人才問題，其耳目心力，一路滲透到造就人才的學校和科舉考試方面。當時的現狀，正如他在《萬言書》中所指出：「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因事析理，反復剖白，從現實存在的問題，談到科舉制度的改革，而在佈局結構上，精心安排，有條不紊。自第二段起，分三層下筆論說。第一層是從正面闡發，作為文吏應具備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領：「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作為儒生，除訓習句讀外，必須熟習典禮、明瞭制度等。這樣施之職事，才能為國家所用。 第二層指出當今考試的弊端，策問進士，「但以章句聲病」；策問經學，「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這樣取士只會使那些愚頑不敏者得以進取，而才能出眾者視為多餘，其嚴重後果，必然導致世俗「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這裡充分表露了作者對當時浮豔空洞文風的輕蔑與不滿。 王安石覺得宋代的讀書人最大的毛病在於渴望成名，又缺少功利主義取向和實踐能力。在〈取材〉一文中提出針砭：「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王安石認為國家需要的官員，除了長於闡釋經典，善於將經典運用到政府的積極作用中，擅長商討政策、有突出的行政能力和富於法律知識。政府的多元功能所需要正是這些文官具有的素質。 他認為當時匱乏人才是培養造就人才的方法錯誤所致，固然求取人才雖然可一解朝政缺才的燃眉之急，但僅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終究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而建立良好的人才教養制度，將其體系完整確立並加以落實，方是釜底抽薪的長久之策。 他認為培養人才絕對不能成為科舉應試的附庸，王安石對取材的方法上有所批判：「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錯誤觀念。 反而應該摒除章句聲病的講究，進而加強「習典禮，明制度。」他以為教育目的既爲培育天下國家所用之人才，苟非如此則失教育意義。〈言事書〉曰：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鄉於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敎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至若「取才」之標準，這也就是王安石以爲，不是專就文辭句讀的教導，而是通古今、習禮法，得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 至於王安石認為「才」的標準為何呢？就是「經世務」，取材根本上應該注重的是政經、社會實際需求。因此第三層是面對現狀闡明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策問進士要瞭解他們對於治國大計、政教得失以及安邊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實際知識，而「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問經學也「不徒以記問傳寫為能」。如此一來決定升黜取捨，才能選取真正有用於國家的人才；實際上也正是王安石為推行改革，所選拔一批新的人才。後來王安石在熙寧四年（西元1071年）所擬《乞改科條制劄（ㄓㄚˊ）子》中明確地提出：「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表達了作者迫切期望造就改革人才的心情。 王安石的議論援古據經，而斷以己意。這篇文章就是通過據經用典、古今比照的手法，既指出當今科舉取士所存在的問題，又闡明選取治國安邦人才的重要，顯示出議論與現實密切相聯繫的特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其「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王安石好讀書，針對上述現實政治、經濟丶軍事之板蕩，提出教育改革，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適應環境；「用天下國家」（〈言事書〉）改造環境，唯學用合一，造就經世之才。從本文的中心議論來看，作者突破傳注經學，開啓道德性命之學的儒家經典進路，對後世選拔人才，教育觀念的倡導，影響甚鉅。 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喜愛我們元瓅少年遊的朋友們，請多多訂閱我們的podcast，也幫我們按讚分享，如果願意對書坊進行小額贊助的朋友們，掃一下我們粉絲頁的QRcode，感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一期再見。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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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7__〈興賢〉、有賢而用、王安石｜元瓅書坊

    05/01/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7__〈興賢〉、有賢而用、王安石｜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上週我們與大家分享了王安石的〈材論〉，人才不是沒有，而是居上位者沒有好好的審視人才之所在，作者對於擁有才能者，進一步提出了「興賢」，本篇以「興賢」取題，表達了作者一以貫之的用人思想。「興賢」即「舉賢」，也就是開篇所説的「任賢使能」。能否「任賢」，關係到國家的興盛衰亡，是重大的國之根本的問題。 這篇短論，分兩段從兩個方面緊扣題目，就選賢任能做了簡明而令人信服的論述，分別集中而又有聯繫地回答了「為什麼」和「怎麼樣」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段陳明為什麼「興賢」，也就是講「興賢」的重要性。文章一開頭便就興賢與否與國家興衰存亡的關係來説明「國以任賢使能興，棄賢專己而衰」，而且這是「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作者認為「治世」、「亂世」；「興」與「不興」的差別，在於對「賢」的「用」還是「不用」。就此可以推斷：「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從道理上講是這樣，從歷史事實來看也是如此：作者提到商朝，説「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皆賢相）」，「其衰也亦有三仁」，又提到周朝，「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這樣的賢人，再如「兩漢之興」，有蕭何、曹參，寇恂、鄧禹這些賢相名臣；「其衰也」也有像王嘉、傅喜，陳蕃、李固這麼多的賢臣，再看魏，晉以下，一直到李氏的唐王朝，歷代賢臣之多「不可遍舉」。總之，不管是時世興盛還是衰亡，總都有賢人在。而有興有衰的原因就在於用不用賢才。王安石再一次強調「有之不用，猶無有」，再一次肯定「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由此可以證明「興賢」與否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至此，「興賢」 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正由於賢者之重，所以以反向「可不慎歟？」強調之，正面的意思自然是如此重要的「興賢」，問題是必須慎重對待，決不可等閒視之。為什麼「興賢」 的問題解決了，與此相聯繫的便是怎麼樣「興賢」的問題。 這篇短文緊扣論點，進行嚴密地論證，先講「興賢」 的重要以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然後講「興賢」的做法以提出具體實施措施，從而完整地回答了包括「重才」「用才」兩個重點方面的「興賢」。在論證過程中，作者列舉歷史事實，以古證今，發人深省。在語言表達上，或用對舉，如「國以任賢使能而興」，「（國以）棄賢專己而衰」，「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接著，利用排比法，「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眾。」環環相扣達到論證的有效性，第二段緊接著講怎麼樣「興賢」，也就是講「興賢」的做法。古今情同一理，同一個中原國度，一樣的士民，即使在紛亂的古代尚有眾多的賢人，何況今日正值太平盛世。作者從反問中告訴人們的答案是很明確的，當今賢才很多，關鍵在於君上是否重有他們，也就是能不能「興賢」。 使用「則」字連接近乎四六句的句式，「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諂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雖是並列分舉，但也創造了遞次加強的語勢，從而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 以上一口氣連用五個「則」字聯接的條件句，從不同方面列舉了「興賢」的種種措施和辦法；第一，廣泛聽取百姓的意見，使賢才得到薦用；第二，廣開言路，讓人們敢於講話，使賢才得以被發現並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疏遠小人，讓進讒和諂媚的人不能得逞，使賢才得到提拔和重用；第四，不拘泥於文辭等表面言談，使賢才在位謀政，明辨是非，大膽負責毫無顧慮地辦事；第五，不在小處苛求於人，使文武百官不至於謹小慎微而能按他們的心意辦事，發揮他們各自的才能和智慧，高效率地做好各項工作。最後，作者為強調這些做法的正確，又用了一個「則」字句，説明如能照這樣去辦，那麼就可以使國家興盛強大到超越兩漢和夏、商、周三代，達到三皇五帝那樣的境地。作者以如此美好的前景，再一次呼應本文開頭所表明的觀點「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有賢而用，國之福也；」從而進一步闡明瞭本文的「興賢」主旨。 王安石論證人才問題，是針對北宋三大弊政之一的吏制，列舉歷史事例論述了選拔賢人振興國家的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當然，這個問題的發現並非始自王安石。早在春秋時期，墨子就總結了「賢者為政則國治，愚者為政則國亂」（〈尚賢〉）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尚賢事能」的政治主張；曹操也曾提出「唯才是舉」（〈求賢令〉） 的口號；唐太宗更明確指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貞觀政要》引）涉足這樣一個說濫了的話題，本是作文的大忌，正如黃山谷所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因此，要寫好這樣一個題目，必須具有真知灼見。本文的特點，恰恰在於能獨闢蹊徑，發前人之所未發。「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這兩句話雖為開門見山，入筆擒題，但只是重申前人觀點，而非真正題旨，正如作者所說：「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然後才掘入一層，提出問題：「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任賢興國的規律既然古今相通，俗人皆知，那為什麼在清明安定的時代，有了賢能之士就會興旺發達；而在黑暗昏亂的時代，即使有了賢才也無以振興呢？對此問題，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這就是文章的題旨。然後，圍繞著一個「用」字，逐次展開議論。這就使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深入了一步。由此可見，立意的創新與拓深乃是本文的第一個特點。 其次，條理清晰，脈絡貫通，層層展開，前呼後應，具有嚴密的邏輯性。文章先推出論題。接著，便引古證今，說明任賢與否對於國家興衰的重大意義，重申「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的論點，並通過反詰來加重語氣，既提醒人君重視，也使文脈稍增波折，為下面進一步展開從語勢方面作了伏筆。然後，作者以古今一理為轉折，聯繫當時現實，指出：古代即使在動盪混亂的時期，還有如此多的賢能之士，何況如今天下太平，難道會匱乏人才嗎？關鍵在於君主怎樣使用人才。這就將話題引入解決問題的具體途徑，提出了怎樣發現賢能，使用賢能的一系列原則做法及其好處。最後總結全文，指出「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途哉」。再一次強調了任賢使能對於振興國勢，以便超越前代，達到上古大治境界的重要意義。有始有終，首尾呼應。 再次，闡述論說能廣證博引，析理入微。為了證明「有賢而用」與「有之而不用」的利弊，作者援引了大量史實，指出：商朝初興有賢相仲虺和伊尹；在它衰亡時，也有三位賢臣：微子、箕子和比干，當時，紂王荒淫昏亂、暴虐成性，微子憤然離去，箕子因進諫而被貶佯狂為奴，比干則被殺死。同樣，周朝開國，有周公旦、召公奭（ㄕˋ）、太公望等同心同德的十位良臣；國朝衰微時，尚有祭國公謀父與內史過等賢士。再看兩漢，前有蕭何、曹參相繼為相，輔佐高祖劉邦；後有寇恂和鄧禹等人襄助光武帝劉秀中興開國；而在東漢後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等忠臣義士。王嘉「剛直嚴毅有威重」，因反對哀帝加封佞臣董賢，被投置獄中，絕食而亡。傅喜在漢哀帝時任衛尉、右將軍、大司馬等職，當時傅太后當政，驕奢專橫，傅喜多次犯顏進諫，終遭免官。陳蕃是靈帝時的太傅，為人方正疾惡，因與大將軍竇武共同謀除宦官曹節等人，事洩被殺。李固在順帝時任大司農，因反對外戚，為梁冀所害。「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遍舉」。通過大量的歷史經驗教訓，充分證明了任賢興國與棄賢亡國的利害關係，具有推論過程的說服力。 在文章的後半，針對怎樣任賢使能的問題，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方法：其一，不自以為是，廣泛徵求意見。有才能的人就會脫穎而出，被發現和提拔；其二，凡是國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均無忌諱，歡迎人們公開批評。如此，就能廣開言路，使人敢於直言進諫；其三，不接近奸邪小人。這樣，那些當面阿諛奉承，暗中誣陷忠良的人難逞其奸，自然也就躲遠了；其四，不受舊的規章條文束縛，敢於改革舊俗弊制。那麼，官吏們就能忠守職責，明辨是非，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了；其五，不計較小過，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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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5__〈材論〉、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王安石｜元瓅書坊

    04/17/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5__〈材論〉、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王安石｜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人才得失，攸關國家的盛衰榮辱。這也正是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王安石〈材論〉中主要思想。文章一開始便以「不患」與「患」兩個否定、肯定的句式，說明了當時的「天下之患」，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天下所憂慮的事情，即不憂慮人才不夠多，而憂慮的是在上的人不希望他們多；不憂慮人才不為國家做事，而憂慮的是在上的人不讓他們做事，從而明確提出人才問題事關重大，「材之用，國之棟樑」，並正反說明了人才的極端重要，「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足見人才問題實與國家生死存亡攸關，絕非小事可等閒視之。他說：「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 失之則亡以辱」。寥寥數語，言簡意賅，反映出11世紀這位政治改革者對人才問題上卓越見解。恰恰在這個關於國家「安榮」「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問題上，當時的「上之人（這裏包括皇帝在內的當權者）」，卻「不欲其眾」，「不使其為」，不去發現培養人才，不使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正是「天下之患」。此一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取材〉、〈興賢〉、〈委任〉等篇中，都一再得到闡發。王安石縱觀歷史，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得出：「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 人才既然如此重要， 那麼人才從哪裡來？ 這是一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上之人」認為當時天下「無材可用」，不以為然的認為正好相反，就王安石個人的看法是：天下大有人才，只不過「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而已。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回答。王安石以作為政治革新者的勇氣和膽略，毫不避諱的指出身居「上之人」這種認識主觀上有「三蔽」：一是認為自己的統治地位安定穩固，「終身無天下患」，人才對於國家的治亂無關大局，他們認為自己的地位早已不受危亡和恥辱的威脅，終身沒有天下危亡的禍患，不需要人才；二是認為自己身居要職顯位，權大勢重，「榮辱憂戚在我」，人才無足輕重，三是根本不關心人才的培養、選拔、任用和管理，卻成天憂心忡忡地認為天下實際上沒有有才能的人。這「三蔽」儘管表現形式不同，但都認為「天下實無材」，不認識或不願認識人才的極端重要性。其結果不僅人才被壓抑、埋沒，而且最終將導致整個國家政治「入於敗亂危辱」 的境地。 因此，王安石感慨地說：「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作者在列述人才問題上的三種偏見的同時，簡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導引的「卒入於敗亂危辱」的令人震驚的惡果，與上面指出的「失之則亡以辱」相呼應，再次強調了人才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極端重要性。另一方面批判「無才說」 的同時，與前兩種相比較，他們的本意還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糊塗無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不到人才而哀歎天下無人才可用。所以，這種「以為天下誠無材」的錯誤觀點實有詳加討論辨析的必要，這就是作者特意「論其失」，以觸「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駁論的建構的重點。 王安石基於「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觀點，所以在反駁中利用《文心雕龍‧論說第十八》中「言諮悅懌」、「煩情入機，動言中務」的行文策略唯有動之以情，從三個方面循循善誘層層遞進地駁斥了天下無人才的偏見，闡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觀點。 首先，要善於識別和篩選人才。這是〈材論〉中極為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世之蔽者」往往強詞奪理說，有才能的人平時就應該顯露出來，「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王安石說：不！有才能的人平時和眾人一樣，只是在關鍵時刻才能脫穎而出。他說：「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飲水食當，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ㄧㄠˇ ㄋㄧㄠˇ）與駑駘（ㄋㄨˊ ㄊㄞˊ）別矣。」這是以馬為喻，強調要在實踐中考察人才。在馬廄中，劣馬好馬混雜在一起，其飲水吃草、嘶鳴、蹄齧沒有什麼兩樣，但等讓他們拉車跑路時，好馬劣馬就看出大不一樣了，好馬足以「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而劣馬「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人才也是這樣，平時其外形、表現並沒有什麼區別，但壓上擔子，在實踐中加以考察，就顯露出來了。凡「遷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者，就是有才能的人。王安石特別強調取人之道，強調「擇術為先」，在篩選人才時，要「精察之」，「慎擇之」，「盡其道以求而試」。 那麼人也是如此，在平常情況下難分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人才與普通人的區別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適時地引出了一個結論：假如不能精細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居上位者擁有上古賢人皋陶、樂夔、后稷、殷契那樣的才智，也「不能自異於眾」，何況是在他們之下的人呢？那種認為人才如錐子在口袋，其尖端會自然顯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為人才脫穎而出創造條件。這一點，古代的賢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認為天下沒有人才，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尋找、考察人才，並盡才而用，當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不會「諰（ㄒㄧˇ）諰然（憂心恐懼的樣子）以為天下實無材」了。 其次，以箭為喻，闡明量才為用的道理。他特別舉出南越的長箭，精金為鏃，勁翮為羽，足以在千步之外，射殺犀牛，可謂「天下之利器」「決勝覿（ㄉㄧˊ）武之所寶」，但如果不是用在適當的所在，比如拿著鋒利的箭矢來當作敲打工具，即使再好的材質也和枯朽的棍子無多大區別。至此，作者又適時地引出了一個結論：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法，也同樣等於得不到人才，而古代的賢君懂得這個道理，量才而用，人盡其才，所以人才濟濟，各顯其能。後世在位者，不懂量才為用，致使埋沒人才，反「坐曰天下果無材」，王安石在此處不免慨嘆「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真的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沒有好好地思索如何讓人才得其所盡其用，實在是在上位者沒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王安石更進一步推論，不是有人說過：「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為什麼只有作者單單認為人才是「求而用」呢？王安石在此意欲表達的是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尚未完善前，是先去尋求人才來使用；一旦通過人才的運籌帷幄，國家政治制度以臻完善時，如此一來才足以通過完備的教育創造更多的人才。作者論點的提出並非駁斥前人的說法，反而是進一步補充前人所未言的內容。 最後，以史為鑒，進一步說明人才應運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國合縱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為例，說明人才的出現在於時勢的需要與「上之人」的發現與重用。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君主如果想得到他們，他們就來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眾，而硬說果真沒有人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為天下實無材」的論點，已被反證為是錯誤的，同時作者重視人才以及如何發現、選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脫穎而出、使人才得以盡才為用等觀點也一併得到了闡述。 王安石明確指出，人才是客觀存在，問題是「君上」用不用。從歷史上來考察，時代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人才就應運而生，時勢造人才。王安石認為，主觀上破除「三蔽」，做到「博詢眾庶」，將眼光朝向在野，廣博的採納意見，人才自然應運而生。這個見解是難能可貴的。 合理地使用人才，這是王安石〈材論〉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主張。王安石非常強調「審用」人才。主張用人時要「銖量其能」，根據各人的才能按排用場， 作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 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果用人能做到「當其所能」，不但才智較差的人都「奮起所知以效小事」，而那些「賢能智力卓犖者」，就更能發揮作用了。這種合理地使用人才，發揮人才潛力的主張， 至今仍在閃耀著光輝。 王安石的人才觀是與他變法改革的政治思想緊密相連的。他為了推行變法改革的政治主張，「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因此，他大談識才和用才之道。不僅如此，在他執政期間， 還竭力付諸實施。王安石進入中央權力核心後，大刀闊斧地進行吏治改革，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陸續提拔了一批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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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元瓅少年遊】聽戲？看戲？EP26__《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元瓅書坊

    04/09/2023

    【元瓅少年遊】聽戲？看戲？EP26__《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聽戲看戲的朋友們大家好，從本集開始，將節目移到【元瓅玩樂誌】的時間，歡迎大家聆聽。 抒情寫志一直是中國古典文學中非常重要的傳統，不管是我們常常提及的「詩言情」、「書言志」，都是指向創作者內在精神的展現，也就是說21世紀的我們回頭看元雜劇的作品，關漢卿個人的創作風格朝向本色表現。尤其是特別喜愛元雜劇的王國維曾經這麼提及，在元代本色派的主要代表作家是關漢卿，他的作品中主要特點是「字字本色」。那麼什麼是字字本色呢？「本色」此二字是運用在古典詩文批評領域中，在北宋時期有一位詩文批評專家，陳師道在自己的文學批評專論《後山詩話》曾經提到本色一詞：「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到了南宋另一位詩文批評者，正是赫赫有名的《滄浪詩話》的創作者嚴羽就拿禪學來比喻詩歌：「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也就是說進行詩歌創作過程中，身為創作者必須保有原來作家個人的本來面貌，如果失去了原有的本質，一味的模仿，則是失去自我，反而弄巧成拙了。這個觀點的提出後，後來對岸的學者葉長海先生在個人對於本色的討論，以相對簡單的語言跟讀者說：「何良俊是以語言通俗為重的本色派；徐渭是以表現真我為宗旨的本色派；沈璟是以講究當行為特色的本色派；呂天成則是以綜合各家之說為特點的靈活的本色派。」所以提到本色論，就必須注意的是徐渭，因為詩文批評領域中的「本色論」之所以能夠盛行於戲曲批評領域，其實真要歸功於徐渭，他認為本色就是真我的面目。也就是朝向一種本真渾然天成的藝術表現。 好了，講完本色以後，我們要回到關於元雜劇，關漢卿的劇本一向受人尊稱為「劇人之劇」，這是什麼緣由呢？只因為關漢卿的作品與當時通俗、入世的精神有密切關係，不管是各類型作品，即便是歷史題材，關漢卿的創作永遠有機會跟當時現實狀況相互結合在一起，足以引發大家的省思，得到一定的領悟。 那麼我們曾經提過的王實甫呢？如果我們不妨暫時將《西廂記》安在王實甫為創作者的這種說法的話，王實甫的作品在明代的第十七皇子朱權，與他的夥伴們合著的《太和正音譜》中，如此討論王實甫：「花間美人」，「花間」是在晚唐五代時期非常重要的詞家派別，所謂「花間詞」主訴的風格就是柔靡豔麗詞采華美為主，並且還說「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可說道盡了王實甫以「以詩作劇」的基本風格。就我們之前曾經提過的。正是代表了王實甫的作品，大量運用典故或者豐富的詞藻，也就難怪朱權他們那一群夥伴看完戲和劇本之後，所判定的創作風格。 好了，那麼同時期有另一個作家，大家對他最熟的就是【天淨沙】小題〈秋思〉，大家想起來了嗎？沒錯，就是「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馬致遠。 如果我們從詩歌韻文學出發，韻文創作是作家主體情志的展現，大半的學者都有相同的認定：馬致遠雜劇深具主體情志突顯的詩化特質。為什麼會把「言志」與馬致遠連起來呢？原來馬致遠雜劇作品中除了有《漢宮秋》之外，尚有一部與他個人情志有密切關係的《半夜雷轟薦福碑》，簡稱為《薦福碑》。鍾嗣成的《錄鬼簿》及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有收錄《薦福碑》這部作品的存目。這部作品描述北宋仁宗朝前後事，劇中主要人物張鎬以文人不遇，流落他鄉，不得已借范仲淹薦書以求聞達，不料時運背晦，將成而覆敗，至屈就佛寺，薦福寺長老想著拓幾張碑文出售，資助他赴考，沒想到張鎬對自己命運乖舛多有怨詞，遷怒薦福寺的龍神，半夜碑文遭雷神擊碎。如此幾經顛沛流離，最後得范仲淹的幫助，才得進京中了狀元。《薦福碑》是真有其人，出自唐代同名之真實人物，而北宋蘇軾的《蘇軾文集》中也有記載：「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個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完整呈現了張鎬這位人物的藝術形象。其人其事於唐、宋正史、詩文別集、筆記等文獻皆有所徵實，雜劇則是雜採眾說，羼（ㄔㄢˋ）合湊成。 《薦福碑》裏張鎬「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埋沒紅塵路。則我這七尺身軀，可怎生無一個安身處」，只得在潞州長子縣張家莊上教著幾個蒙童度日。范仲淹勸他進取功名：「兄弟也，你是看書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而且，范仲淹的上場詩就是：「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 十年前是一書生」，由讀書入仕而累蒙聖恩，高官得坐，一副志得意滿的歡愉心態，飽讀詩書的張鎬也與范仲淹有相同的志向，但總是無法真正實踐夢想「三寸舌為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既有這上天梯，可怎生不著我這青霄步？我可便望蘭堂畫閣，剗（ㄔㄢˇ）地著我甕牖桑樞。」當范仲淹寫下三封書信要他前去拜訪以為晉身之路時，張鎬當即辭去村學先生之職，收拾了琴劍書箱火速趕往洛陽。 《薦福碑》中命運乖舛的張鎬，在遇到范仲淹之前，在張家莊上教授村童：「我便似阮籍般依舊哭窮途。我住著半間兒草舍，再誰承望三顧茅廬。則我這飯甑（ㄗㄥˋ）有塵生計拙，越越的門庭無徑舊遊疏。」自己空有滿腹經綸，卻無由仕進，長此以往，極有可能白首無成終老荒村，這對一個自負才學、熱衷仕途的讀書人來說，是無比痛心的。當范仲淹極力勸說他去求取功名，他心中無限感慨，無限牢騷： 【油葫蘆】則這斷簡殘編孔聖書，常則是養蠹魚。我去這六經中枉下了死工夫。凍殺我也《論語》篇、《孟子》解、《毛詩》注，餓殺我也《尚書》云、《周易》傳、《春秋》疏。比及道河出圖、洛出書，怎禁那水牛背上喬男女，端的可便定害殺這個漢相如！ 【天下樂】這世裡難乘駟馬車，想賢也波愚，不並居。我甘受了漏星堂半世活地獄。（范仲淹云）你積攢下些甚麼囊篋？（正末唱）我渾攢下不到六七斤家麻，五四斗家粟，幾時能夠播清風一萬古？ 將自己生活的窘迫和心中的抑鬱苦悶傾洩無遺，當范仲淹將三封書信交付，並囑咐張鎬他的功名前途全在其中時，他的心中升起無限的希望。然而，在第一折與第二折之間的楔子說明了張鎬要投奔的洛陽黃員外當夜暴斃，匆匆趕到黃州，滿肚子牢騷：「【倘秀才】則他這香火冷，把他莊家賽倒。莫不是雨雪少，把這黎民來瘦卻？古廟荒涼餓鬼嚎，我權捻土做香燒，怨書生的命薄。」 卻不想打算要投奔的黃州團練使劉仕林又恰好亡故，到手的官位被人冒名頂替，又幾乎被人殺死，好心的和尚要幫忙，誰知道一夜雷轟碎了薦福寺的碑文。淒慘的遭遇，不平的言語，從這些不平之聲中，我們不難推知當時落魄士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和心靈創傷。這種因貧困而受到的人格打擊，無疑使士人們內心的淒涼之況無法啟齒又不能一刻淡忘，鬱積在內心就轉化成深深的苦悶。而這一切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無不相關。 究竟為何張鎬如此的憤懣，整個心魂是無法安頓呢？對於文人士子而言，出仕、為官，「列鼎而食」，進入權力核心，自唐宋時期通過科舉考試確保了登第取得入主中央的門票，只要付出科考的辛苦代價，就極有可能是功成名就、飛黃騰達，甚至是事業的追尋，婚姻家庭的圓滿的保障。從入仕後改換門庭的心態，雜劇作家通過劇中人傳遞對入仕的殷殷企盼。 對於張鎬而言，能夠獲得薦舉的機會極其渺茫，原因在於他的孤寒。關於這點，可以從他與范仲淹的對話看出。當范仲淹詢問他為何甘於在鄉村做教師，他說自己不是沒有功名理想，只是太貧窮，歎道「凍殺我也」、「餓殺我也」，所有的積蓄不過是【天下樂】所唱：「六七斤家麻，四五斗家粟」。當時的社會又極為勢利，所以這使得他很難得到富貴之人的幫助。 【那吒令】當日個結交有周瑜魯肅，當日個量寬有王陽貢禹，今日個義讓無管仲鮑叔。則我這運未通、時難遇，枉了狂圖。 【鵲踏枝】我如今帶儒冠，着儒服，知他我那命裏有公侯也伯子男乎？我左右來無一個去處，天也，則索閣落裏韞櫝藏諸！ 【（寄生草）幺篇】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 因此范仲淹的三封信無非就是他實踐功名主要的依憑，有著這三封信，張鎬從本來埋在窮鄉僻壤擔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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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4__〈留侯論〉、忍小忿而就大謀、蘇軾｜元瓅書坊

    03/27/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4__〈留侯論〉、忍小忿而就大謀、蘇軾｜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宋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走出四川眉山的蘇軾和弟弟蘇轍赴汴京應試。兄弟二人居然同時中了進士，這讓他們的父親蘇洵興奮不已。蘇洵在前一年路過成都時，曾上書益州知州張方平，說自己懶鈍，荒廢於世倒也罷了，實在不忍心讓兩個兒子的才華被湮滅，請張方平引薦。而兩個兒子終不負他的苦心，皆金榜題名。相傳得知消息的蘇洵忍不住吟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歐陽修以翰林學士的身份知貢舉，他素好韓愈古文，對時下流行的新奇險怪的一味講求文體怪誕詆訕，流蕩猥瑣的太學體，既無古文的平實質樸，又乏駢文的典雅華麗，只以斷散拙鄙為高的「太學體」深惡痛絕，蘇氏兄弟恰好在這時候出現了。歐陽修在〈與焦殿丞千之書〉的信中，情難自禁地說：「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那時，蘇軾給同為主考官的梅堯臣寫了一封答謝信，信中說：「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樸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樸，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本來對蘇軾應試之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已經大為讚賞的歐陽修，讀到蘇軾這封信後，對好朋友梅堯臣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歐陽修還給仁宗皇帝上了〈舉蘇軾應制科狀〉，說：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蜂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特舉薦蘇軾應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留侯論〉一文是宋仁宗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蘇軾爲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策論中的一篇。本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ㄧˊ）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留侯論〉的開篇高度概括了何謂豪傑，正是全篇的精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意思是說，古代所說的豪傑人物，必定有超過一般人的節操，有一般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這不能稱為「勇敢」。天下有一種真正堪稱大勇的人，突然禍難臨頭並不驚慌，無故加以侮辱也不動怒，這是因為他的抱負很大，志向高遠。 緊接著，蘇軾的文章裏繼續講述張良的成長的歷程。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張良年輕時橋上遇老人得兵書一事，說世上的人不明白，認為那老人是鬼怪，這已經是錯誤的了。依蘇軾之意，圯上老人並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隱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隱忍程度。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後隱姓埋名逃至下邳（ㄆㄟˊ），圯上老人對此深爲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態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 我們一般看史書往往容易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蘇軾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繫起來，把他爲韓國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繫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並不在書籍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是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爲論證，結構非常嚴謹。 爲了加強說服力，第三、四段又引史爲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ㄅㄣ）、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文中先引當韓國滅亡，秦國正強盛的時候，秦國用刀鋸鼎鑊等殘酷的刑具來對待天下的讀書人，那些平時居家卻無故遭到殺戮的人，多得不計其數，當時雖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無法施展他們的本領。執法太嚴峻的國家，它的鋒芒是不能觸犯的，而且時勢也尚未出現可乘之機。張良因忍受不了喪國之痛與對秦王的憤怒之情，為了一時之快想要狙擊秦王，然而並沒有成功。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幸好張良狙擊失敗後逃跑的快，並且因為清秀的外表並沒有引起秦王的注意，逃過了軍隊的抓捕，否則張良就要為他圖一時之快而付出性命了。又說張良憑他蓋世的才幹，不效法伊尹、太公，卻採用荊軻、聶政那種刺殺個人的小計，雖僥倖不死，橋上老人也為之深感惋惜。 拋下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係到基本立論，因爲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爲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面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爲，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於白白送死。老人因爲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鍊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系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於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着，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爲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許路，見張良只是目送着他，並無異常的表現，這纔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圯上老人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爲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這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人扣。隨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於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爲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只須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爲一個意思。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纔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第五段進一步將觀點利用史料典故說明：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進而蘇軾在第六段提及高祖成王，實則是張良在輔佐。同時又舉出了張良幫助劉邦的兩個例子。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首先，劉邦與項羽的戰爭中，張良教他要保持自己完整的鋒銳的戰鬥力，等到對方疲敝。這個事例強調劉邦能忍，所以戰勝了項羽，贏得了天下。但他為什麼能忍？也是張良教之。第一個事例運用了對比論證，討論項羽的失敗與劉邦的成功，差別在於一個不能忍，一個能忍罷了。也是更有說服力地說明「能忍」的重要性。 其次，當韓信攻破齊國想要自稱為王時，劉邦為此特別憤怒，從他的臉色都能看出。這個事例則是強調劉邦不能忍，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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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3__〈凌虛臺記〉、廢興成毀、蘇軾｜元瓅書坊

    03/20/2023

    【元瓅少年遊】古今書房 EP33__〈凌虛臺記〉、廢興成毀、蘇軾｜元瓅書坊

    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宋仁宗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蘇軾26歲，正擔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也就是現在的陝西省鳳翔這裏擔任判官。什麼是大理評事簽書呢？「大理寺」也就是等於現代的最高法庭，掌刑獄案件審理。這一年鳳翔上任的知府是陳希亮，陳希亮在官邸的後花圃構築了凌虛臺，並且叮囑蘇軾為這個臺子進行寫作。根據王文浩《蘇詩總案》卷四所推測本作品的意圖是為了諷喻之用，但究竟是否如實呢？究竟陳希亮又是誰呢？陳希亮，字公弼，天聖八年（西元1030年）進士及第。他的籍貫是京兆人。這樣看起來就是西安附近之人，因此陳希亮對於陝西鳳翔這裏是非常熟悉的，就《鳳翔縣志》記載：「陳希亮為人清勁寡欲，眾王公貴人無不對其尊重、畏懼，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奸民滑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但嚴而不殘，人皆稱頌。」還記得前一集的〈喜雨亭記〉蘇軾與陳希亮剛到任時，陝西正在鬧旱災，百姓生活艱困，陳希亮斷然將平常官倉所有的12萬石存糧貸給百姓，自己負起全責；同時陝西鄰近于闐地區，常常有于闐使者出手擾民，強搶民物，使得百姓擔心受怕，陳希亮也以嚴法給予于闐使者警告，因此陳希亮基本上很受鳳翔當地的百姓愛戴。但究竟為何要建造「凌虛臺」呢？我們不妨從前兩段的內容看起：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淩虛之所為築也。 原來，陳希亮因為周圍景色秀美，山峰佇立，而遺憾的是不能登高望遠，一覽其壯觀之姿。為補不能觀山之遺憾，於是便建造了淩虛臺。就在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建造此臺，剛剛我們說到當時陝西鳳翔大旱，在建造過程中，其實有部分民怨，蘇軾也不解為何在這個時期作這件事？不過凌虛臺是利用當地所鑿之土築其臺身，並且為觀山所需，建成以後因為臺身高大寬闊，只要登臺者便可俯瞰大地，感覺凌駕於天地之上，因此陳希亮就將此臺命名為「凌虛臺」。 第一段，文章點出了臺的緣起。太守築臺意旨本在觀山，蘇軾行文也正緣山而起，由山而臺。州府地處終南山下，飲食起居皆應與山相伴，更何況終南為四方之大山，扶風為依山之近邑。作者連用四個「山」字。極寫山之高，隱含景色之美；極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觀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舉手投足便可秀色飽餐，以至近求最高豈不美哉。下面作者卻筆鋒一轉，說太守居住終南山下還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幾絲遺憾，也為由山而臺作了巧妙的過渡。但頗有深意的是，蘇軾並不承上直寫出「此淩虛之所為築也」，偏偏要加入「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兩句，近山而不知山雖於人事無所損益，但終非情理之事，於是乎便築臺觀山以盡情理。這種譏刺的筆調既吐露出了年輕蘇軾的政治主張，在藝術上也使文章揮灑自如，姿態橫生，同時還為後面的議論定下了基調。 接著下來蘇軾因受陳希亮的囑咐寫作此記。這篇文章按照行文的結構來看，第二段敘寫築臺的經過，先敘述凌虛臺修建的原因，由於是陝西省，因此凌虛臺是緊鄰著終南山：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淩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 由太守杖履而遊，遊而見山，見山而思其異，思異而鑿池築臺，層層相因。句句緊扣，只寥寥幾筆便清楚明瞭地敘寫出築臺的始末、同時，敘述中還具有生動形象的特徵。「杖履逍遙」生動活潑的刻畫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等於說陳希亮拄（ㄓㄨˇ）杖漫步期間，驚異著山景的奇特，其中露出在林木上的山峰，一座接著一座，就好像有人在牆外行走，看見他的髮髻一般，「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一句，又化靜為動，把靜態的山巒賦予了動態的活動。正是太守悟到：「是必有異」，其間必有奇異可觀的景致，於是下令工匠破土動工，建造了此臺，在走文行筆間蘇軾的文字清新自然、給予人流動變化的美的享受。與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中的「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有同工之妙，接著，「然後」三句，凌虛臺建造得十分藝術，並承上敘寫臺成之後登臺觀山的情景，僅僅高出屋脊，使此後登臺憑眺遠望的遊人，恍恍惚惚，竟不知臺的高度，甚至以為是突然聳立的高山。此處蘇軾的筆墨極為簡省，但卻突出了臺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遙其下，看見的山宛如旅行人的髮髻；這裡登臺極目，山則踴躍奮迅而出，從而借所見山景的不同襯托了臺的高，為下段臺取名為「淩虛」埋下了伏筆，也是本篇文章主旨所在。 第三段的篇幅可說是佔有一半以上的意旨書寫，正如金聖嘆在《天下才子必讀書》中指出：「讀之如有許多層節，卻只是『廢興成毀』二段，一寫再寫耳。」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ㄗㄜˊ），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本段可說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議論縱橫，將「廢興成毀」的自然之理説得鞭辟入裏。太守原來期待的是希望得幾句吉利的話，蘇軾卻藉此大談興廢之理，蘇軾認為此臺突起空中，無所附麗，如同海市蜃樓、如同雲彩邈然，又如飛鳥一般。蜃樓未有不滅，雲彩未有不散，飛鳥未有不還。將「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論的基礎，開啟議論的筆端，把凌虛臺之興推至滄海桑田，凌虛臺之前本來是一片荒草田野，霜露蒙翳一片荒涼，也是狐狸毒蛇逃竄藏身的場所，又有誰能得知竟在如今建起一座凌虛臺？也就是說以變化流動的眼光來關照它，從而把有化為無，把實變為虛。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虛臺，這是由無生有；那麼在時移世往的變遷中，即是廢毀下，隨著歷史長河，是不是今日的凌虛臺，又將變成明日的荒草野田？由臺之成至於時間的推移，這又是化有為無。興廢成毀交相迴旋，無窮無盡，誰都不能知曉。行文至此，理已盡、意已完，但作者卻並沒有就此輟筆，他還由近及遠，將與知府登臺眺望到古代宮殿的遺跡，拿眼前的凌虛臺延伸到漫長的歷史。提出了東面是秦穆公祈年橐泉宮、南面是漢武帝長楊宮和五柞宮、北面隋代的仁壽宮，後來改建為唐朝的九成宮的興盛與荒廢，每一座宮殿於昔日都擁有當年壯盛的氣象，其規模之宏偉，形式之奇美，建築之堅不可動搖，放置在如今的凌虛臺面前，兩相對比，這些百倍於凌虛臺的雕欄玉砌，經過百待代之後，而如今想要找尋當初依稀的殿宇，只剩下破瓦頹垣猶不可得，其「廢毀」早已猶不待言，更何況這由土臺堆疊建造的凌虛臺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面臨同樣的命運。就此筆鋒一轉，宕出一筆，再度回到由臺上，論及人「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凌虛臺尚且不可長久，又何況人事上的得與喪。無跡可循的轉入人事的議論，作者認為人事的得與喪、黜與陟、榮與辱、離合存亡，得喪來去無定，，因此「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想借得臺而誇世，其足以憑恃的是什麼呢？一切看似永垂不朽的，經過了時間的掏洗，物換星移的人事，終將變成歷史陳跡，一切都如過眼雲煙。這幾句看似委婉曲折卻是逐句深入，最後，將凌虛臺的寓意、榮華和價值，都是歷史的積澱最終都將化為子虛烏有。 蘇軾對淩虛臺作記的過程中，通過對廢興成毀的議論折射出他對生命價值的思考，並且進而體現了人們共同的命運，提升到普遍人生的高度，展開對「永恆」的懷疑，散發濃烈的憂患意識。即便是如此，蘇軾並非對生命的價值產生絕望，而是用一種「超然自適」的生命態度去觀照萬物，寓於物而不為物所累，入世而超世，以達到生命真正的「超然」態度。 現如今淩虛臺已是鳳翔東湖中的一大景點，登其上可以一覽整個東湖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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