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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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

2d ago

般若六家七宗学说的玄学化

般若六家七宗学说的玄学化在释道安的时代，大乘中观宗的思想，已经陆续传人，而且在中土佛教界奠定了它的支配地位。但是这时中观宗的许多经论，尤其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还没有正式翻译过来。中观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般若经》，翻译出来的也只是一些断章零品。在道安时，《般若经》虽然已经有了七种译本，如支谶译的《般若道行经》十卷，朱士行从于求来的《放光般若经》二十卷，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但这些都是节译本，其译文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在中国思想界里，玄学思想还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玄学界所讨论的哲学问题，还是“有”、“无”、“本”、“末”、“一”、“多” 等等命题，《般若经》的基本论点，也是从宗教唯心主义立场来论证现实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不真实的，这也正是玄学中所要讨论的主要命题之一，因此般若学就成为当时研讨的对象。多鑫由于《般若经》没有全译过来；已译成的各种节译本，译文的质量又不高；译师又往往用玄学的名词、概念来比附佛教的名词、概念，这样就使当时对《般若经》中解释“空”、“无”的概念存在着混乱，使当时般若学说分成六家七宗之多。梁释宝唱《续法论》中云:宋庄严寺释县济作《六家七宗论》。论有六家，分成七宗。第一本无宗，第二本无异宗，第三即色宗，第四识含宗，第五幻化宗，第六心无宗，第七缘会宗。本有六家，第一家分为二宗，故成七卷上)。这六家七宗的代表) ，现在已经清楚了。今列表如下仙之矣。矣。这两早期六家七宗代表人物本无本无道安本无异竺法深竺法汰即色即色支道林识含识含于法开幻化幻化道壹心无心无支愍度竺法蕴道恒缘会缘会于道邃六家七宗所以被认为没有完全符大乘中观宗的论点，主要由大于中观宗是彻底唯家七宗中各代表人物的思想，虽然也属于流派，但比起中观宗，还嫌不+← 够彻底。 ← 释道安的本无义，当时亦称为性空义，因为“本无”是借用玄学的名词，其实就是指般若性空而言的。释道安的前期思想，受到玄学的影响，比较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所以他在《安般注序》中，说禅法应该“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又说:“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无形而不因，故能开物；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成务者，即万有而自彼；开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双废者，守于唯守也。...天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何难也。”(《出三藏记集》卷6)在他的《道地经序》里也说:“夫道地者，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也。无本之城，杳然难陵矣；无为之墙，邈然难逾矣。...其为像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辩之者幾矣。怳忽无行，求矣漭乎其难测。”(《出三藏记集》卷10)我们从这两篇论文的思想内容和文句表达方式上，都可以看出道安的早期思想和玄学是如何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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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ago

译经的五失本，三不易

第三，主持佛经的整理和翻译工作。道安在襄阳时，曾撰《综理众经目录》一卷，书成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 年)，它是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可惜原书今已散失。道安虽然不懂梵文，但他却非常重视佛经的翻译工作。他在长安时，正是苻秦王朝的全盛时期，当时长安一地，即有“僧众数千”(《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并有不少胡僧梵客在那里。道安就延“请外国沙门僧迦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译经之际，道安自己也亲自参加“诠定文字，详核文旨”的工作，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由于道安参加并主持译经工作，他知道译经工作的困难，有“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什么是“五失本”呢？“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就是说梵文句法，都是倒装句，把它译成汉文，就会失掉原来的面目。“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就是说梵文较朴素，译成汉文，加以辞藻的修饰，以及汉地玄学术语的借用，又会失掉原来的面目。“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就是说梵文佛经中有许多反复咏叹、再三丁宁的话，译成汉文时，把它删汰了，又会失掉原来的面目。“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就是说梵文佛经在各个段落的末尾，往往重复解释，翻译时把它删去，也会失掉原来的面目。“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出三藏记集》卷8引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就是说梵文佛经说完一桩事，在说另一桩事以前，要把说过的事重述一遍，翻译时把它精简了，又会失掉原来的面目。“三不易”，指翻译佛经不容易做到的三点:既要求真，又要喻俗，这是第一点；佛学奥涩，它的精义不容易领会，这是第二点；去古久远，无从博证，这是第三点。他主张直译，并认为译笔应该力求质朴， “不令有损言游字”(《鞞婆沙序》)。道安对佛经的整理、译注，作出不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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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0

僧侣为何皆姓“释"

需要从佛教的教义里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这样，佛教在中原地区很快流行起来，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后赵时，有龟兹僧人佛图澄，以道术为石勒、石虎所信事，勒“有事必而后行，号大和尚”。虎“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国人每共相语:莫起恶心，和尚知汝。·.....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高僧传》)。石虎尝下书问中书以“今沙门甚众，或有奸究避役”，故想料简淘汰。中书著作郎王度上奏认为“佛出西域，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所以建议石虎禁止赵人(汉人)“诣寺烧香礼拜”，凡赵人出家为沙门的，一概还俗。石虎不从度议，他认为他自己“生自边壤....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应所奉”，所以他下令“夷赵百蛮，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高僧传》)。佛图澄的弟子出名的很多，其中尤以道安和法雅二人，在佛学、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对佛教传播的影响也较大。道安(公元3 12-38 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衡水西南)人。十二岁出家，为佛图澄弟子。初居河北，后移居东晋的襄阳，创立檀溪寺居之。公元379年，苻秦攻陷襄阳，道安遂西人长安道安对佛教的传播，做了下列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组织僧徒，四出传教。他在佛图澄死后，把佛图澄门徒中对佛理有较深了解的僧侣，组织起来。到了公元365年，慕容氏侵扰河南的时候，道安逃往襄阳，在新野途中，就劝同学法汰去扬州，法和人蜀，将徒众分散到四方，扩大佛教影响。到公元379年襄阳被苻秦攻陷前，他又再一次分散徒众，其弟子慧远就是在这一次散遣中去荆州，后来在庐山创建东林寺的。道安的这种做法，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第二，制定僧徒的戒规。佛教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当时天竺的戒律又尚未翻译过来，所以道安在襄阳檀溪寺时，曾制定清规戒律三条，以约制僧众:“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在魏晋时代，僧侣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僧侣既然崇奉释迦，应该以“释”为姓，从此僧侣都姓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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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5

玄学与佛学的相遇：智慧与空无的较量

在东晋时期，玄学家们逐渐接触佛教，揭示了两种思想的交融。尽管玄学在这个时期仍有影响力，但面临着佛教的崛起。佛教以其独特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渐取代了玄学的主导地位。西晋的覆灭为佛教传播提供了契机，尤其在社会动荡和阶级压迫的背景下，佛教的理念更容易被民众接受。通过对空无的深入探讨，佛教不仅提供了精神寄托，也弥补了玄学的不足，成为人们心中的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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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3

佛教与玄学的碰撞：魏晋时期的思想交融

本期播客探讨了魏晋时期佛教与玄学思想的结合，讲述了许多僧侣南渡至江南，为了传播佛教教义而与士族接触的故事。特别是支遁的崛起，他以深厚的玄学修养与名士交流，逐步提升了佛教的地位。在与玄学家之间的互动中，佛教的思想逐渐渗透，成为当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佛教如何利用玄学的影响力，推动自身在中国思想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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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0

译经的艰辛：康僧会的故事与贡献

本期播客将带你走进康僧会的翻译故事，探索他在佛经翻译领域的卓越贡献与艰辛历程。康僧会不仅翻译了多部重要佛经，还在翻译过程中面临了语言和文化的巨大挑战。我们将讨论早期翻译的误区，如如何使用当时的玄学术语来传递佛教思想，以及翻译质量的保证问题。听众将了解到翻译的复杂性和对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感受康僧会如何突破困境，将佛教智慧带入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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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9

初期佛经的传译

初期佛经的传译佛教既然是从天竺传入的，佛教的经典原来又都是用梵文写的，因此为了要了解佛教教义，就必须把佛经翻译过来。佛教的教义，在五天竺和西域，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佛国记》也说:“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既然没有写本，就只有口授，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受浮屠经这一事例，也可以获得确切的证明。佛经最早的译本为《四十二章经》。这部书有两种译本:一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中天竺僧迦叶摩腾和中天竺僧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本子；一是三国东吴时大月氏僧支谦在江东译出的本子。现在保存下来的，可能就是支谦的译本。这部书，以前有人怀疑是晋人伪撰的；但据汤用彤先生考订，认为不是伪书，这已成为定论。《四十二章经》大概是小乘教徒撮取佛教群经要义而编辑的属于概论一类的书；隋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说“本是外国经抄，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指中国》《孝经》十八章”，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性质。因为它概括地介绍了一些佛教教义及其哲学思想，初学者很容易接受，小乘教徒曾利用它把佛教传播到五天竺以外的地区，它自然也就传进中国来了。佛经传译初期的译师中，其代表人物有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自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汉灵帝建宁(公元168-171年)中，他前后译出《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其后释道安对他的翻译很推崇，认为:“天竺音训诡塞，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高僧传》卷1《汉雒阳安清传》) 支娄迦谶，亦简称支谶，大月氏国人。在汉灵帝光和(公元178-183年)、中平(公元184-189年)年间，译出《般若道行经》等十四部。道安对于他的翻译也作了肯定的评价，说“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高僧传》卷1《汉锥阳支娄迦谶传》)。但他们两人所译的佛经，大都是从大经中割裂出来的小品。每经多则不过三卷，少则一卷；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经》十卷，在当时已经算是巨著了。安世高、支娄迦讖以后有支谦，也是大月氏国人，生长中土，为支委迦谶再传弟子。初居洛阳，以后南富东吴。自东吴黄武初元(公元222年)至东吴建兴(公元252-253年)中，前后三十年中，译出《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等四十九种，《高僧传》称许他“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支感度也认为支谦的译笔，“频从文丽”，“约而义显”(《出三藏记集》《合首楞严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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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6

佛教的奇妙旅程：从西域到东汉百姓心中

在东汉末期，随着黄巾军起义的失败和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佛教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许多失去家园的百姓寄希望于佛教的慈悲与救赎。他们并非仅仅追求涅槃，而是渴望来世的温饱与安宁。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信仰工具，帮助百姓寻找希望，同时也被统治者利用来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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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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