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妙手文化

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

  1. 4d ago

    魏晋玄学顶流,竟没能撼动儒家的宝座

    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 史学与文学艺术第一节经学与历史、地理著作经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有不少学者说,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在当时的思想界,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诚如许多学者所说,东汉以来,由于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人民、欺骗人民,已经行不通了,统治阶级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还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经学从此一蹶而不振了,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统治阶级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的。当时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 经典的根据。也就是说,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尽管这一时期,在儒家经典的注释方面,也有不少玄学家想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这些玄学家在注释工作中,却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学说,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学思想来讲儒家所不大的东西(如性命、天道等学说),以作为补充而已。 《周易》:汉宣帝时,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贺)《易》三家,皆置博士。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 博士。尚有费氏(费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间传习甚盛。到了东汉,传习费氏《易》的有马融,著《易传》十卷,郑玄注《易》十卷, 荀爽注《易》十一卷。可见费氏《易》传习之盛。三国时,曹魏有王朗、王肃父子亦为《易》学名家;东吴有虞翻,家世传习孟氏《易》,注《易》十卷。陆绩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汉代的《易》学,重象数,好说阴阳灾异,不脱卜筮之书的范围。 曹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以后,玄学兴起,王弼首先以玄学思想来阐明《易》学,他注《易》上下经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周易》中有关“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 的术数迷信,“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注引孙盛言)。他着重讲运动变化的理论,开创《易》学研究方面的新风尚。西晋永嘉之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郑玄)、王辅嗣(王弼)所注行于世” (《经典释文》卷1)。东晋学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以王肃《易》学,“在玄(郑玄)、弼(王弼)之间”,又立《易》王肃注博士。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 年),颜延之任国子祭酒,又黜郑玄《易》,独置王弼《易》。所以在江左,《易》学郑注浸微,王弼独尊。王弼的《易注》,只注了上下经;《系辞》以下,后人用东晋韩康伯的注来加以续补,今天流传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就是这个本子。江左自东晋以下,注《易》者数十家,如张璠集钟会、向秀、阮咸、王济、卫瓘等二十八家之说为《周易集解》十二卷。又如谢万(谢安弟)、韩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辞》,发挥玄理。他们大都祖述王弼,摈落郑注。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经师专习郑注,只有青齐地区曾属南朝,才有讲王弼注的。到了唐初,孔颖达奉诏作疏,专崇王弼,废弃汉儒马、郑诸说,因此马、郑在《周易》方面的学说,后来大都散佚了。

  2. Sep 18

    当和尚能免税,寺院经济如何吞噬国家?

    北朝的灭佛事件北朝的皇帝,同南朝的皇帝差不多,大都佞佛。北齐的几个皇帝,佞佛尤甚。如北齐文宣帝高洋, 一方面昏虐杀人,另一方面迷信佛教,曾亲受菩萨戒。在他在位的十年当中,关东佛法兴盛。到了北齐末年,后主高纬甚至把邺都三台宫(铜雀台、金风台、冰井台)舍施给大兴圣寺,后来又把并州的尚书省也舍施为大基圣寺,把并州的晋祠舍施为大崇皇寺。 北朝的妃、主、诸王,也大都佛。有许多废后,往往出家为尼2。公主、郡主出家的也不少。北魏诸王在“河阴之变”(公元528年)中多被尔朱荣杀害,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一度几乎造成“京邑第宅略为寺”(《魏书·释老志》)的情况中原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河间邢氏、河东柳氏,以及代北的鲜卑贵族,也多信仰佛法。 由于各族统治阶级提倡佛教,加上当时中原人民在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之下,生活穷困,走投无路;有的为了逃避徭役和租调,结果纷纷出家当和尚。《魏书·释老志》云:“正光(公元520-524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故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这样,僧尼的人数不可避免地增多起来。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僧尼人数还不过七万七千余人,到了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左右),上距太和初元不到六十年,全国僧尼总数激增到二百万人左右(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约三千万)。东西魏分裂(公元534-556年),周、齐对峙(公元557-577年),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两国总人口数在三千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十六国与北朝僧尼人数、寺院数目、译经部数表年 代AHLE## 京城内京城内全国全国僧译经译经材料寺数僧尼人数寺数尼人数人数部数来源后赵石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西秦乞伏氏北凉沮渠出数千人三千人八九三所近一万人《高僧传》 卷5《释八人四十部道安传》 《历代三宝记》 《高僧传》 卷10《竺佛图澄传》 《高僧传》 卷2《鸠八人一-四二部摩罗什传》、《历代三宝记》 二二部八人三七部《历代三宝记》 《历代三宝记》 北魏太和平城二千余人元年(477) 百余所六四七七七二八所五八人四人九部《魏书· 释老志》、 《历代三宝记》 年代延昌二年(513) 神龟元年(518) 北魏末(534) 北齐北周京城内寺数洛阳五百所洛阳一三六七所邺城四千所京城内僧尼人数八万人全国寺数一三七二七所三万所三万所一万所全国僧尼九数译经人数五人近二百万人四人近二百万人二人近一百万人四人译经部数五九部十九部八部十六部(续表) 材料来源《魏书· 释老志》、 《历代三宝记》 《魏书· 释老志》 《魏书· 释老志》。 《洛阳伽蓝记》 《历代三宝记》 《大唐内典录》 《历代三宝记》 《历代三宝记》 《辨正论·十代奉佛篇》 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势力也迅猛发展起来。遍布京都及各州郡的寺院, 、官僚的施舍以及“侵夺细民”等途径,“广占田宅”(《魏书· 老志》)。例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曾为稠法师“于邺城西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居寺。...初救造寺,面方十里。稠曰:‘十里太广,损妨居民,请半减之。’敕乃以方五里为定”(《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居寺释僧稠传》)。西魏时,宇文泰为大僧统道臻建中兴寺于长安昆明池南,“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续高僧传·西魏京师大僧统中兴寺释道臻传》)。这样,“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大量土地转入寺院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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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