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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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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d ago

    馮客 | 「經濟改革」這個詞用得是否準確？

    編者按：2024年2月，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最新著作《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由台灣「聯經出版」出版。在書中，馮客說，中國社會發展並非在黨的指揮下堅定地一路向前，而是充滿矛盾、錯覺和政治陰謀。 書中提到中國僥倖躲過的災難、影子銀行、反腐大清洗、國家財富的急劇增長和民眾日常生活的貧困，同時審視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因懷疑西方政治幹預從而對其日益滋生的 敵意，以及如何透過建構龐大的安全機制和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系統，發展成徹頭徹尾的獨裁政權。 馮客直指，共產黨的目標從來不是加入民主世界，而是要與之對抗，最終擊敗它。 這本書出版之時，書評刊發過相關文章，以及馮客在2024年台北書展時與台北的讀者的問答。為紀念文革六十週年，書評特別刊發這本書的前言。標題為編者所加，出版社授權刊發。 《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 一九八五年夏，當《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正在電影院熱映時，我作為瑞士日內瓦大學的學生，開始前往中國學習中文。中國外交部把我分配到天津的南開大學。天津靠近北京，是個沿海的大城市，人口多達五百萬（如今這個城市的規模又擴大了兩倍）。我先飛往香港，從那裡入境，然後坐火車北上。這趟旅程花了一週時間，一路上認識了不少朋友。我到天津後，其中一個還給我寄過明信片。他忘了我的姓，所以只在收信人的欄位寫道：「中國天津，來自荷蘭的法蘭克收」。天津的郵局並不難找到我，因為當時全市只有八十名外國人，來自荷蘭的有八個，而叫法蘭克的只有我一個。 像中國其他大城市一樣，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天津修築了許多寬闊的大馬路。這裡不塞車，因為這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私家車卻不足兩萬輛。供機動車行駛的車道上只能看到公車和卡車，偶爾駛過一輛小汽車。但是，用隔離欄區隔開的非機動車道上，卻擠滿踩著自行車上下班的人。他們大多天剛破曉就得起床，黃昏時分下班回家，所以晚上九點後，整座城市便會安靜下來。有時候，昏黃的路燈下，只有我一個人在寬敞的六線道上騎著車。 二○一九年十月，南開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我回到天津。這座城市與之前不一樣了，它的天際線被摩天大樓的燈光照亮，城市擴張到遠方，到處都是公寓大樓和辦公園區，有些已經完工，有些仍在施工中。天氣晴朗的時候，無論站在哪裡，都能看到近六百公尺高的天津環球金融中心，猶如一座巨大的水晶塔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然而，外表會騙人。昔日教過我的老師和如今的年輕教師們仍然住在破舊的水泥樓房裡，布滿灰塵的陽臺上擱著花盆，過道裡雜亂無章地擺放著破舊的自行車──這是他們在校園裡使用的交通工具。不過，據說跟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大多數教授的孩子都去了美國。 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舉行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慶祝活動。所謂「改革開放」，指的是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啟動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使與世隔絕的中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轉變總是被人譽為奇蹟。有本大部頭的學術專著，副書名就叫做 How the Miracle Was Created（奇蹟是如何創造的）。很顯然，對部分專家來說，他們關注的重點是這一奇蹟是否已經收場，而對於奇蹟本身的真實性，他們從未有過絲毫懷疑。 可是，專家們怎麼會知道呢？三十五年前，當我搬進天津大學的宿舍後，發現許多外國學生把大量時間用於猜測北京的內幕消息。他們中的一些人日後成為職業的中國觀察家。由於缺乏可靠的資訊，他們借鑑俄國觀察家的技巧，即不放過任何一個微妙的跡象──無論是天安門廣場閱兵式上領導人的站位，還是《人民日報》的排版設計，抑或廣播中某些詞語出現的頻率，對這些跡象加以解讀，從中尋找有關中南海（位於故宮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內幕的蛛絲馬跡。而我對這種方法存疑，反而更願意從歷史研究中了解中國。 如今，我的看法依然未變。「改革開放」雖然已經四十年，可是與世人的合理預期相反，今天的中國與改革開放前並無本質區別。幾年前，中國當時的總理李克強就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是人造的，不可靠。眾專家當然知道這一點，他們想了其他辦法來應對這個問題。例如，李克強自己提出的辦法是，經由監測總耗電量等數字來推測經濟表現，這一方法被稱為「克強指數」。但無論透過什麼辦法，我們對中國的真實狀況仍然知之甚少。正如中國觀察家詹姆斯．帕默（James Palmer）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所稱：「誰都不了解中國，包括中國政府。」1事實上，我們獲得的每條關於中國的資訊都是不可靠的、片面的或扭曲的。我們不知道中國經濟的真實規模，因為地方政府報告的數字都不準確；我們也不知道不良貸款的嚴重程度，因為銀行隱瞞了真實情況。一般狀況下，每個優秀的研究者都會認可蘇格拉底悖論：我知道我對哪些東西無知。但對中國，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在哪些方面是無知的。 在南開大學北門的對面，隔著一條八線道的繁忙大馬路，坐落著一棟龐大而空曠的建築，門口由年輕的士兵把守，這裡就是天津市檔案館。當年我還是個學生，根本進不去。然而，一九九六年，中國修訂了檔案法，愈來愈多解密檔案開始向持有單位介紹信的歷史學家開放。雖然最敏感的資料仍然鎖在檔案庫深處，但研究人員終於得到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深入了解毛澤東統治的黑暗時代。 我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了數千份中共檔案資料，從位於亞熱帶的廣東，到毗鄰蒙古沙漠、貧窮而乾旱的甘肅，我的足跡遍布中國許多地區。這些檔案裝在發黃的文件袋裡，有些是手寫的，有些是列印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黨內高層會議的祕密紀錄、對大規模殺戮事件的調查、造成數百萬人大饑荒的領導幹部的悔過書、關於農民反抗政府的報告、祕密進行的民意調查、一般民眾的上訪信件等等。根據這些資料，我寫了三本書──合稱「人民三部曲」──來講述毛澤東時代一般中國人的遭遇。 我進行檔案研究的時間真是太幸運了。二○一二年十一月習近平上臺後，全國的檔案館開始不再對外開放，關於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文件重新予以封鎖。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過去這幾年又為我們研究之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契機。許多年來，中國人自己（包括每一位檔案工作者）都相信，一九七八年後中國發生了令外國資本家驚嘆不已的經濟奇蹟，儘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籠罩在陰霾之下，可一提到「經濟改革」，似乎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如今，我們正好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根據中共的現實行為（而非僅僅歷史檔案）來檢討一九七六年以來的中共歷史。 對於政府檔案如何解密以及何時向民眾公開，每個民主國家都制定了諸多規章條例。從理論上來說，大多數國家都遵守三十年解密的規則。每年耶誕節前後，位於邱園的英國國家檔案館內，讀者都會翹首以盼首相辦公室或軍情五處解密最新一批檔案。不過事實上，各國政府機構都會以種種藉口對數以百萬計的逾期檔案不予解密。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遵循三十年解密的規則。所以原則上，讀者應該能查閱到一九九二年以前的檔案。但是，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實行的是獨裁體制，一項規定的落實往往掌握在地方政府手裡，因此各地檔案館的開放程度不盡相同。在有些地方，外人連檔案館的門都進不去，就算一篇平淡無奇的剪報也被視為國家機密。而在另一些地方，只要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贏得政權之前的檔案，全部不予開放。然而，中國之大無奇不有，有些檔案館的開放程度著實令人驚訝，每隔一段時間，它們就會向部分讀者開放大批原始檔案，甚至連二○○九年前未滿三十年的檔案也可查閱。 本書的敘述基於十幾個市級和省級檔案館所藏約六百份檔案資料，同時也參考其他較為常規的原始資料，如新聞報紙和未發表的回憶錄等。所有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是李銳的祕密日記。李銳曾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祕書，後來因為對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發表意見而入獄二十年。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幾年後李銳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他擔任過多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這個部門在蘇聯被稱為 Orgburo（組織局），專門負責調查和任命各級政府的共產黨官員。李銳身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員，最終卻成為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二○○四年，他的著作在中國遭禁。李銳的日記一直寫到二○一二年，其中詳細記錄了他與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談話。當然，歷史學家的研究，不僅要講客觀證據，還需提出自己的見解，當兩者都不足以支撐研究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停筆，把機會讓給更勝任者。正是出於這樣的考

    24 min

  2. 2d ago

    短评 | 如何纪念，为谁招魂？——赫尔岑回忆录中的流亡者

    日子近了，内心惶恐。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某人压根就没有出现在广场，当年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犄角旮旯，这几年也不知怎么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当年学生代言人，用别人的血来显示自己的以死抗争，到时间就出来痛苦地大叫“我活着就是一种耻辱”，如何纪念，恨谁，哭谁，为谁招魂？Hypothetically speaking, 某机构每年几百万，用零头雇条恶狗做工头，再找几个廉价牛马每天偷一些文章，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如何纪念，恨谁，哭谁，为谁招魂？Hypothetically speaking，如果某群体与他们反对的人没有两样甚至更糟，暗地里角力，把历史中现实中无数的挣扎与血泪变成抢夺的资源，而争取的却渐行渐远，如何纪念，恨谁，哭谁，为谁招魂？ 这便是俄国思想家、作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所描述的流亡者。在回忆录中，赫尔岑在书中记录了19世纪的伦敦一群人的生活。 在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六、七卷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全景式地描绘了19世纪50年代伦敦流亡圈混乱而荒诞的生态。赫尔岑揭示了这些流亡者思想停滞、宗派内斗严重、虚荣心泛滥以及在经济上互相盘剥的种种丑态，将原本的革命理想异化为“集体精神病院式的狂热”。赫尔岑本人因继承父亲遗产（并极具远见地通过法国银行家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等渠道成功转移了俄国财产）而相对殷实，在伦敦成了各国流亡者事实上的“提款机”和“软心肠的有钱人”。赫尔岑以讽刺、自嘲却又不失同情的笔触，描绘了这些人打着“革命事业”旗号的索取、借钱不还、骗吃骗喝，以及道德自诩崇高与生活堕落的鲜明对比。尤其是《伦敦的流亡者》等章节，赫尔岑更是展开了他的“毒舌”叙事： * 经济上的寄生与盘剥： 赫尔岑由于家产殷实，在伦敦成了各路流亡者的“提款机”。他在书中以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记录了无数流亡者打着“革命事业”的旗号来向他骗吃骗喝、借钱不还的无赖嘴脸。这些人在道德上自诩崇高，在生活上却完全堕落。 * “静止的时间”与精神停滞： 赫尔岑一针见血地指出，流亡者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时间在逃离母国的那一天就停止了。他们人在伦敦，思想却永远留在了当年的革命现场。他们拒绝了解英国社会的现实，也不再更新自己的知识，每天都在机械地重复昨天的口号。 * 猜忌、抓特务与宗派内斗： 因为没有真正的政治实权可以争夺，流亡圈的精力全部转向了内耗。由于长期处于被迫害妄想中，圈子里人人都在怀疑别人是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暗探。一有风吹草动，战友之间就互相泼脏水、写匿名信告密，圈子里的水被彻底搅混。 典型事例与群像： * 俄国流亡者中的“公爵”闹剧： 书中最具讽刺趣味的，是对以加里岑公爵（Prince Galitzin）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Prince Dolgorukov）等为代表的破落贵族流亡者的描写。这些浪荡子一方面带着旧贵族的奢奢派头，一方面又因流亡而一贫如洗。他们以“艺术”、“政治”或“反抗沙皇”的名义不断向赫尔岑索取。赫尔岑幽默地记录了这些荒诞场景：公爵们像表演一样痛陈革命与个人的牺牲，赫尔岑明知钱多半有去无回，仍一次次“上钩”。这成为赫尔岑观察“俄国多余人”在海外流亡中堕落的活例证——昔日的贵族风度沦为了厚颜无耻的乞讨表演。 * 各国流亡者的共同“借钱艺术”： 法国人擅长戏剧化的雄辩和派系募捐；德国人更喜欢“系统”地论证“革命为什么需要资金”；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则习惯诉诸民族的悲情。赫尔岑描写他们上门时总带着“为事业”的高尚理由，离开时钱包鼓起，却鲜有归还。有人借钱后立即用于个人享乐（如喝酒、社交），却在下次见面时继续大谈“牺牲与纯洁”。赫尔岑用讽刺对比：他们在道德上自居“未来救世主”，生活上却完全依赖他人，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利己主义”。 * 日常“骗吃骗喝”与宗派盘剥： 流亡者常聚集在赫尔岑家中或伦敦的聚会场所“蹭饭”。有人以“共同基金”或“印刷所捐款”的名义索取钱财，转头却用于内斗或个人挥霍。赫尔岑记录了无数琐碎却刺痛的细节：借小额钱款后人间蒸发、用革命失败为借口恶意拖欠，甚至在赫尔岑自己深陷家庭悲剧（如妻子去世等）期间，仍有人厚着脸皮上门索要。这些场景充满黑色幽默——理想的崇高与现实的卑微形成荒诞反差，仿佛“死人埋葬死人”。 赫尔岑在这些章节里感慨，流亡生活就像一个慢性的精神绞肉机，它没有摧毁统治者，反而先让反抗者在异乡的孤独、猜忌和贫困中，把灵魂和理智折磨得精光。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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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西门不暗 | 美国毕业季黄仁勋、钱信伊、邓立洁三位华人的演讲：如何面对我们这个时代

    3d ago

    西门不暗 | 美国毕业季黄仁勋、钱信伊、邓立洁三位华人的演讲：如何面对我们这个时代

    编者按：最近又是美国的毕业季，按照惯例，毕业典礼上会有嘉宾和学生做毕业演讲。今年，有三位华人的毕业致辞在中国引发刷屏。书评专栏作者西门不暗用视频点评了三个演讲，而这三场演讲都切中当下时代的困境。下面是三场演讲的介绍（视频中人名有误）： 黄仁勋：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毕业典礼 黄仁勋作为英伟达（NVIDIA）创始人兼 CEO，站在全球科技浪潮的最前沿，为毕业生点燃了技术革命的冲锋号角 。 * 核心主题：AI 时代的范式重置与生存法则。 * 核心内容： * 抹平起跑线：他安抚应届生对“AI 抢饭碗”的焦虑，指出 AI 正在让传统计算机技术重新洗牌，这意味着所有人、甚至包括行业巨头，现在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 * 工具与竞争：他留下了今年最出圈的行业金句：“取代你的不是 AI，而是那个比你更会用 AI 的人 。” * 逆境韧性：他结合英伟达数次濒临破产的创业经历，告诫学生要学会在失败中重置自己（Reset），将痛苦转化为敏捷的适应力 。 钱信伊（Ronny Chieng）：哈佛大学本科毕业 作为好莱坞知名华裔喜剧演员与《每日秀》记者，钱信伊用极具讽刺性、反叛性的脱口秀风格，狠狠地给台下的名校精英们上了一课 。 * 核心主题：砸碎虚伪捷径，捍卫人类的创造力。 * 核心内容： * 现场痛批 AI：与黄仁勋拥抱 AI 的态度完全相反，他在哈佛讲台上多次怒吼 “去他的 AI（F* AI）”。 * 剥夺生而为人的乐趣：他讽刺那些吹嘘大语言模型能帮人写稿、写剧本的人毫无才华 。他尖锐地指出，AI 让我们用捷径跳过了过程，但“创造的旅程本身才是最好玩、最有趣的部分”，使用 AI 实际上是在剥夺人类体验快乐的权利 。 * 讽刺名校精英：他无情调侃哈佛的“成绩通胀”现象（教授狂打 A 让所有人显得很聪明），并奉劝毕业生不要一毕业就急着去华尔街或硅谷唯利是图地赚钱 [1]，哈佛生应该去解决微塑料污染、饥饿、教育等世界真正的难题 。 邓立洁（Megan Te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工程学院博士典礼 作为从国立台湾大学跨界（商科转机械）考入伯克利的硬核女博士，她在一场全是代码和公式的工科典礼上，发表了一场极具人文温度、惹哭全场的致辞 。 * 核心主题：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在乎”，工程要服务于人心。 * 核心内容： * 博士学位的真正重量：她分享了 5 年前赴美时，96 岁的奶奶哭着说“怕自己年纪大等不到你毕业” 。她意识到学位不只是个人的失眠与科研，更是亲人为成就你的梦想所付出的等待与大度放手 。 * 隔海高喊谢谢奶奶：她风趣地透露奶奶生于动荡年代没读过什么书，现在依然在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但奶奶是她最重要的“秘密论文共同作者”，因为她研发的所有智能传感器，初衷都是为了改善像奶奶一样的老人的长寿体验。随后她用中文大喊“谢谢奶奶”，引爆全场。 * 技术的人文关怀：她告诫台下未来的科技领袖们，伯克利的工程师不能只有构建（Build）宏大技术的能力，更要有一颗去关怀（Care）的心，因为我们服务的不是算法，而是充满情感的现实人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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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d ago

    丁学良访谈下 | 没有文革，就没有发明“中国模式”的中国

    如今，丁学良教授已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从皖南文革红卫兵、到哈佛文革课堂的博士生、再到香港三十年文革的教授，文革已经成为了其一生中最深刻的政治经验与思考，对他来说研究文革有着一种魔力。也因此，波士顿书评特邀记者卢吾川特别电话采访了丁学良教授，谈谈六十年后，他对文革、文革后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模式发展等问题的反思。 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没有文革，就没有发明“中国模式”的中国》。 问：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灾难不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革命色彩，以及充满了毛泽东个人性格特质的“猴性”。这其实与社会主义体制所需要的高度专业化以“计算”作为文职的职业政治家的要求有着天然的差别。同样，在后毛泽东时代，具备毛这种性格与个性的政治家绝不仅有。您认为，毛对于今天中国政治，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 答：毛泽东这样的人，如果想找到类似的政治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切·格瓦拉，他们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选择继续革命。我看到过资料，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也是被掌权者所讨厌的。因为他永远不满足，觉得革命不该终止。他在哥伦比亚被捕后被处决，就成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象征。 毛泽东最大的政治遗产，第一是要牢牢掌握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中国政治永远的真理。没有普选制，垄断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性。第二，是抓紧笔杆子。就是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宣传、教育、信息的绝对垄断。尽管之后的掌权者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修正、调整，但是抓紧枪杆子和笔杆子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毛以后，从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人敢轻易放弃这两个杆子。我认为这个遗产不会被之后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就是因为在两个“杆子”的问题上，两个人具有高度的共识。 问：对于文革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建制派还是自由派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1989年，中共官员将学生的自发运动类比为文革中的“串联”与“贴大字报”；对薄熙来重庆体制的批评，认为是“文革”重演。再包括，台湾政治中，蓝绿营之间的内斗与你死我活，也会使人联想到文革中的派系斗争。您认为，在大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这种解读，是否存在着对文革的本质的误解？ 答：西方很多学者遇到新的政治运动和现象都会和文革进行联系。这也是我从1988年在哈佛本科生院做助教开始，一直向学生强调的，你们可能从文革中找到几个相似的点，与你身边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进行联想。比如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经常把江青在文革中发挥的作用形容成女权运动在亚洲的实践。当然这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江青在山东长大的，从年轻的时候就挣脱家庭束缚向往自由。这种评价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再比如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实践，以及薄熙来倒台后温家宝在记者发布会上对文革的评价，都会让人产生联系。 我在社科院曾经和薄熙来短暂共事，从美国回国之后，被重庆市政府聘为海外交流理事会的第一届的理事。薄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重庆在所有直辖市中是条件最差的，因此要强调重庆在抗战中作为陪都的历史。而抗战的历史在海外华人中是很有感召力的。我当时觉得薄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远见和想法的。 之后我就觉得重庆就已经变味了，因为曾经接待我的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就有人悄悄告诉我，他们已经被抓起来了。而这些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这就让我不由自主将重庆“打黑”和文革联系起来了。因为文革中搞掉一个人是不需要法律的，打黑就是用行政权力超越法律程序直接打击政治目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所谓重庆模式敬而远之了。我后来知道了打黑中对企业家的迫害，直接明码标价交钱放人。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批斗与抄家。只要经历过文革，在中国一定能找到类似的做法。 那么文革到底有没有正面的遗产？文革产生了许多的悲剧与惨剧，相关的研究在大陆已经不能出版了。但是我想文革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有一些正面意义的。这不仅因为我当过红卫兵，而是我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发生了文革，只有毛泽东把文革当做人生中第二重要的大事，毛泽东从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就知道文革受到的阻力很大。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固执己见发动文革？理论上而言，毛泽东的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作为和列宁并列的理论家，就意识到革命政权的腐败堕落问题，我甚至有个想法，如果列宁不死，他和托洛茨基会不会发动俄罗斯版的“文革”？托洛茨基在流亡后的所有著作，都在批判斯大林体制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建立在特权上的官僚专制体系。当然，毛泽东不可能承认托洛茨基对他的影响。而中国的托派领袖陈独秀，在晚年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斯大林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政权牌子的官僚特权的阶级。第二个对毛泽东的刺激就来自于吉拉斯的《新阶级》，当时认真读过书的红卫兵之间，其实都不言自明毛主席受到了吉拉斯的影响。后来我也读过《新阶级》的灰皮书，吉拉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斯大林体制不仅是官僚主义问题，而是蜕变异化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利益与基础，有一套自己掌握和分配资源的制度，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无法进入这个阶级。 文革结束后，官方第一否定的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官僚特权阶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革的正面意义就在于，一个推翻资产阶级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看似消灭了阶级和贫富差距，新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依旧存在堕落与腐化的可能性。行政权力会衍生出的新的不平等，官僚集团会使用公有财产为自己服务。铁托在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铁托的本身也是特权阶级之一。他没有对自己发动革命的勇气。当然，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解决方式是极其糟糕的。而且文革后不久，开后门现象就卷土重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开后门现象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所有部门已经丧失了活力，没有效率。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找到资源，只能“走后门”。而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最重要的权力就是行政权。 问：现在有一种现象令人颇为担忧，中国的年轻群体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变得非常热衷。《毛泽东选集》开始变成一种与体制对抗，呼吁保障劳工阶层合法权益的思想资源，这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不满。这其实是与自由派知识精英所呼吁的“保卫改革”和强调市场经济的路线存在着对立。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答：这种现象我看到的太多了。有一种人在年轻的时候被糊里糊涂卷入了文革，但是文革之后对自己的经历又没有反思。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少。第二种，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最重要的阶段，只是被文革的口号所吸引。幻想文革中，有最清廉的干部，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其实是把文革当做一种宗教信仰。毛泽东要超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前所未有的社会，最后迎来的是彻底的失败。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我当过红卫兵经常被邀请参加美国左派的活动。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对文革的想象都是虚构的。他们被吸引的是文革的口号和所谓高潮的场面，但是文革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今天中国年轻人的心态和当时的美国左派差不多。 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把中国从文革的极端状态，调整到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轨迹，本质就是过日子。因此你看邓小平的讲话全是非常通俗易懂。改革开放起源于小岗村农民的实践，分田单干让农民不至于饿死。这其实就是把极端政治回归到老百姓过日子的逻辑。邓小平是最理解老百姓生存逻辑的人，强调的是常识。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解决城市的吃饭问题，首先是回城知青的问题，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个体户就是由此而来。在缓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城市中的贫民。当时人民日报写了一个社论《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了缓解城市商品粮的问题，把城市贫民发配到农村。而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让他们自谋生路。邓小平访问了日本、新加坡，再加上海外华人对大陆的投资，才让中共领导人明白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人普遍地脱贫。而为了脱贫，才打破了很多之前的规制。 下一步是，真正走进市场经济之后，需要有管理经验的人才和系统的计划。这才让中国大陆走上了东亚模式的发展道路，去承接西方的产业，建立系统的产业政策。一直到了1986年，中国的农村才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开始进城。如果没有引进外资建厂，农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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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d ago

    丁学良访谈上 | 从红卫兵到哈佛大学再到香港文革课程传奇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文革，不是被动地卷进去，而是主动和积极地参与。作为一名红卫兵干将，我亲历了文革的每一个主要阶段，包括大规模武斗的腥风血雨。”很少人会这么坦荡承认自己的文革经历，但是在2026年4月出版的回忆录《从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一个红卫兵告白》中，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著名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如此说到。 在这本新出版的回忆录中，出身皖南农村的丁学良谈及了童年时期的自己从大饥荒的“死人堆”里幸存下来的故事，更是谈及了自己作为一位狂热红卫兵的荒诞青春。1966年文革爆发时，年仅十三岁的丁学良正就读于安徽宣城中学。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凭借出众的文笔和惊人的组织力，他带头成立了当地思想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他夜以继日地撰写大字报、油印传单，甚至亲自担任地方红卫兵战报的主编，用极具煽动性的字眼点燃了一场越演越烈的政治风暴。随着运动的升级，这位年轻的造反派头目卷入了席卷全国的“大串联”。他曾一路北上，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接见，这种宗教般的狂热将他的激进推向了顶峰。然而，在随后安徽乃至华东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派系武斗中，丁学良从一个“动口不动手”的文攻干将，变成了真枪实弹、血雨腥风的亲历者。他目睹了昔日的同学和战友在土制大炮和机枪的对射中倒下……这段近乎疯狂的红卫兵岁月，也把他的狂热转为了一生的思考。 在文革结束后，丁学良考取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之后中在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引荐和帮助下，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师从20世纪最卓越的思想家、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88年春，在哈佛校方的建议下，麦克法夸尔教授在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谁知这门注册号码为“外国文化48”的课程，申请的学生达到八百多人，最后不得不将人数控制在700人，助教就有22位，而当时正在读博士的丁学良便是这其中22位助教之一。 2012年11月31日至12月1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荣休会上，特别前往哈佛参加会议的丁学良回忆道，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 也是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课上，文化大革命不仅成为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对象，更是从此成为他教学的重点内容：讲授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在世界多地游学任教后，他将这门课带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并在那里创造了一个长达近三十年的课程传奇，亦如他的老师麦克法夸尔教授类似。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也成为一代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对于丁学良而言，在科大讲文革绝非照本宣科的“历史课”，而是一场极具现实关怀的社会学解剖。在课堂上，他常常结合自己当年作为红卫兵干将的切身体会，将微观的亲身记忆转化为严谨的社会学分析。“不把文革最完整的史料保存，造成的祸害比文革的祸害更大。” 丁学良还常常这样警示台下的学生。 如今，丁学良教授已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从皖南文革红卫兵、到哈佛文革课堂的博士生、再到香港三十年文革的教授，文革已经成为了其一生中最深刻的政治经验与思考，对他来说研究文革有着一种魔力。也因此，波士顿书评特邀记者卢吾川特别电话采访了丁学良教授，谈谈六十年后，他对文革、文革后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模式发展等问题的反思。 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文革是毛泽东绝无仅有的发明创造》。 问：今年是文革六十周年。为什么六十年后的今天，你才出这本回忆录？ 答：比较严谨地说，今年其实是文革发动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我的这个回忆录，其实不是我原来最想写的。我其实最想写的是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我自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助教，在哈佛教了本科生几年之后，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我尝试把哈佛大学本科生院的课程进行改造，移植到香港。我1993年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已经是全世界出版文革相关研究和书籍的中心，当然水准良莠不齐，有世界顶级水平的研究，也有街头巷尾的谣传合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法国的巴黎高等研究院有研究者专门到香港，收集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并出版了中文版。我在哈佛做助教的时候，非常想收集这一套书。我1993年到香港，再到我2018年退休，香港是文革研究的绝对中心。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想把自己关于文革的研究和思考写成一本教科书，其中既有反思和评论，也有史料。但是我在香港拿到的大学基金会项目，没有一个是和文革有关的。反而因为香港是金融城市，大多是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这就一直拖到我2018年退休之后，我不再需要资助，就写我最想写的东西，这就是这本书的雏形。我2018年回到中国之后，其中遇到的人，95%以上对于文革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很少遇到了。于是我想，我的人生过早地卷入了文革，个人经历非常罕见，于是我为什么不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回忆录？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更想做一种关于个人记忆的抢救。 问：您亲历过大饥荒、文革中的武斗、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以及今天中国的重新极权化。像您一样有着相似人生轨迹的人文社科学者并不在少数。曾经的文革是高层反思、批判并防止卷土重来的对象，但是今天官方对文革的态度颇为暧昧，包括教科书中相关篇幅的减少，以及“不能用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定调，您作为亲历者对于文革的认识，发生过哪些变化？ 答：按照中共官方自己的定义，文革持续了十一年而不是十年。文革后，按照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说法，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是1977年，因此文革的准确时段应该是1966年到1977年。这十一年我对文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6月份到1967年年底，这个阶段在文革研究界被称作“运动阶段”。到了1968年之后，红卫兵运动开始变得边缘化，到了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就结束了。因为到了1968年7月，毛泽东就打算让无所事事的学生去农村，以免最后成为动乱的祸源。因为对于毛而言，他对红卫兵的利用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和官僚系统。所以，文革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1968年7月底，我们这些红卫兵就有被抛弃的感觉，被赶到农村去。从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十年。据统计当时下放的知青有1700万到1800万之间。很幸运的是，我是最早下放的一批。我当时还不到十八周岁，家境不好，于是县革命委员会为了“提拔新鲜血液”，我在农村呆了不到两年，就被作为新生的培养对象，从1970年开始就回城了，便进入了我的文革岁月第三个阶段。因为当时我发现被打倒的干部们，又卷土重来了。那时，我后现他们对红卫兵充满了仇恨。所以，我当时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和红卫兵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最后和干部在一起。你如果读过杨继绳的《墓碑》，他最后发现主导大饥荒的干部们“又回来了”，我当时的感触和他一样。后来，我去工厂中做学徒，去做工农兵学员，再到毛泽东去世，这是我的第四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做红卫兵，当时我觉得我是最幸运与最幸福的一代，因为我们参与了一场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革命。到了1968年之后，我们作为被清洗的对象，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没那么“幸运”，到了农村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被愚弄。在这种基础上的反思非常痛苦，而我回城之后，发现那些被打倒之后又被重新启用的干部对我们充满了仇恨。我当时认为，中国日常行政的运作还是需要这些“走资派”的，红卫兵当时只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没有行政能力。于是，这些干部就开始对当时的红卫兵展开了残酷的报复。我比较幸运的是，文革中我没有迫害过这些干部，也没有抄过他们的家，于是我逃过一劫。对我而言，每个阶段的任何和反思是不一样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文革的理解也逐渐加深。2018年7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结束了关于文革的课程，到那个时间点，我对文革的认识一直是，它在近现代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在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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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d ago

    书评短评 | 杨双子的启示：语言的界限其实就意味着台湾的世界的界限

    有关台湾的和平讨论，常常落入与他者的关系视角之下：中国政策之下的台湾未来、美国政策之下的台湾未来、日本政策之下的台湾未来……在这些讨论中，台湾大多是一个被动应对他国政策、被动在他国给出的台湾未来做选择的的台湾，很少看到一个台湾人自己定义、属于台湾人自己的台湾和平。 台湾和平问题，其实是可以大大讨论的，台湾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和平论，更是可以讨论台湾和平的话语和策略的，如和平是作为一种政治愿景，还是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或是国际交往？如何在国际和国内谈和平，和平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又是如何“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呢？如何重新塑造“和平”话语的…… 其实可以讨论的内容和策略都可以讨论的，只要有一个共同底线，那就是就为台湾好。 秦晖老师很早就提出过他的“共同底线”理论，我想这实可以借用秦晖老师的这个概念，一起把共同底线守住。话语无所谓；策略也无所谓，哪怕没有和平二字；官方可以说民间更是可以说，或许还更有力，比如最近的杨双子和黄仁勋。 5月19日，台湾作家杨双子，凭借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荣获英国“布克国际奖”。这是台湾文学历史上首次斩获该项国际顶尖文学大奖，杨双子的得奖感言说：“有些人认为艺术与文学必须远离政治，但我认为，文学无法自外于它所生长的土壤，就此而言，文学本质上从未脱离政治。综观台湾文学发展史，百年来我们其实不断地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时至今日，《台湾漫游录》也是加入这个探问的其中一部小说作品。” 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台湾人杨双子这个问题不仅问得好，给出的回答更是有力：台湾人的未来不仅要台湾人自己回答，更是需要一个属于台湾自己定义的未来。 5 月 12 日，特朗普访问中国。在最后一刻，亲自邀请英伟达CEO黄仁勋加入访问团，与马斯克、库克等商业巨头共同参与中美的科技贸易谈判。黄仁勋虽然是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参加特朗普的访问团，然而，他是台湾台南人，与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有着超过30年的深厚交情。英伟达最核心的AI芯片（如Blackwell架构等）高度依赖台积电的尖端制程（如3纳米、4纳米）和CoWoS先进封装技术。两人不仅在商业上构建了“英伟达设计、台积电制造”的硬核利益共同体。英伟达不仅依赖台积电，其芯片服务器组装、散热技术、高带宽内存等几乎所有关键硬件，都高度依赖广达、纬创、富士康（鸿海）等台湾电子代工巨头。黄仁勋曾公开直言：“台湾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起点。” 同时，黄仁勋也以热爱台湾出名，时不时被发现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皮衣的他出现在台湾街头与夜市中。2024 年 5 月 29 日晚间，在台北逛夜市的时候，甚至说：“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即便随后黄仁勋在离开台湾前，为了低调降温，公开回应说自己“并不是在发表地缘政治评论”，那只是为了表达和感谢所有台湾技术伙伴对产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台湾投资者的自信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台湾股市在中共围台军演期间并没有太大波动，反倒是黄仁勋抵达台湾后，股市恢复上涨。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台湾投资者对台湾的信心从何而来。 而在今年跟随特朗普访华归来后，5月19日针对特朗普推动芯片回流证词，黄仁勋再次公开回应：“即便美国推动本土芯片制造，台湾仍将持续扮演全球半导体制造核心，原因在于整体需求极其庞大。”这其中的信号不言而喻。 其实特朗普访华期间，马斯克对待黄仁勋与中国企业家的态度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5月13日，在空军一号飞往北京的途中，马斯克特意在X平台发帖强调“只有我和Jensen（黄仁勋英文名）在空军一号上”。访华结束后，马斯克于5月19日转发台裔美国人黄仁勋在TIME杂志采访中的AI乐观视频，仅回复一个词“True”，公开表示自己与他的理念契合。相比之下，5月14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上，雷军主动上前用小米手机要求与马斯克自拍，雷军热情满满、笑容灿烂，像粉丝般拍肩互动，而马斯克虽礼貌配合、做出标志性鬼脸姿势，却明显流露出不耐烦与疏离——微微皱眉、叹气，拍照结束后立刻低头玩手机，几乎零后续交流。多家媒体如《纽约时报》、Forbes均将这一幕描述为“awkward（尴尬）”和“indifference（冷淡）”，马斯克事后也未在X上提及、转发或回应任何相关内容。 马斯克对待两者的态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对待台湾与中国的态度差异：前者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后者更像是一种无奈。 可是为什么一谈到台湾的和平，台湾就不自信呢？ 也因此，杨双子意义，不只是布克奖，更在于她表达了台湾人自己讨论台湾未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芯片利益博弈下的利益权衡，而是一种来自台湾独有的历史、台湾独有的文化之上的、生活在台湾的台湾人的自信。唯有在这种自信之上，台湾人才能真正有属于台湾自己的未来。 语言中的词语就像工具箱里的工具。这里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胶水和钉子。这些工具的功能各有不同，同样地，词语的功能也各有不同。 用维特根斯坦最著名的话来讨论当下的台湾就是用 “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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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ay 29

    姜子健 | 在仅有一人的图书工作室里，“之间”如何小体量做出大价值？

    特別通知：5月30日本週六晚上8:00-10:00（美東時間）舉行 《Voices of Freedom: Reading Frederick Douglass with the Global Diaspora | 與波士頓書評一起閱讀道格拉斯》，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程映虹教授将帶領討論。參加鏈接： https://meet.jit.si/ReadingDouglassWithBRB2026 编者按：本文转自《百道网》微信公众号。 2024年开春，北京天通苑的家里，陈卓开始了一种近乎孤勇的出版旅程。他没有工位、不设团队，以一人之力撑起了一个叫“之间”的人文社科图书品牌。对外，它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对内，它是一个编辑在纸书式微年代，对理想出版最后的坚守与倔强。 从2001年本科毕业入行，到2006年失业“混社会”、2012年底重返出版领域，再到2024年创立“之间”，陈卓在行业里浮沉二十余年，见证过人文社科出版的黄金时代，也亲历了2023年之后市场断崖式下滑的寒冬。他不做翻译书、不追流量爆款、不刻意讨好市场，坚持只做有思想重量、有温度、有难度的原创人文精品。 在短视频吞噬注意力、长文阅读日渐稀缺的当下，“之间”工作室更像一个文化孤岛：没有喧嚣的营销，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编辑、一群相知多年的学者、一部部出其不意的好书。这不是一次顺势而为的创业，而更像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逆行，在纸书的黄昏里，与时间赛跑，为思想留痕。 在规则与自由之间 2023年底，陈卓悻悻然离开上一家出版社不久，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便找到他。肖社长希望成立一个原创人文社科类出版品牌，而这正是陈卓热爱且擅长的领域。自2012年底重新成为一名图书编辑以来，陈卓打造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人文社科类原创图书，颇受同行与读者好评。 肖社长与陈卓在品牌的定位和方向上一拍即合，一个新的出版品牌就此诞生。陈卓将其命名为“之间”，寓意在历史与当下、在情怀与现实、在广州与北京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与连接，推动人文社科素养的大众化传播。 陈卓喜欢“平衡”这个词，“平衡不是中间地带，而是0.618那个黄金分割点；平衡也不是寻找安全地带，而是不走极端，远离极左与极右，在两极之间动态游移，找到最舒服的那个位置。”为此，陈卓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全靠社领导支持，全国也没几个品牌敢这么运作。” “之间”的架构简洁到极致——整个团队只有陈卓一人。他身兼广东人民出版社人文创新分社副社长、“之间”工作室主理人、策划编辑、责任编辑、营销编辑数职；文字校对、排版、封面设计等工作，则外包给跟他合作多年的伙伴；社里仅安排一名编辑（陈卓的评价是“非常出色”），协助他对接全部出版流程，而所有流程均围绕“顺畅出书”展开。陈卓手上同时操作十多个项目，找作者、报选题、审稿、找纸、去印厂定色，任务繁重却有条不紊；社里给予他足够的自主权，重点图书不用等每月一次的选题会，可随时提请社长、总编特事特办。 陈卓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办公，对他而言，这种不用坐班的自由意味着“某种高效的可能与运气”。他把精力倾注于最核心的内容生产，摒弃一切无效社交与公司内耗，“很多沟通环节就交给助手或部门领导协调，我每晚睡觉前都会在心里感谢她们一次。” “之间”聚焦学者型且有市场感的人文社科原创作品，拒绝晦涩空洞的纯学术专著，也摒弃快餐式的通俗读物。从2024年开春工作室成立至2025年2月，整整一年，“之间”没有推出一本书。但陈卓并不着急，他想精心打磨每一个选题，从策划到印刷至少耗时半年，大部头作品或重点书更是需要一年甚至更久。他沉浸其中，蓄势待发。 2025年3月，“之间”的首部作品《陈寅恪四书》正式出版。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工作室相继推出了近30种图书，码洋超过800万元。在2025中国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上，“之间”入选“子品牌影响力TOP100”和“人文社科类子品牌影响力TOP50”榜单。 尽管出书日渐丰富，陈卓目前也只计划招聘一名营销编辑。在他看来，小而精的模式既能保持出书的纯粹性，又能规避团队磨合带来的精力损耗。他希望坚守自己的审美与判断力，不苟且、不将就，专注做自己真正认可的书。 这种独特的运作模式，既依托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优质平台，又保留了独立出版人的自由与灵活，在体制规范与个人理想之间，实现了难得的平衡。正因为此，陈卓将“之间”的主旨定义为“平衡你自己”。 在作者与作品之间 在翻译书充斥人文社科图书市场的当下，陈卓对原创的坚持近乎固执。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以前看很多翻译的学术书都似懂非懂，还没法跟作者交流，很闹心。做原创书能跟作者面对面沟通，这对我很重要。现在是‘IP时代’，人比书更重要，我需要先认同这个人，才会出他的书。另外，现在找一个好译者比找一个好作者可难多了。” 这套逻辑背后，是一种反效率的工作方式。与很多出版人“先找选题，再找作者”不同，陈卓的习惯是“认准人才能做对书”。 在《人物》杂志当编辑的那两年，陈卓认识了很多作者，他们如今大多是相交十年以上的老友，是涵盖近现代史、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不仅是出版路上的同行者，更是人生路上的知己。在陈卓的内心，出书已然超越了文化生产的意义。“人格的魅力比文字更强大，人心的力量比文字更真实。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想想他们说过的某句话或者为人处事的样子，就像给自己充电，在萎靡无助的时候重新支楞起来。”陈卓感慨道。 与此同时，陈卓也在不断开发新作者。他说他佩服那些只愿意跟内容而不跟人打交道的编辑，但“策划编辑不能只窝在书本和工作室里”。 在他的坚持之下，“之间”的选题从不盲目追逐市场热点，而是围绕他个人的两大兴趣延伸：“一是晚清民国史，二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此基础上，他主动向学者约稿，挖掘有思想价值、有文本温度的原创作品，即便市场前景不明，也愿意倾力打造。出版之于陈卓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的信任与陪伴，是学者与编辑共同守护一段漫长的思想旅程。 陈卓把做书理解为一种“人”的事业。这种理解在效率至上的出版业里显得有些古典，甚至古怪。可正是这种不合时宜，让他的书单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个人烙印：从《审慎是一种美德》到《涟漪之下》，从《陈寅恪四书》到《从刘邦到王莽》，从“斯文丛书”到“群己丛书”，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自我成长与学术生长的脉络。 或许可以把“之间”的跨度拉得更长。陈卓十分清楚，“之间”的路并非一蹴而就，它的沉淀期远不止一年，而是十年甚至更久。《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人之初：现代蒙学46课》《在超验与经验之间》《人生小纪》《乡里的圣人》《见鬼》等等，这些陈卓过去打造的图书影响了很多人，“我和这些作者一路走来，虽然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离开北京又回到北京，但我们的脚步并没有停下，‘之间’是我们的新路标。” 在装帧设计上，陈卓没有执念式的要求，“之间”的书大多简洁轻便，不浮夸、不花哨，少有精装本。他与合作十余年的设计师周伟伟默契十足，普通书全权交付，重点书反复斟酌，有争吵、有妥协，但品质绝不含糊。“有些作者比较挑剔，会不断修改封面，甚至推倒重来。当在审美上有冲突时，我大多会选择尊重作者，除非作者没有审美。” 审校环节，“之间”秉持“慢出版、精打磨”的底线，确保内容严谨，尽量不出现低级错误。常规的三审三校外，有些重点图书还会被要求专家外审。陈卓坦言，“之间”出品的图书，约三分之一都需要送审。别的编辑大多是三审，他的书经常需要四审五审，“社内审完社外审，集团审完省局审”，他开玩笑说自己已经习惯这种“被重点盯防”的压迫感。 “忍耐的底线在每个编辑心中都是游移不定的，你的底线可能是别人的天花板。”陈卓说。 在情怀与市场之间 “2023年之后，图书销量明显下滑，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正在彻底改变。”谈起当下的出版环境，陈卓对纸质书的未来非常悲观，“也就这两三年的事了，纸质书不会消失，纸质书的编辑不好说。” 在这样的寒冬里，“之间”不追爆款、不做流量、不迎合市场，坚持做小众人文精品，这就意味着要直面销量低迷、盈利困难的现实。陈卓直言，“之间”出品的很多图书销量不到三千册，即便口碑不错的“斯文丛书”，也鲜有销量突破三千册的作品。 “以前也会向市场妥协，但好像我越迎合市场，就越会遭到市场的嘲讽。”对此，陈卓的策略是不再迎合市场，“我就迎合自己吧，尽量把每本书做出它该有的样子，自己满意的样子。” 这不是清高，而是一种被反复捶打后的务实。他说自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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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y 28

    王柯 | 《從「民族」想像「國家」：民族想像、國家權力與當代中國的多數暴力》序章

    特別通知：5月30日本週六晚上8:00-10:00（美東時間）舉行 《Voices of Freedom: Reading Frederick Douglass with the Global Diaspora | 與波士頓書評一起閱讀道格拉斯》，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程映虹教授将帶領討論。參加鏈接： https://meet.jit.si/ReadingDouglassWithBRB2026 編者按：20世紀以後，中國政治操縱人民的一個基本手段，是製造並利用「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透過將「民族」神聖化，政治權力得以把人民轉化為服從於「國家」的工具，乃至使其淪為「國家」的奴隸。「民族」之所以能夠被神聖化，是因為它往往被「神話」為超時空的。「民族」的旗號能夠使各種行為合法化。其原因是近代中國國體形成的特殊路徑：中國的近代國家，是以「民族」為基礎被想像出來的。從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到21世紀高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追求「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整個中國的漢人社會，一直都被結構性地鎖定在「從『民族』想像『國家』」思維模式的魔咒裡。然而，按照這一思維模式，做出犧牲的是「個人」而不是政府，因為「個人」必須服從於披著「民族」外衣的「國家」利益。因此，「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常常導致出現極權主義體制。但這一思維邏輯無疑是反「近代」的。這便是王柯教授《從「民族」想像「國家」：民族想像、國家權力與當代中國的多數暴力》（知彼堂，2026年5月）一書的主要內容。本文為序章，作者王柯教授授權刊發。 本書的中心思想在於指出：20世紀以後，中國政治操縱人民（people）的一個基本手段，是製造並利用「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透過將「民族」神聖化，政治權力得以把人民轉化為服從於「國家」的工具，乃至使其淪為「國家」的奴隸。 明顯是為了政權甚至個人的目的，卻一定要打上「民族」的印記，這樣一來就能夠使各種行為合法化。「民族」的旗號能夠產生這種效果，其原因是近代中國國體形成的特殊路徑：中國的近代國家，是以「民族」為基礎被想像出來的。把「中華」作為國號，說明其實際性質就是一個「漢民族」的國家。事實上，「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最初只是為了推翻清王朝的需要而出現的；因為代表了「漢人」的利益，迅速滲透到了整個漢人社會。從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到21世紀高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追求「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整個中國的漢人社會，一直都被結構性地鎖定在「從『民族』想像『國家』」思維模式的魔咒裡。 「民族」之所以能夠被神聖化，是因為它往往被「神話」為超時空的。因此，「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常常導致出現極權主義體制。這是20世紀的一個世界性現象，並非為中國所獨有。無論是當年的德國，抑或日本，正是在這一思維模式之中，走上了法西斯主義之路的。然而，按照這一思維模式，做出犧牲的是「個人」而不是政府，因為「個人」必須服從於披著「民族」外衣的「國家」利益。這一思維邏輯無疑是反「近代」普世價值的，但是卻在缺少政治哲學思維的漢人社會中，被認為是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近代中國的政治權力能夠藉「民族」之名，更有效地動員人民。 「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同時還是一種帶有攻擊性的思維，因為它就是為了發現他者、發現敵人而形成的。在中國，按照這一思維，任何不願服從我「大漢族」的優等地位、不願歸化我「大中華」（實質為「漢」）的人都是「中國」的敵人，就應該被歧視和欺辱，被強迫同化，甚至遭到鎮壓。一旦以「民族」來想像「國家」，就必然要求「領土」範圍內的所有成員——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放棄自身的文化特性，甚至種族特性，而被同化進一個被設定為整體的「民族」之中。 這個被想像出來的「民族」，必然會以國內最大民族為母體。由此，對被納入「想像」框架之內的少數族群所施加的殘酷鎮壓，便獲得了合法性。在這一點上，當年蘇聯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因此，「從『民族』想像『國家』」這一思維模式本身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要求國家邊界之內的所有人與群體，必須匯聚為一個絕對服從國家利益的「民族共同體」；另一方面，邊界之外的所有人與群體，則會被自然地視為「他者」，甚至被構造成這個民族共同體的「敵人」。 若將這一思想的分析視角聚焦於中國，就能夠看到這一思維模式的運作邏輯在這裡顯得尤為清晰。20世紀初，漢人革命家在推翻清王朝的過程中，以建立「漢族國家」——或披上「中華民族」之名的漢人國家——為目標，有意識地將「國家」的邊界與「漢民族」的邊界重合起來，由此展開了「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政治實踐。這一實踐不僅為建構漢人國家的「革命」賦予正當性，同時也為對其他民族群體的歧視與同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當大漢民族主義的國家建立之後，「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進一步被用來合法化各式各樣的國家暴力：對內，它被表述為反對「分裂中華民族」；對外，則被包裝為反對「欺辱中華民族」。 中國的為政者之所以能在其認為必要之時，隨時煽動對外民族主義，在國內以「中華民族化」或「中國化」之名，消滅一切異己力量並鎮壓反抗、實施全面控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從『民族』想像『國家』」已逐漸內化為漢人社會的一種基本思維模式。然而，這種「想像」在中國實際上只是漢人的特權。「少數民族」群體不僅無法擁有屬於自身的「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空間，反而只能作為被想像、被塑造、被同化的對象，被強制納入以漢民族為實質主體的「中華民族」之中。 但是，一個在歷史上長期自我認知為「天下」的中國，為何在進入近代之後，會出現這種「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更進一步而言，最初是哪些人、出於什麼目的開始形成這一思維模式的？又為何在事實上已納入多個民族群體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種原本起源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思想、服務於單一民族國家想像的思維模式，不僅未被視為多民族國家統治合法性的障礙遭到拋棄，反而愈發被強化，並廣泛運用於國家治理之中？按照這種「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國家」又會怎樣面對這種納入了多個民族集團、甚至包括當年被稱為「韃虜」的民族集團的事實呢？ 上述問題顯示，近代中國的「從『民族』想像『國家』」思維模式，實際上被漢人革命家及其後的執政者，用以處理兩類問題：其一，是以「民族」之名追求「國家」；其二，是依照「國家」的需要打造「民族」。這兩種邏輯至今仍然處於進行時。前者始於清末，雖最終建立起以大漢民族主義為核心的「中國」＝「中華民族國家」，卻在今日仍被反覆用來動員漢人民族主義；後者則始於民初，它要求非漢、或非中原文化背景的群體，放棄自身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歸化於「中華民族」，否則便會遭到國家權力毫不留情的打擊。其表面形式是追求單一民族國家，其實質卻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思想在近代的制度化延伸。 那麼，這種「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究竟會為中國——更具體地說，會為生活在「中國」統治之下的人民——帶來，或已經帶來何種後果？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的回答，正是本書的目的。 本書各章均圍繞「從『民族』想像『國家』」這一核心主題展開。全書前半部主要分析「如何以『民族』之名追求『國家』」，後半部則集中探討「如何依照『國家』的需要打造『民族』」。在結構安排上，本書尊重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以清晰梳理問題；在題材選擇上，則有意跨越不同社會領域，以揭示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結構性特徵與運作規律。為此，書中綜合運用了思想史、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等多學科視角。而在研究方法上，各章側重點也有所不同。這一方面源於在不同的時期中不同的領域裡會出現不同的問題，需要從更多的角度進行觀察，另一方面也因為本書後半部所涉及的諸多議題，長期以來未曾受到充分關注，相關研究多半必須從零起步。這個特點在本書後半部分的章節中表現得尤为突出。正因如此，本書在不同章節中呈現出不同的研究路徑與分析重心。 第一章〈「漢奸」再考——從「漢民族」想像「中國」的起源〉，係從「中國為何成為一個『漢民族國家』」的問題意識出發，以「漢奸」一詞的歷史演變過程為線索，梳理出以「漢」代「國」、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行動規律，並由此揭示20世紀以來中國所形成的「從『民族』想像『國家』」的思維模式及其反「近代」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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