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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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h ago

    时政评论人马云华看捷克与台湾关系：友谊背后的故事

    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体量和政治影响力多年来一直迫使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中国不得不谨慎拿捏，这种谨慎尤其长期体现在西藏议题和台湾议题上。然而，在这两个议题上，自90年代随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而重回欧洲怀抱的捷克却始终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可以说西藏议题或台湾议题多年来经常在中捷两国关系中激起波澜。捷克为何会在这两个被大部分国家视作与中国交往的外交红线的议题上敢做敢为？今天的公民论坛主题节目邀请母亲来自捷克的多语种网络平台Global Voices 的编辑兼时政评论人马云华先生向我们介绍他对捷克与台湾关系的观察与分析。在他看来，其中两大因素，一是捷克摆脱共产极权制度后的首位总统、前持不同政见人士和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非暴力运动主张，二是相似的殖民地历史和面对周边大国强权压力的经历令捷克与台湾之间形成的某种惺惺相惜的情谊。尽管捷克政坛不同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台湾岛内也有政党轮替，但两地间的情谊已经发展成为两个社会的民间友情互动，不会因政权更迭而有重大改变。 法广：马云华先生，您好。最近几个月有两条消息跟捷克有关。一是3月25日，捷克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介入藏人的宗教事务，希望（捷克）政府能够支持藏人独立地选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再一个消息是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6月1号抵达台湾访问（至6月5日）。这是他上任参议院议长以来第二次访问台湾。这两件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凸显出捷克从90年代走出共产主义阵营之后的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和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非常明确。您能不能就这个话题跟我们谈谈为什么捷克会做这样的选择——提到捷克，很多人可能会联想：这是一个东欧“小国”……它怎么敢这样挑战中国？  马云华：对，而且，捷克本来无论跟台湾还是跟西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客观的讲，这是捷克特色。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来捷克，特别是在捷克的外地（首都之外）：在3月10日前后（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因担心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入藏解放军劫持而发起集会。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北京当局称这起事件为“武装叛乱”，藏人则将这一天视作“人民起义日”。西藏流亡政府称之为“抗暴纪念日”。——法广注）你会发现在一些小城市包括一些村庄，都可以看独立西藏旗帜，市政府自己就会挂这个国旗。很多外国人问我：捷克和西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只是布拉格，不只是首都，捷克会有这么多人支持西藏？  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内容比较重要。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身份。第二点，其实关键词是殖民地（历史），因为很多捷克人觉得无论是捷克和西藏，还是捷克和台湾，其实都经历过被殖民地的历史 我们先说说瓦茨拉夫-哈维尔，因为他是独立、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开了以后，他变成了第一位独立和自由民主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我觉得，一方面是他跟达赖喇嘛的关系是非常好，真的可以说是私教的朋友。因为在哈维尔去世之前，唯一一个能去他的家里与他沟通的人，就是达赖喇嘛。足见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确不是普通的朋友，也不是普通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法广：而且，好像是在1990年，哈维尔领导下的捷克是第一个正式邀请、公开迎接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这在欧洲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例子…… 马云华：我觉得，哈维尔不是佛教徒，但是哈维尔的哲学和态度是非暴力运动。我们大家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摆脱共产主义制度，是非常非常和平的一个过程。从东欧的角度来说，如果对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那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是最和平的：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制度，第二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个民族虽然很近，但在分开的时候，没有发生内战。如果再看南斯拉夫，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种以非暴力的态度，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公民社会，哈维尔和达赖喇嘛是非常相同的。 当然，哈维尔是基督教背景，他也曾很长时间坐牢，因为那时候在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反对者。但是，他反对的方式一直是特别强调不能使用暴力，必须是非暴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很密切的朋友。  第二点，我刚刚说到殖民地，这个情况与台湾也很相似。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简单说就是：我们在1918年以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属于奥地利，所以，我们被逼着说德语，在宗教方面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离开奥匈帝国，变成了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大概是在1918年到1938年之间。1938年，纳粹德国又来了，说我们是德国的一部分，必须说德语。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又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然后，大家都记得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逼着大家说俄语……所以，如果跟台湾人讲这些，他们会说：都一样，我们在1895年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突然变成了日本人。然后在1948年、1949年，国民党来，大家又必须说普通话，不能说台语，我们必须用另一个文化、讲另外一种语言……。所以，不管是西藏还是台湾，还是捷克，我们都觉得旁边一直有大个子邻国想控制我们。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捷克人特别支持藏族人和台湾人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非常相同的历史——我们一直被旁边的一些大国控制，或是说：你们不能独立，你们应该要听我们的……所以，可能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心里，（捷克人）觉得：我们是兄弟，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因为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那段经历…… 法广：就是都是有一种面对强权如何保存自己的独立的心态……  马云华：对。  法广：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访问台湾，第一次是在2020年的8月，那次访问受到了来自中方很大的压力。但是访问还是得以成行。在当时来说，虽然他是参议员，是民选代表，但是如此高阶的欧洲政治人物访问台湾，他还是第一位。如今时隔六年，他再访台湾。但这次有一个变化：新上任的捷克政府总理拒绝让政府专机送他去台湾，因为这可能会给北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政府在为参议院长访台行程提供支持，为他背书……而且在韦德齐出访台湾之前几天，政府总理巴比什在捷克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捷克依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某种上就是说，捷克政坛现在实际上是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摇摆吗？  马云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应该对比：2020年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首先，2020年的时候，其实参议院议长原本是库贝拉先生。他是第一个准备去访问台湾的人。但是那时候，他年龄比较大，他心脏有问题。当时他收到了一封可以说是威胁他的信。信是驻布拉格中国大使馆写给捷克政府的，说，如果你还是考虑访问台湾，你会严重破坏中捷关系，然后会有非常不好的、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后果……结果其实是很悲哀，因为库贝拉去世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封信是唯一原因，但是的确是这种直接的威胁，应该是影响了他的身体情况。他的家庭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库贝拉先生去世后，米洛斯维韦德齐接任议长，他说，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尊敬他的前任的的决定，所以他应该去访问台湾，那时候我们的总统是米洛什-泽曼，米洛什-泽曼，曼本来特别支持俄罗斯，现在他改变了看法，但是也是希望跟中国有比较好的关系。要知道，2016年我离开了中国之后，回到捷克，那一年也是第一次习近平访问捷克，引起广泛关注。那时候，普通的捷克老百姓特别期待，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说要大笔投资捷克，要发展一带一路，发展旅游……。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你会觉得，如果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很好，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对解决捷克的贫穷应该是好的。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不呢？！  很多不太了解中国和台湾情况的欧洲人觉得，如果跟台湾搞好关系，就不能跟中国有贸易关系。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很多欧洲国家跟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在台湾，欧洲各国都有代表处，那些国家都是跟中国也有很正式的关系。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第一是你可以跟中国有关系，也可以同时跟台湾有关系。第二是因为那时候是已经是从习近平访问了中国，大概过了四五年的，大家是慢慢的发现，那些所谓的大投入，‘一带一路’的大项目都是空的。  再加上总统米洛什-泽曼的总统办公室曾有一个所谓的中国顾问。这名顾问有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被抓了。所以，大家发现，好像那些所谓的大项目，第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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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un 9

    当热浪来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气候危机

    2026年5月，法国遭遇异常早到且强度创纪录的热浪。与此同时，联合国与气象机构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再次出现，使全球极端天气风险进一步上升。在这一背景下，本期特别节目聚焦一个问题：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女性的日常生活与风险暴露。 今年五月，法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热浪。根据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的数据，从5月21日至30日，全国遭遇了持续且异常强烈的高温天气。 5月26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4.8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日均温纪录。 在昂古莱姆、纳博讷和佩皮尼昂等城市，气温接近38摄氏度。法国西部和巴黎地区还经历了异常闷热的夜晚，巴黎夜间最低气温一度达到21.7摄氏度。 更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机制。法国气象局指出，这场热浪不仅强度空前，而且出现得异常之早。 而就在法国经历这场破纪录高温的同时，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也发出警告：一种被称为“厄尔尼诺”的气候现象极有可能在今年夏天重新形成。 世界气象组织估计，厄尔尼诺在9月前形成的概率高达80%，到11月前则超过90%。 专家担心的是，这一次厄尔尼诺并非单独出现。它正发生在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面对“双重加热”。 《卫报》援引多位气候学家的分析指出，亚洲可能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印度已经遭遇致命热浪，如果季风延迟到来，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都可能受到严重冲击。 中国则面临更极端的降雨和洪水风险。而东南亚许多国家可能遭遇高温、干旱、山火以及饮用水短缺。 气候变化，似乎正在一步步成为全球社会必须面对的新现实。 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这些极端天气，对所有人的影响都一样吗？ 事实上，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联合国妇女署在2023年发布的《女性主义气候正义：行动框架》报告指出，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全球额外1.58亿妇女和女童陷入贫困，并使额外2.36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 也就是说，气候危机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也是一个性别问题。 英国作家兼女性主义评论家娜塔莎·沃尔特(Natasha Walter)在接受法广姐妹电视台法兰西24(France 24)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无法把女性权利和气候变化分开讨论。 沃尔特: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我们已经无法把女性权利和气候变化这两个议题分开来看。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一点。统计数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在气候系统失衡和环境灾难发生的时候，女性受到的影响往往比男性更严重。 在气候灾害中，女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男性。当人们为了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而竞争时，女性所面临的困难也往往更多。 如果出现粮食短缺，挨饿的往往是女性和女孩，而不是男性和男孩。 但问题甚至不仅仅如此。 近年来，一些令人震惊的研究证据开始出现：随着气温上升，男性实施暴力行为的情况实际上也会增加。 例如，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亲密伴侣暴力显著上升；在澳大利亚山火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因此，当我们一步步走向气候系统崩坏的边缘时，女性正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同样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放大原本就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当干旱导致粮食减产，食品价格上涨时，家庭中的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照护责任。 当疾病增加时，她们承担更多无偿劳动。 在一些遭受长期干旱的地区，女孩甚至不得不辍学帮助家庭维持生计。 也就是说，热浪不仅提高了温度。它还加重了许多女性原本已经承担的负担。 而沃尔特认为，女性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气候变化。她们正处于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 沃尔特: “是的，我觉得现在对于女性权利来说，仿佛正处在一场“完美风暴”之中。我想所有女性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仍然面对着几代女性一直在面对的威胁：经济不平等、男性暴力，以及那些与女性相关的工作——尤其是照护工作——长期被低估和轻视。与此同时，新的威胁又正在逼近。 我们看到威权主义不断抬头；世界各地冲突增加，而这些冲突越来越多地将平民、妇女和儿童作为受害者。此外，我们还看到网络空间中厌女情绪的可怕蔓延。这种现象往往由大型科技平台推动，而这些平台似乎几乎不受任何监管约束。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发生，并且彼此交织。" 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高温与针对女性暴力之间的关系。 过去，人们常常把相关问题归因于个人行为。 但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问题远比这复杂。 沃尔特: “我并不是想把责任归咎于女性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观察进入主流社会的那种女性主义，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抗议运动和争取女性权利的社会运动，它们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在主流话语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它强调个人赋权、个人抱负和个人成功。它告诉女性：“加油，你可以做到。”“努力向上爬。”“勇敢地迈出一步。” 但这种把重点放在个人成功、并试图在现有制度中获得成功的女性主义，在我看来已经不够激进。它的视野不够宽广，也不足以应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因为，当现有制度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充满不平等的时候，女性主义不能只是帮助女性在这个制度中获得成功。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愿景。这种愿景不是去适应现有制度，而是去重建制度本身，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因此，当我谈论女性主义与气候紧急状态之间的联系时，我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不仅仅在问题层面相互关联，在解决方案层面同样密不可分。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关怀彼此的世界，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更加关爱我们的地球。因此，今天的女性主义必须把生态女性主义放在核心位置。"  那么，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 联合国妇女署提出了“女性主义气候正义”的框架。 其中包括四个核心原则。 第一，承认女性的知识、劳动和经验。 第二，重新分配资源，让绿色转型惠及女性。 第三，让更多女性参与气候决策。 第四，修复历史形成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而在沃尔特看来，这些原则背后其实指向一种更深层的思考。 沃尔特: “世界各地的研究都显示，随着气温升高，针对女性的暴力和骚扰行为会增加。即使是在那些女性几乎不可能穿着短裤或者背心的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因此，气温上升与男性暴力增加之间显然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绝不能归咎于女性的行为。 这实际上关乎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关乎父权制。当男性感受到压力、感受到威胁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把这些情绪发泄到谁身上？他们会把这些压力转嫁给谁？ 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在一个风险不断增加、威胁不断叠加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对所有女性都安全的社会，就必须推动系统性的改变。”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自然的掠夺与对女性的压迫，往往源于相似的权力逻辑。 因此，气候正义与性别正义并不是两个独立目标。 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热浪、洪水和极端天气，人们难免感到焦虑。 但沃尔特仍抱有希望。 沃尔特: “我并没有失去希望。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感到绝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不断增加、威胁不断升级的时代。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坚持下去。即使有时难以保持希望，我们也要保持信念和决心。 目前最让我保持信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见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父权制度下拥有共同的经历。与过去几代人相比，今天有更多女性愿意公开认同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女性支持更加进步和平等的公共政策。 就在本周，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报告，讨论如何迈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报告的核心理念其实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尽管他们并没有这样称呼它。他们强调减少经济不平等，也强调重新评价照护劳动的重要价值。 所以，我认为一种变化正在发生。当各种威胁从地平线上不断逼近的时候，与之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形成一种共同意识：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深刻、更加根本的社会变革。而且越来越多人愿意为这种变革共同努力。” 从法国今年五月创纪录的高温，到联合国对于厄尔尼诺现象的警告，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极端天气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常态。 但气候危机从来不只是气温升高那么简单。 它影响的，是人们的收入、健康、安全感，以及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 而对于许多女性来说，这些影响往往更早出现，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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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Jun 4

    旅法青年蒋不的六四纪念：从青春期反叛到有意识地对抗国家叙事

    1989年春，由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静坐抗争运动曾在全国各地及各行各业激发起广泛响应，但最终于6月4日凌晨被镇压在血泊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中丧生，目前仍没有确切的数字。“八九”与“六四”也从此成为政府高度控制的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禁区。随后的经济大潮也更进一步转移了国人的视线。37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是否还能记起那场在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中诞生的运动？在官方各种监控与限制的压力下，无法传承的历史是否因此不为后人所知？90后旅法青年蒋不2019年来到巴黎。他每年都参加组织在巴黎的“六四”纪念活动。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显示，其实官方对“六四”历史的封堵和掩盖反而激发了他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欲望。 政府的欲盖弥彰激发出了解真相的欲望 法广：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其实您还没有出生。那您是怎么知道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的？  蒋不：我是“八九”之后4年出生的。其实我已经有点记不太清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起“六四”是什么时候了。我是在北京长大的，街坊邻里、亲戚朋友有时候吃饭，我偶尔会听到那种好像大家说着说着，说一半儿就不说了的一些话。而且，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历史老师在中国现代史。他会把门关上，然后压低声音，说要给我们讲点儿课本上没有的，或者不能在课本上说的内容，他很隐约地提到了1989年的民运。他当然更多是一种批评的视角，说可能学生的做法也有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信息其实一直在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或者不完整的形式不断地传到我这边来。我在潘家园买旧书或者在琉璃厂淘东西时候，也能看到中国官方关于六四镇压的出版物，叫什么”平息反革命暴乱”；我还看到过当时发给士兵的手表，叫“平息暴乱纪念“等等。就是这种信息总是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然后，我成长的年代也比现在好很多。2011年-2012年，我上高三、上大一，那会儿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还不是一个贬义词，大家会在微博或其它网络平台讨论“六四” ：其实各种渠道的“六四”的信息都是能被听到的。  法广：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也并不是说真正完全忘记了“六四”，好像没有这件事。而且在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公知，网络上还是有一些声音能够发出来。  蒋不：对。大家其实谈论“六四”，有时候不一定是一种支持学生的态度，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讳莫如深吧，就是大家知道这件事好像不太能谈，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变成一个禁忌。当时的互联网环境，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大家都觉得学生当年做的是对的，认为学生很可怜，有错的是政府，等等，大家会有这样一种立场。然后相关的消息是隐隐约约地在传的。  法广：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想要去了解更多？  蒋不：我觉得这事儿就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因为他们不讲清楚：你听人说话听了一半儿，你就当是八卦，你也想知道后边是怎么回事儿。可能就是这种只言片语或这种讳莫如深，不把事情讲清楚，这种欲盖弥彰反而（激发你想要知道更多）。  比如，我记得当年在百度贴吧，你输入什么“八九不离十”或者 “十有八九”这类很普通的俗语，但是因为它有“八九”这两个字，所以，“八九”就变成星号，因为是敏感词。这就让你会更好奇：为什么这两个字不能输入？还有，当时很多社交平台包括微信等，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用户不能改签名、不能改头像……有句话说，一个谎言，经常需要更多谎言去维系。所以，当政府试图去掩盖真相，隐瞒真相的时候，就往往会更进一步地激发人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时翻墙，几乎第一件事儿就是会去网上找（资讯），（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可能也不知道叫“六四”，就是想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或者大家提到的那个学生运动到底是什么，就在网上查找。  从青春期反叛到有意识地对抗国家叙事 法广：那您在了解比较多的资讯之后，您怎么看“六四”？这些年在海外的“六四”纪念活动，您经常都会参加。您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八九”、“六四”是非常值得记住的？  蒋不：最开始，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或者说是青春期逆反。我当时觉得，“六四”既然不让说，它就变成了一个抗争的符号，变成了一个我跟我的同温层、跟这样的年轻人互相识别的一个符号。我还直接在身上有个纹身，就是“六四” ，我的中国的手机号、法国手机号的尾号都是8964 。就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更是一种反叛的象征，觉得你越不让我说，我就越说。但随着对“六四”或者对“八九”民运了解的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拒绝遗忘或者说用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叙事去对抗某种国家的表达的过程吧。  其实不只是我来法国之后，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每年6月3号的凌晨或者6月4号的下午，我也会去广场上看看——我生活在北京。6月4号，我会去拍广场上的降旗。6月3号，我也会去广场看一看，那时还有守夜的人……就是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我自己的仪式感吧。2019年到了法国之后，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大了很多。我们比国内的人已经有了很多行动的空间，有了很多的自由，我觉得也就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你在法国、在国外，都不去悼念、纪念“六四”，你还指望在中国的人去冒更大的风险去纪念吗？！就是说，来法国之后，我觉得枷锁或者说束缚更少了，那既然有更多的自由，我们也有更多的义务去做这样的事情。2019年我到巴黎后，除了疫情中有一年（应该是2021年）没有什么活动，其他每一年我都会参与或者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一种更日常的“六四”一直在继续 法广：这种参与只是因为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为了表达他们的诉求而被镇压在血泊之中，您觉得是不公平的、需要铭记、需要要求官方给一个说法呢，还是说您对当年那场运动也有新的认识？  蒋不：我觉得，首先89和64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是1989年包括学生在内、也包括工人等各个阶层的民主化运动，一个是“六四”镇压。我觉得，其实“六四”镇压，在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是一个很显化的事件，是一个很血腥的事件，但是，一种不能叫平淡的、一种更日常的“六四” 、一种更日常的镇压，其实从来都没有结束。“六四”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比如，我当年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知道每年一到五月底，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就施工，总会有一段路不能通行。又比如，曾经发生带货主播李佳琦手里举了一个有点像坦克形状的蛋糕等等。就是说，其实这种“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故事记和忆，它始终在以某种方式，就像一种气氛、像一种气体一样，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的空气里。我们觉得这个事件是历史，是过去了，但它后续的影响其实还在影响着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  崔健曾经说过，只要毛泽东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我们就都是一代人。我一直觉得，“六四”虽然是1989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但“六四”它不只是一段历史，这个政权其实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监控、在镇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中国一直也没有步入政治现代化。所以，其实说是纪念“六四”，其实也是消解自己心中的块垒，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的最大的公约数，让大家围绕这件事能聚集在一起，能表达对这个政权的态度和意见。  越是担心，大家敢做的事情就越少 法广：您觉得，在法国，在您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或者是不同代际的人，他们对纪念“六四是否关心呢？其实每年“六四”纪念活动，到场参加的人很少——当然，不到场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或者说不知道这件事情。  蒋不：怎么说呢，活动人数也有比较多的时候。比如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可能整体上来说是这样，我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例子，就是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之前（“白纸”运动是2022年11月、12月），大概是9月、10月的时候，我在巴黎中餐馆吃饭，十桌（用餐者）里有八桌九桌都在讨论清零政策，讨论封控政策，有的人都直接点着习近平名字去批评。当时是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所以，2022年、2023年，愿意出来纪念“六四”的人也就比较多。现在，我在中餐馆吃饭，反正除了我们那一桌，其他桌我基本听不到讨论政治内容，大家都在聊八卦，聊升学，聊就业，就是聊一些很日常的内容。就是说也有一个社会背景或者整个社会的关注点的作用。  然后，整体上来说，也不是大家不在意。我跟很多人聊过，很多人对“六四”学生是持同情态度，对政府是批评的态度。当然，首先，肯定有一些人是因为惧怕，担心自己出来（参加纪念活动）是不是会被拍摄下来、会被面孔识别，导致回国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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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y 26

    查税、起底与红线: 香港媒体自由还剩多少空间？ (下）

    自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到2020年《国家安全法》通过，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在收紧。今年五月初，香港记者协会指出，独立媒体被税务调查的情况仍在持续。他们也警告，这类以行政手段增加营运负担的做法，正在实质影响新闻自由。上集节目中，我们采访了一位因为拍摄纪录片而被香港遣返的法国记者。而今天，我们把视角转回香港——看看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业者究竟还能如何工作。  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倡导事务经理亚历山德拉·别拉科夫斯卡(Aleksandra Bielakowska)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 别拉科夫斯卡: “我认为，202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面临一种系统性的崩塌。我们最近看到，多位媒体人士被判处非常严厉的刑罚，其中包括已经停运的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他因为作为记者的工作，被以国家安全罪名判处迄今为止最重的刑罚之一。这实际上是在将新闻工作本身刑事化，也是在打压曾经最具独立性的媒体之一。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还看到，对仍然留在香港运作的本地媒体的骚扰明显加剧，甚至一些大型国际媒体也未能幸免。” 她表示她最担心的是香港记者的安全。 别拉科夫斯卡: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我正在合作的那些记者的安全，尤其是仍然留在香港、坚持工作的记者。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一两周前，又发生了独立本地媒体被跟踪、骚扰的事件，还有记者被“起底”，也就是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号码被公开到网上，用来骚扰他们、迫使他们停止报道。这已经成为香港令人难过的现实。” 尽管如此，她也强调，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仍然存在差别。 别拉科夫斯卡: “从排名来看，香港目前在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在第140位，而中国则是第178位，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在中国，几乎没有独立记者可以公开报道，一些仍在一线报道的人，往往只能隐藏身份、使用化名，不公开姓名、资历或所属机构。  而在香港，尽管环境严峻，仍然存在一些独立媒体。我们不能忽视大约十来家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型独立媒体，它们在当局压力下——包括以税务等方式施压——依然坚持运作。它们仍然希望公众能够看到新闻、看到希望，通过独立报道了解真实情况。  这对国际社会、对读者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它们、订阅它们、阅读它们的报道。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媒体，香港很可能会在新闻自由上完全滑向与中国相同的等级。” 这些媒体资源有限，也面临压力，但仍在运作。  别拉科夫斯卡: “这些媒体通常会采取一些策略来保护团队成员。例如，有的总编辑会决定所有文章都署上自己的名字，由自己作为媒体的“门面”，而不公开其他记者或协作者的身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相关机构无法追查这些人，他们有时仍然能够找到目标。但至少在面对风险时，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可能由一个人承担后果——这是他们自愿为这份工作作出的选择。  而那些仍在香港工作的记者，其实都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也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与此同时，像香港记者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持续遭到骚扰。这是目前少数仍在运作的独立行业组织之一。 现在的打压手段变得更加复杂、更隐蔽。而在一线的记者也更害怕公开谈论这些情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声，下一个被针对的可能就是自己。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独立媒体在尝试以更“聪明”的方式继续工作，尽量保护员工、保护自己。但即使在这些媒体内部，也存在自我审查。他们无法报道所有事情，因为有一些“红线”一旦触碰，就可能直接带来来自当局的风险。  与此同时，获取信息和消息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香港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氛围，许多机构和官员不再愿意提供信息。很多曾经参与民主运动的一手消息人士，也不愿再公开发声或接受采访，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后果。 不过，仍然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他们理解新闻工作的意义，也坚守这个职业，希望为新闻自由、为公众的知情权继续努力。这一点，也是香港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 从整体环境来看，压力正在增加。而对于仍在香港工作的记者来说，这种压力，体现在每天的工作之中。 接下来，是一位仍然关注香港新闻环境的资深记者。 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也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驻港记者。她表示，在香港资料愈来愈难以取得。  麦燕庭: “如果你是比较资深的记者，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去挖掘你自己的新闻故事、新闻题材。那困难是比较多的，因为譬如说你要写一个故事，你肯定是要给香港政府一个自己去解释的机会，然后很多时候你再拿资料方面就很困难。他现在把一些报告都下架，可是你根本查不到，没有这个背景，你就很难做一个对比，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以前他在网上可以拿到的资料，现在都限制很多，就是以前很长时间都能在网上找到的，比如说过去十多年都有，但现在他会把这个时间缩短到譬如说1年、2年、3年，除非你自己早就把这些东西都下载到你自己的电脑，不然的话你要找那个资料就很难了。 以前比较开放的它现在就是越来越受的紧，就是不让你拿。譬如说那个运输处，查这个车牌，我们以前其实很容易就能查到，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车牌的主人过去有没有违反相同的情况啊，诸如此类的。但现在呢，它根本就不让你查，所以它就是用这个access to information，就是你拿不到资料，其实你就很难做呀。” 除了资料难以取得之外，新闻工作者也面临法律规范带来的压力。  麦燕庭: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国安的问题，因为大家不都知道那个国安的界线在哪的时候呢，你就要问我现在这样报，行不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容易就会放弃。虽然你说你不知道那个红线在哪，但是其实你可以看见，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是按这个法律去处理的话，那个国安法的煽动罪，其实基本上传媒写所有东西，如果他(当局)不喜欢，他都可以说你有这个煽动。 你没有意图，他也可以说你有，他拿着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东西在煽动。他说你是炒作，那就是煽动。所以不是说你有有没有意图，现在它的意图就是用这个客观的事实来，反正他觉得你有煽动，你就是煽动。反正就是你批评(当局)，让人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做法不对，他就觉得你是要推翻我，其实就是把内地那一套搬进来。”  她还观察到，现在不少媒体的报道方式也变了——分析和评论变少了。  麦燕庭: “你现在你看，尤其是那个电子传媒写很多东西已经比较少去找人评论，对不对？以前有问题出来，大家都会找不同的人去评论，去分析。现在这一类的分析评论已经少了很多。  政府出那个声明，他们就基本上原文叫用。结果现在很多传媒，尤其是两个电台，它就基本上就是原文照录。好一点的，它会在后面加一点背景的说，其实这个官员在骂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基本上他连后面背景都没有交代，人家就具体讲了什么。”   不过，她也强调，香港仍然有一些小型的独立媒体，在压力之下继续报道。  麦燕庭: “但是幸亏香港你现在还有网上的传媒嘛，那些网上传媒他们还是比较努力。 但是他们也碰到很多困难，譬如说前一阵子不是一直在说吗？那个税务局就去查，就是查他们的收入啊，诸如此类，记协当然也受到影响。其实这个东西你光是花时间去应付，就已经减少你做新闻的时间了。  另外一个就是那些独立的媒体老是受人骚扰，而且这些压力你不一定能公开讲，因为官方可以打电话给你，可以发公开声明骂你。这个在我当初入行2000年以前吧，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下，新闻自由，还剩下多少空间？ 别拉科夫斯卡: “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香港已经“失去希望”。现在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政策圈中，确实存在一种看法，认为香港已经无可挽回，因此不需要再投入关注，也不应与之“正常化”互动。  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把威权体制与民主制度一概而论，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现在一些民主国家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国家安全立法，对独立报道进行限制，这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  麦燕庭: “有出现这个新闻自由被轻视的情况，海外的发声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发声，虽然我当然会有一点风险，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吧。 我觉得我现在说的是实情啊，他们不是老是说那个国安法，有些要尊重香港人享有的人权自由嘛，我们一直都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啊，我们就看看他什么时候觉得记者也不应该说客观的事实。 我老是说，你不要以为(言论自由)是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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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y 12

    法国记者被遣返: 香港媒体自由还剩多少空间？ (上)

    2025年11月，一名法国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随后被直接遣返。这起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却指向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记者在香港的工作环境正在持续恶化。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来，媒体从业者的空间不断收缩，采访与报道也变得愈发困难。今天，我们将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以及专家的分析，来探讨香港媒体自由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安托万·韦代伊（Antoine Védeilhé）是一名法国记者和纪录片导演，长期在亚洲工作。  韦代伊: “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香港。当年7月，我第一次去香港，是为了报道黄之锋和罗冠聪因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而接受审判的案件。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香港。2019年夏天，我在那里连续几个月报道抗议活动。最近一次去香港，是在2024年6月。” 在香港进行采访拍摄，通常需要申请许可吗？  韦代伊: “香港的情况与中国大陆不同。理论上可以向当局申请拍摄许可，但在过去十年里，我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从来没有申请过记者签证，一直是以普通身份进入香港进行拍摄，而且从未遇到任何问题。即使在《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我也多次前往香港拍摄，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在2025年11月那次，我也是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前往的。这一点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在大陆进行新闻工作必须持有记者签证，而在香港，以前是可以不需要的。” 您在2025年11月入境香港时发生了什么 韦代伊: “2025年11月初，我前往香港，为法国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名为《香港不再回应》 (Hong Kong ne répond plus)。在香港机场通过边检时，我被移民局人员拦下，他们拒绝我入境，并把我带到一间房间进行身份核查。  随后我被审问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接受了彻底的人身搜查，所有随身物品也被详细检查。三个小时后，我被直接遣返，被带到一架即将飞往法国的航班前，被迫登机，正式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进入香港。”  当时对方有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韦代伊: “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解释，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件。移民官员只是反复说，我因“移民原因”被拒绝入境，但始终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不过在搜查过程中，一名海关人员私下告诉我，这件事很可能与《国家安全法》有关。后来在我离开香港之后，我才进一步确认这一点。但在现场，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正式说明。”   后来您是如何理解这次事件的原因的？  韦代伊: “我后来通过一位在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消息来源得知，我被指控为“ ”。虽然这一指控从未被正式告知，但相关信息随后传了出来。  而且就在我被驱逐的第二天，法国电视台收到了一个匿名威胁邮件。发件人自称是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公民，称我的行为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并暗示我被视为“外国代理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威胁是否来自官方？您怎么看“外国代理人”这个说法？ 韦代伊: “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表态。所有的威胁和恐吓都是匿名进行的，我从未直接接触过自称来自香港或中国当局的人。  至于“外国代理人”这个说法，我并不陌生。在中国工作期间，这类指控经常被用来针对那些被认为批评或挑战中国政府的人。现在，这种说法也出现在香港。”   您认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韦代伊: “很明显，这是一次恐吓行动。目的就是阻止我们完成这部纪录片，并对我们施加压力。威胁邮件中直接点名提到我，说如果继续拍摄，我可能会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即使我人在法国，也可能面临后果，因为这种打压具有跨国性质。同时，他们还威胁到在中国和香港与法国电视台合作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我过去在中国工作时，也曾遇到当局向采访对象施压，阻止报道进行。但这一次不同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如此直接、公开、点名的威胁。”    您的团队在香港的拍摄情况如何？  韦代伊:  “虽然我本人被拒绝入境，但和我合作的摄影师托马·布朗(Thomas Blanc)成功进入了香港。他在入境时也被检查，但最终获准进入。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在酒店大堂就被三到四名便衣警察盯上，并且整整一天都被跟踪，无论走到哪里，对方都紧随其后，而且毫不掩饰。这显然是在向他传递一个信号：他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去了哪里。  他也用摄像机反拍这些人，以表明自己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之后几天，他表面上没有再看到这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控停止了，很可能只是换成了更隐蔽的方式。”  这种情况是否常见？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韦代伊:  “这种做法和中国大陆警方的手段完全一致。很多曾在中国报道敏感议题的记者都经历过类似情况。警方会故意高调跟踪记者，以制造压力和威慑。  因为一旦被跟踪，如果还去接触消息源或异议人士，就可能让他们面临风险。所以最终我们决定取消所有原定采访，以保护受访者的安全。  一个月后，我们改派了一位从未在中国或香港工作过的人员前往完成采访，因为他没有被盯上。  总体来说，这些手段的目的就是阻碍我们的工作，让报道变得更加艰难。” 安托万的经历并不是孤例。随着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相关打压正在逐渐突破地域界限，向海外延伸。  对此，我们也采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的倡导事务经理亚历山德拉·别拉科夫斯卡 (Aleksandra Bielakowska)。 别拉科夫斯卡: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升级和强化。过去，我们确实在中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如此规模的跨国打压，甚至延伸到了法国境内、香港以外的地区。” 但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关注的缺失， 使得这种不断升级的变化，未能被外界充分察觉。 别拉科夫斯卡: “它让人产生一种误判——好像现在仍然可以安全前往香港，似乎不会面临太多压力。许多人因此认为，可以像过去一样，携带个人设备、文件，甚至涉及消息来源的信息前往采访，而不需要特别的准备或保护措施。  但这种判断其实正在被不断重复，却也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种误判，与国际媒体整体的关注不足有很大关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出于对记者和消息来源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一些媒体也不愿意激怒香港当局，以免影响其记者继续在当地开展报道。  这在过去两年里，某种程度上制造出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假象。  但实际上，当局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持续加强打压，只是这些手段并不容易进入国际新闻的头条。  其目标，是逐步压缩仅存的媒体空间，并在社会中制造恐惧与不信任。如今的情况是，人们越来越难判断谁可以信任，也不确定还能与谁合作，因为没有人能确认，对方是否与当局存在关联。”  *韦代伊的纪录片《香港不再回应》 (Hong Kong ne répond plus)将于5月15日由法国电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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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y 9

    澳洲学者张越：中美AI竞争可能会走上分道扬镳的两个路径

    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已经成为中美两大国战略竞争的一个核心议题。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准备再访北京前夕，中国政府发改委发出通知，叫停美国网络巨头脸书的母公司Meta 对中国人工智能助理软件Manus的收购行动，坐实了此前关于中国会阻止本国数字技术精英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猜测。紧接着，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5月1日决定不再允许面向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在中国进行测试，引来中方的抗议……如何看中国有关当局阻止在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精英出海的作为？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互建“小院高强”的作为对中美两国的技术发展、对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有何影响？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澳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越女士专注研究科技政策以及它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她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叫停人工智能助理软件Manus 收购案对中国科技企业起到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而中美两国未来在AI领域的竞争将不再是大模型之间的竞争，而是两种AI 生态系统的竞争。但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着人类未来几十年的生存发展，中美双方需要合作。 中国叫停Meta 收购Manus意在杀鸡儆猴 法广：脸书母公司Meta原本要收购中国的人工智能助理软件Manus。您怎么看中国政府现在要叫停这项收购？Manus它为什么对中国这么重要呢？  张越：其实这个问题说重要也很重要，说不重要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不是赶在AI这个风口上，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工智能就是AI agent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它的原代码是在北京和武汉开发的。最初团队也是在武汉和北京。  其实它所涉及的出口并不是数据出口，而是人工智能的一些专项技术出口，这正好就撞在“枪口”上了。关于数据，是指（AI）大模型的训练，比如DeepSeek，它实际上大部分使用的是中国的数据，训练是在中国做的，数据是来自于中国。但是Manus实际上它使用的基本上是国外的一些大模型，而它输出的技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在意的人工智能方面关于语义识别的这样一种核心技术。  什么叫语义识别呢？就是AI agent（智能体），是能够根据你输入的语言指令，来把它转换成一种让机器来替你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智能体。这是它的核心技术。而这正好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控中的第一类内容——第一类属于严格限制出口；第二类是在考察范围，就是说可以去申请出口；第三类是无所谓限制与否。而它（Manus）正好是在第一类。  所以，才有最近商务部、发改委，还有网信办等多家中国政府机构，联合起来限制这项技术出口。这其实是给了整个中国技术公司一个下马威吧。因为Manus和DeepSeek还不太一样，第一，正如我刚才所说，它用的不是中国的数据，而是境外的大模型。另外一个，这个agent（智能体）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对中国的用户开放。它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就通过这种所谓新加坡洗白式的——洗白产地这样一种方式，在新加坡重新去开发：二次代码其实都是在新加坡重新做的。但是它的原代码在中国做的。它就这样被限制住了。对于中国很多公司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意思是，即使通过这种洗白产地的方式，其实你也不太容易能够脱离原产地这个框架。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法广：以此向中国的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发出信号的同时，（中国）是不是也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呢？  张越：那一定是的。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就是在Meta（去年12月）发出这项收购邀约以后，关于Manus在中国可能会被限制的炒作其实就一直都没有停过。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写过一篇文章来介绍这个情况。我当时就认为，当你的原代码跟你的原产地直接相关的情况下，这其实就已经在技术交流方面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屏障。而这对于美国或者是对于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当然也非常明显，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是聚焦在科技方面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底座——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就是AI的竞争。（这项收购计划）正好撞在这样一个枪口上。  中美在AI领域竞争将是两种AI生态系统的竞争 法广：您提到地缘政治。在人工智能开发领域，中国和美国当前的竞争态势非常明显，它是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在重塑一种地缘政治关系呢？  张越：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其实可能也跟美国业界包括政界最初的一些构想，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中国的赶超，实际上也就在过去这五年之内的赶超，不光是在技术应用层面，也包括研发，包括在论文发表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真的是异军突起，跟美国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竞争态势。 也可以这么说吧：在全球的AI竞争中，其实也就是中美两国间的竞争。其他国家，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说是第三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有一种战略焦虑的。这种战略焦虑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过去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控，包括出口管控，还有制裁措施等等 ，还包括在芯片方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剑指AI的研发和应用。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中国AI的竞争。但是这个作用力是相反的，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些出口禁令实际上在另一方面促成了中国更快速地形成了一种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去年DeepSeek第一次在全世界公开亮相就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全球反应。今年，DeepSeek V4的发表，尽管整体的影响力上没有出现像去年那么强的轰动效应，但是DeepSeek V4实际上它打开了另外一条路，因为它是在跟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也就是在软硬联合共同开发这样一个架构上进行的，等于把华为的“升腾”芯片还有寒武纪的芯片，就是当地开发的一些芯片放入了中国的大模型开发的架构中去。这就是一个很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因为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看到，中国和美国的AI发展，有可能在未来走上分道扬镳的两个不同的路径。以后的中美在AI领域地竞争，就不再是大模型的竞争，而是两种AI生态系统的竞争。  中国的开源模式将人工智能技术“平民化” 张越：中国DeepSeek V4的发布，其实也已经显示出，中国在AI领域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受限于美国芯片对中国的控制这样一种生态下的模式了，而是可以说逐渐地走上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  还有一点是，因为Deep Seek它沿用了中国政府一直在鼓励的一种开源模式。这个开源模式的影响力就不仅仅是在中国了。对于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像是在东南亚或者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中国的这种模式就是把AI平民化了。就是说，用户不需要再去花那么多的钱去调整、去适应美国的闭源模式，可以用中国的开源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产品没有美国的那么尽善尽美，因为美国AI产业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算力，但是，中国的这个模型可以做到：我也足够用，但是我足够便宜。这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AI生态在竞争。  法广：深度求索V4版据说文字（内容）处理能量超级强。但是中国的资讯审查体制使得有些内容它是不能够上传（输入）的。在这样一个资讯处理有限制的情况下，它是不是也成为它在国际上的竞争中的一个短板呢？  张越：这个其实倒没有。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的开源模式。其实如果我们以更宽的视角去观察AI的应用，我们就会发现，AI其实并不一定只是一个chatbot（聊天机器人） ，也就是利用AI，去寻求文字上的一种沟通。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这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方面。AI的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在写代码这个方面。  最近，美国 方面做的一些测试显示，深度求索V-4与几个大的模型相比，仍然有落后，但是落后的幅度就非常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其实AI的很多应用是to B，也就是给business面向企业的，主要不是用它作为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用它去帮我在底层写代码，帮我去设计我的工作流、我的物流、我的整个计划等这些方面的应用。在这些方面，语义的理解能力可能比你语义本身所覆盖的范围要更重要…… 法广：意思是说它的实际操作、应用能力更强吗？  张越：不是说更强，至少不差。  双向“小院高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法广：中国最近几年一直指责美国对于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尤其是对高阶芯片的出口限制，是在建筑“小院高墙”。但是如今中国好像也在限制中国的技术对美出口。在双方都在建筑“小院高墙”的情况下，这对中美自身在科技领域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越：目前来看，这种形势对于两个国家，实际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高阶芯片的管制措施，其实对它自己的损失可能会更大吧。我们可以从英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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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pr 28

    国际特赦组织年度报告：聚焦中美双重标准与跨境压制问题

    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最新发布的2025—2026年度全球人权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在人权议题上呈现出不同但同样引发争议的趋势：美国被批评在人权外交中存在“双重标准”，在对外立场与国内实践之间出现落差；而中国则因持续收紧公民自由、加强对少数群体及异见人士的管控，并扩大“跨境压制”，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人权外交与双重标准的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国际特赦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称为‘全球人权倒退的推手之一’。报告指出，美国在追求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时，动用压迫与暴力手段，对全球人权与国际秩序造成冲击。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备受争议。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美国及英国、欧盟等国家公开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报告称，‘国际保障机制已经失灵’，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种族灭绝、种族隔离与占领’。美国政府被批评在加沙战争中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暴行，反而加剧了冲突的升级。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政府经常批评他国的人权记录；另一方面，美国在加沙战争、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的表现，却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例如，美国政府推行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虽然旨在制裁中国的强迫劳动行为，但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同样严重，尤其是在农业和监狱产业中。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拒绝输入的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产品总价值已达7.5亿美元，但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依然突出。  报告还提到，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难民和移民权利、以及维护妇女及LGBTIQ+群体权利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例如，多个州通过限制堕胎权的法律，引发国内外对女性权利的担忧。此外，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大量寻求庇护者被拘留或驱逐，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在技术监控和言论自由方面的表现也受到批评。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内外异见人士，并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例如，美国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日益严格，导致部分批评政府的言论被删除或限制传播。这些行为与美国一贯标榜的‘言论自由’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跨境镇压与少数民族权利的压制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的最新报告，中国政府在2025年继续加强对国内外异见人士的压制，尤其是对维吾尔族、藏族、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海外华人社运人士的跨境镇压。报告用‘掠食者’一词形容全球政治强人横行的一年，中国政府的行为被多次点名。  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更严格宗教自由限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维吾尔族文化人物持续遭到起诉，藏族文化和语言的压制也在加剧。例如，2025年7月，22岁的留学生张雅笛因倡导西藏人权议题，返华探亲时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她是《华语青年挺藏会》网站编辑之一，面临高达15年的刑期。这一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打压少数民族权利的广泛关注。  香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国家安全法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空间，数十名民主派行动者被判处长期监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罪审判持续进行，《立场新闻》两名编辑因‘煽动罪’被判刑。2025年5月，香港当局疑似封锁部分香港网络用户连接设在美国的线上杂志《如水》，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日益加剧。报告提到，香港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19名海外抗争者发出通缉，并首次以国家安全罪名起诉海外异见人士在香港的家属。这意味着，即使身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及其家人也可能面临风险。例如，2025年5月，香港当局以国家安全罪名控告居住美国的香港民主派抗争者郭凤仪的父亲，创下当局以国安法起诉海外异见人士在香港家属的首例。  此外，中国政府继续否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行的报告，并称其‘不合法且无效’。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未减弱。202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核心集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进行‘有意义沟通’，落实2022年联合国报告的建议。然而，中国政府驳斥了这些建议，并强调‘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在照常实施。  中美对比：人权话语与现实的差距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反映了全球人权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政府高举‘人权外交’大旗，但在实际行动中，往往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选择性忽视自身或盟友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发展优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忽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异见人士和海外华人的压制。例如，维吾尔族、藏族和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权利持续受到限制，跨境镇压日益加剧。中国政府否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行的报告，并称其‘不合法且无效’。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未减弱，多国核心集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进行‘有意义沟通’。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则主要体现在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忽视。例如，美国政府在加沙战争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同时，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如移民权利、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难民和移民权利、以及维护妇女及LGBTIQ+群体权利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  国际社会需要更加一致和有效的机制，推动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实质性改进。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定期审议和特别报告员机制，持续关注和施压。同时，民间社会也应加强合作，推动两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希望与行动：普通人的力量  在压制与不公面前，普通人的声音和行动同样重要。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维权律师、女权人士、学生，以及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尽管面临巨大风险，仍然坚持发声。例如，女权人士李翘楚因发声抗议其伴侣兼维权伙伴许志永的监禁条件，遭判刑近4年。许志永为狱中不人道待遇进行绝食抗议。这些案例展示了普通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勇气和坚持。  在美国，民间组织和社区团体也在为移民权利、种族平等、环境正义而不懈努力。例如，美国各地的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外，美国的环保组织和气候活动家也在推动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权利。”  每一个人的关注和行动，都可能成为改变的力量。无论是签署请愿书、参与公益活动，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我们都能为推动人权进步贡献一份力量。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组织发起的全球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取得了显著成效。普通人的参与和支持，是推动人权进步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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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pr 22

    杨建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意在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及政治大统一

    2026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鉴于近年来，无论是中国藏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还是新疆维吾尔人所谓“在教育营”事件都凸显出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引发的种种紧张关系，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现引发尤其是国际人权团体的广泛关注，担心这项法案意味着北京当局正进一步收紧民族政策。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是在借这部法律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社交平台上不仅担心同化政策法律化，会“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压缩宗教与文化自由的空间。”，而且相关条文可能过度限制言论、信仰与集会自由。如何理解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意义？为什么该法案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引发特别关注？我们电话采访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专栏作家杨建利博士。他在采访中强调，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通过意味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能将逐渐被取而代之，而这项法案背后的最大动机，是打造”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的大统一。 "民族团结法"通过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为官方钦定的未来方向 法广 : 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项法案一经通过，立刻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就尤其是人权团体的关注和担忧。其实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新疆、西藏等地加速推进一种同化政策。在您看来，这项法案是否只是给这些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还是说对于政策的执行或实践意味着一些方向或指导方针上的改变？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杨建利：“我觉得，这项法律通过，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基于民族自治的原则。 民族地区的自治是写进中国宪法里的。这是中共从苏联那边学习的一个宪政原则。虽然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认真地执行过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原则，但是他们从原则上不能够公然反对。表面上他们还是要称民族自觉，等等等等。对外也是这样宣传。习近平当政以后，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明确的（变化）就是在各民族地区采取了坚决的同化的政策，也就是说要从文化上让这些民族消失，就是完全成为汉人或者成为中国人，然后强化“中华民族”的这种叙事方式。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打击，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坚决地在执行。” “这项民族团结法的通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对这些政策的实践进行法律化，就是说从法律上做一个规范，这个方向（今后）就很难改变了。以前，人们还幻想，也许习近平下台以后，同化的政策可能会减弱，甚至发生方向性改变……但是，这个同化政策一旦被法律给确定下来，它就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再改变这个方向就很难了。”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人中有一种观点，把习近平（上台）之前基于民族自治原则制定的一些民族政策称为第一代少数民族政策，对习近平（上台）以后进行同化的政策称为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法通过就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正式启动，成为官方钦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方向。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将56个民族同化成为几乎带有同样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法广：就是说，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在进一步地淡化自治…… 杨建利：“对。实际上中国在80年代制定通过了一项《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通过后，于2001年2月28日修正）。比照这两项法律的话（《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团结促进法》），矛盾之处非常之多。那么，（前者）今后就会被抛弃了，会以现在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主要的法律依据。” “中共制定政策或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有它的规矩可循。就是说它不是公开地否定它以前的法律，而是通过一些新的法律。新的法律在老的法律之下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它会按照新的法律去做，慢慢把老的法律抛弃。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进行的。如果当时按照宪法还有法律的话，那些私有制还有市场化的改革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它先从政策上进行规划，慢慢、慢慢地进行修改。对于少数民族政策也是沿用了这种方法：它先不从《宪法》上把民族自治这一条去掉，也不去修改或废除80年代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是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就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成为这个政策的依据。在未来的可能的修宪过程中，在未来的法律的制定中，可能就会把自治的原则从《宪法》中拿掉，也慢慢地把1984年通过的民族自治法废除了。” 法广：其实在《民族团结促进法》3月中下旬通过之前，自2026年的1月1日起，2025年底通过的《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版开始生效执行，它等于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功能，进一步淡化了不同族群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地位。这些政策联合起来，您觉得目的是什么？是想把56个民族这样一个多元存在，变成一个“同一” 现实吗？ 杨建利：“对。中共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他们的学者认为，民族地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冲突，甚至带来严重的冲突，而且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自治原则：那你给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这么一个空间和法律依据，当然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开始逐步收紧这个自治空间。他的办法就是同化。所谓同化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慢慢地消除掉，让他们和多数民族也就是汉民族越来越像，最后成为几乎是带有同样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宗教，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宗教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而且最近几年强调宗教本土化、中国化，这基本上就是政策的方向。以前，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还是有比较宽松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执行起来，各个地区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宽松一些，有的严格一些，有的空间大一些，有的地方空间小一些……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延续着一个政策，就是你在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时候，可以用汉语教，也可以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教，比如说在藏区教数学，可以用汉语教，也同时可以用藏语教。但现在不行了，所有这些文化课都得用汉语教。藏语可以作为一个选修课目，就像我们选英语一样。就是说，藏人在学校接受数学、化学、物理、自然科学等等这些教育的时候，必须是汉语教育。包括历史、人文、经济学等等，都必须是汉语进行。同时，你也可以选修藏语作为你的一门课程。那这就是很大的改变了。就是等于把藏语变成一个第二语言了——可学可不学。”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少数民族籍的大学考生既可以考汉族的卷子，也可以考少数民族的卷子，比如说藏人在藏区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用汉语的卷子还是藏语的卷子。但现在不行了，他只能用汉语的卷子……的这些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民族语言可能慢慢的就会被消失掉了。语言消失掉了，宗教又中国化了，那你文化特征基本上就消失了。” ”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及政治大统一” 法广：民族团结法让大家马上联想到的是，这是涉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和所谓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一项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它不仅涉及这些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宗教的群体，也同样提到了香港、澳门甚至是台湾。您怎么来理解这项《民族团结促进法》也提到这些地区呢？ 杨建利：“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是对大中华区的这几个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香港、台湾、澳门等这些地区，那些想争取更多的民主决策机制，争取更大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些人，都把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看作是一个风向标。一般来讲，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苛了，那一般就会对台湾也会在言辞上更加严厉，而且可能政策上会更加具有压迫性。对香港和澳门也是一样，这之间有一定的连贯性。因此，中共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肯定会想到这几个不是完全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大中华区。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它有这种联动性。” “第二，香港、澳门和台湾虽然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不是少数民族，它属于汉文化的一种延续，但是由于长时期的分离，在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亚文化，已经和在中国大陆的汉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叫它亚文化。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地区的文化有它的政治文化特征，那么从政治文化特征上来讲的话，台湾已经是另外一个政治文化民族，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具有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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