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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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d ago

    法国社交媒体禁令：保护青少年，还是限制网络自由？

    最近，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引发国际广泛关注的新法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原则上不得注册和使用社交媒体。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第一个通过此类全国性法律的国家。 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反对者则担心，这项法律可能扩大身份验证、影响网络匿名权，甚至限制言论自由。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国为何推出这项法律，又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于7月21日正式通过法案。从今年9月1日起，15岁以下青少年将不能新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拥有账号的未成年人，则有四个月的过渡期，到2027年1月1日前停止使用。法律同时规定，法国高中原则上也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但学校可以根据内部规定作出例外安排。报道指出，这也是欧洲首次有国家推出如此全面的社交媒体年龄限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案通过后立即表示，这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一项重大进展"，法国希望能够为整个欧洲树立先例。  不过，法律并不是禁止所有网络服务。  法新社报道称，一些教育用途的平台、网络百科等服务可以获得豁免；至于YouTube和WhatsApp，普通观看视频和发送私人讯息并不会受到影响，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留言、评论、分享等具有社交互动性质的功能。平台未来必须建立年龄验证机制，不过具体采用什么技术，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确定。  那么，法国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项法律？  法国政府援引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数据。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也就是ANSES指出，法国约有一半青少年每天花两到五个小时使用智能手机，而2025年的数字调查显示，58%的12到17岁青少年每天都会浏览社交媒体，其中多数人不仅浏览内容，也主动发布、分享和评论内容。  更重要的是，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科学评估认为，青少年由于情绪调节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尚未成熟，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包括睡眠质量下降、自我评价降低、网络霸凌带来的心理伤害，以及冒险行为增加等问题，尤其是女孩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  除了官方数据之外，本台也采访了长期从事网络儿童保护工作的机构——E-Enfance协会。  协会负责人伊内丝·勒让德(Inès Legendre)表示，对于15岁以下儿童来说，TikTok、Instagram、Snapchat等平台都存在不少风险，包括网络霸凌、性勒索、不当接触成年人等。  她特别提到，现在许多平台依靠算法不断推荐内容。一旦孩子开始浏览某一类内容，例如涉及极端节食或者厌食症的视频，平台就可能持续推送类似内容，不断强化孩子原有的不安和焦虑，对心理健康造成进一步影响。  不过，这位专家也提醒，仅靠"禁止"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项法律在执行层面并不容易。  首先，法国本身无法直接管理Meta、TikTok等跨国科技公司，未来真正涉及平台执行、年龄验证标准等问题，还需要欧盟层面的协调。  负责推动法案的参议员凯瑟琳·莫兰—德塞伊(Catherine Morin-Desailly)也承认，这项法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希望借此推动欧盟尽快制定统一规则。  那么，即便法律正式上路，它真的能够减少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吗？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澳大利亚早在2025年底便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然而，根据一项针对400名年轻人的研究，在法律实施八个月之后，12至13岁儿童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  很多孩子通过借用成年人账号、建立假账号，或者使用无痕浏览等方式绕过限制。  因此，儿童保护组织认为，仅有禁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家庭沟通以及平台自身的安全设计。  他们同时强调，社交媒体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  对于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身体残障，或者缺乏现实社交机会的年轻人来说，网络社区可能提供重要的支持、表达和归属感。因此，他们更希望建立符合不同年龄需求的网络环境，而不是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除了执行问题之外，这项法律还引发了关于数字权利的讨论。  法国网路权利组织"La Quadrature du Net"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这项法律。  这家长期关注隐私保护和数字自由的组织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商业社交平台依赖广告和算法推荐的商业模式。  他们认为，与其全面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所有社交平台，不如针对平台设计、广告模式以及推荐算法进行改革。  文章指出，由于法律要求平台确认用户年龄，未来可能导致越来越普遍的身份验证，甚至影响一些去中心化、由志愿者运营的小型社交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未必有能力建立复杂的年龄验证系统。  法国《世界报》则刊登了雷恩大学公法教授布吕内森·贝特朗(Brunessen Bertrand)的一篇评论文章，从法律角度提出另一种担忧。  这位教授指出，为了阻止15岁以下青少年进入社交平台，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用户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年龄。  换句话说，一项针对少数人的限制，却可能要求数千万互联网用户接受年龄验证。  她认为，这涉及法国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以及欧洲人权法院长期强调的匿名表达原则。匿名不仅保护个人隐私，也有助于人们自由表达意见，因此法律必须证明这种限制确实必要，而且符合比例原则。  她还指出，目前法国政府提出的所谓"双重匿名"年龄验证技术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经过大规模实际应用，其隐私保护效果还有待验证。  此外，这篇评论认为，法国国务院此前曾提出，还有一些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例如直接规范平台推荐算法，或针对高风险平台实施更严格监管，而不是统一禁止所有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评论同时指出，法国宪法委员会未来仍将审查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综合来看，这项法国新法律反映出一个全球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一方面，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青少年确实可能受到网络霸凌、算法推荐、成瘾设计等因素影响，政府希望加强保护。  另一方面，如何保护儿童，同时又不损害隐私、匿名权和表达自由；如何落实年龄验证，又避免形成普遍身份审查；以及如何让商业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把责任全部转移给用户，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简单答案。  法国如今走在欧洲最前面，也意味着它将率先面对这些现实挑战。

  2. Jul 28

    廖天琪：在以和平抗争助推柏林墙倒塌的莱比锡重温刘晓波精神遗产

    2026年，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囚禁中逝世九周年。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之声”和总部设在英国的“中国研究”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活动。活动选择在德国城市莱比锡举行。为何选择莱比锡？这座城市与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有何关系？首届人权奖为何同时颁给一位德国牧师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同时举办的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特别聚焦了台海和平与中国民族问题。这些议题与刘晓波的理念又有何关联？主办机构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及独立中文笔会名誉会长廖天琪女士会议活动结束后接受采访，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莱比锡的抗争方式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 法广： 廖天琪女士，您好。今年是刘晓波先生逝世9周年，您主持了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典礼和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活动地点选在德国莱比锡。地点选择并非偶然，能否请您解释一下莱比锡与刘晓波之间的联系？ 廖天琪：刘晓波本人与莱比锡并无直接关联，但这座城市在东西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精神内核与晓波先生的理念高度契合。 1989年春，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德国社会也展开了广泛讨论。那年秋天，东德民间弥漫着不安：人们担心当局会效仿“中国模式”——即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当时东德的经济状况虽优于其他东欧国家，但已江河日下，民心动荡。从秋季开始，各地陆续出现抗议活动，而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成为民众聚集的核心。 1989年10月9日，数千民众在教堂内举行“和平祈祷”，实则表达抗议。当局派警察包围教堂，但基于西方对宗教场所的尊重，未敢强行进入。教堂内的民众决定集体走出，有序游行绕城。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并未阻拦或施暴。这一“奇迹”鼓舞了民心，此后每周一下午五点，莱比锡市民都会聚集在教堂，举行“星期一示威”，规模从数万人扩大至数十万人。这场持续六周的和平抗议，最终成为压垮东德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库尔特·马祖尔曾致电东德共产党总书记，警告“不能重蹈中国模式，绝不能流血”……莱比锡的抗争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刘晓波那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 巧合的是，今年7月13日（我们举办活动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一。自1989年起，莱比锡每周一下午五点都会在圣尼古拉教堂举行“和平祈祷”，纪念这段历史，并为全球动荡地区祈福。选择在这里举办活动，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晓波先生的精神致敬。 告诉所有为正义付出代价的中国人：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 法广： 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同时颁发给了德国牧师罗兰德·库讷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为何奖项不限于中国人，而是面向跨国界的支持者？ 廖天琪：最初我们并未设定奖项仅限于中国人或西方人，而是希望谁最能体现晓波精神，就颁给谁。罗兰德·库讷牧师正是这一理念的最佳代表。 2010年，库讷牧师得知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且无法亲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深感不公。他回忆起纳粹时期，一位德国记者也曾因获和平奖而无法领奖，但至少其妻子能代为出席。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失去自由。从那年起，库讷牧师每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都会带领学生从500公里外的学校所在地（他在一所高等职业学校里当宗教老师）赶到柏林，在中国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呼吁还刘霞以自由。最多时有近300名学生参与，他们顶着严寒，高举横幅，呼吁尊重人权。这种坚持持续了十余年，从未间断。 库讷牧师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更是一位充满人道精神的行动者。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他每年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前往灾区，帮助重建学校和青年中心。我与他相识多年，见证了他为刘晓波和刘霞奔走呼吁的点点滴滴。在西方社会，能如此长期坚持为一个中国异见人士发声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个奖项颁给他。 张展则是另一位获奖者。她曾以公民记者身份报道疫情真相，先后两次被判刑，合计八年监禁。她的勇气和坚持，正是晓波先生所推崇的和平抗争精神。通过颁奖给张展，我们希望向所有为正义付出自由代价的中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我们会替你们发声。 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法广： 活动还设置了“台海和平”与“民族问题”两个讨论主题，它们与刘晓波有何关联？ 廖天琪：这两个主题虽未直接出现在刘晓波的著作中，但都与他的核心理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紧密相关。 首先，刘晓波生前关注台湾民主进程，并撰写文章探讨两岸关系。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全球高度关注。乌克兰战争等国际冲突表明，局部危机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我们希望传递晓波先生的理念：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和平对话才是出路。我相信，台湾问题牵动所有华人，中国大陆的民众也非常关心，他们也注意到台湾已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对此也有认同和向往。我们呼吁当局以同理心看待台湾问题，放弃武力威胁。 中国的民族冲突也是刘晓波生前非常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权利。今年7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质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管控。按照这项法律，同情少数民族自治诉求的海外行为被视为犯罪。这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正是为了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1989年6月4日，中国解放军开始对持续近两个月的静坐抗争运动展开武力清场时，刘晓波是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两天之后，他被拘捕，被指控为操弄这次运动的“黑手“，并于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又在1991年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罪“。而此时，在莱比锡民间和平抗议已经成功推动了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东德于1990年3月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并于当年10月与西德统一，重新成为单一的主权国家。

  3. Jul 28

    香港“离散之声”影展与对跨境流动现实中自我定位的思考

    巴黎香港电影节主办方CUBE 2026年6月20日至21日，首次举办“离散之声”单元影展, 以香港为核心元素，呈现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所见证的离乡漂泊故事。开幕影片《风继续吹》、《水牛》（Le Buffle d’eau）以及影展期间放映的著名导演王家卫2015年完成的故事片《一代宗师》则相互呼应，勾勒出香港从中国内地流亡者的向往之地，到新一代港人出走他乡的出发地的命运转换。纪录片《水牛》以影片导演Anaïs Mak 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冒死从广东渡海逃往香港的经历为核心，为反映当代港人被迫流亡故事的影片《风继续吹》中的一句话：“能逃出来就是你最大的成功“做了最好的诠释。但主办方延续2025年巴黎香港电影节主题 « Ancrage » (意为“锚”，或“定锚”)的思路，从港人再度踏上流亡之旅的经历出发，正努力将视角扩大到当今世界，探讨国族、国籍、故乡等传统的身份标签与个体在异地他乡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自我定位、重塑身份认同的关系，思考在人员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落地生根的现实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根”的逻辑的挑战。影展主办协会CUBE的两位创始人张乐勤和Kenneth介绍他们的想法。 法广：为什么“离散之声”电影展要单独成为一个单元，而不是放在每年一次的巴黎香港电影节框架下？ Kenneth：其实，去年的巴黎香港电影节已经设立了“离散之声”这个单元。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主题很有潜力，值得进一步挖掘。而且，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我们能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讨。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的框架下，可能会让主题失焦，因为香港电影节的定位相对固定，而“离散之声”有更大的延展空间。 张乐勤：首先，去年的“离散之声”单元反响很好，这给了我们信心。其次，我们希望这个单元能更全面地呈现“离散”这一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香港。但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里，“香港电影”的定义就会变得模糊，因为我们的影片不仅涉及香港导演，还包括虽然不是在香港拍摄，但内容与香港相关的作品；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或其后代创作的影片。这些影片独立放映，讨论会更聚焦、更深入。 另外，我个人觉得，“离散”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但艺术是表达这个议题的最佳方式。如果这个单元能独立发展，或许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离散之声”电影节，甚至艺术节。 Kenneth：今年我们特别选了《风继续吹》（No Time for Goodbye）作为开幕片，因为它不仅仅讲述香港人的离散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香港人与其他族群、其他国籍难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其实都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香港不单单是香港，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都会，我们的文化其实一直都在跟不同的文化发生撞击，有对话，有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打造一个更开放的平台，让不同的离散群体能有更多交流。 法广：开幕影片《风继续吹》通过两位流亡香港人的视角，展现了来自不同国家、各有故事的流亡者。你们提到希望将这个议题扩大，甚至超越香港。为什么要更广泛地关注移民议题？在西方社会，难民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常常引发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聚焦于此？ 张乐勤：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流亡者或难民，其实难民不一定是流亡者。比如，还有气候移民等群体。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迁移”（displacement）这个更广泛的现象。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家？”“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当那些种族歧视者对你说“Go back to your country!”（回你的国家去！）时，你该“回”哪里？ 我们不想局限于某一种移民类型，因为这个议题会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思考：种族和国籍是一回事吗？故乡的定义是什么？家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越深入挖掘，我们就越觉得这个议题有趣。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但针对难民甚至移民的歧视和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这些创作者的故事和声音被更多人看到、听到，哪怕只能带来一点点改变，我们也想尝试。 Kenneth：在筹备“离散之声”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生活在法国的移民群体，比如来自越南、中国、香港或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有时会讨论“寻根”这个话题，因为可能有些家人或者是其他人会说到“寻根”……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寻什么根？我的根就在法国。为什么因为我的肤色不同，就要我去寻根？” 这种感觉很矛盾。 所以，当离散群体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久之后，我们还能用“离散”或“流亡”这样的词来定义他们吗？ 这些词可能只适用于短期的描述，但长期来看，它们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比如，我们的短片《逆流》中的人物，她要回到香港并不是因为受到压迫，也不是为了寻根，而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样的人？ 这就又回到刚刚提到的“迁移”（displacement）的问题。 我们为这个单元取名“diaspora”（离散），但它包含的意义远不止“离散”这么简单。 节目档案：从2025巴黎香港电影节看在漂流历史中寻找自我定位的香港

  4. Jul 21

    中国监狱调查：亲历者揭开高墙内的真实面貌

    中国有多少人在坐牢？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新估计，如果把监狱和看守所中已经判决、正在服刑的人都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可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刑人口。然而，数字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人在监狱里经历着什么？中国监狱长期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最近，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访问了数十名前服刑人员，希望透过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中国监狱的真实面貌。法广采访了保护卫士研究主任迪娜·加德纳 (Dinah Gardner)。 不过，要了解中国监狱系统的规模，并不容易。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已经多年没有公布完整的监狱统计数据。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新官方数字仍停留在2018年，当时全国约有680所监狱、关押约170万名服刑人员。再加上估计约65万名在看守所服刑的已决犯，研究团队推算，中国任何时候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至少有86.3万人被判处监禁或死刑。不过，这项统计并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案件，因此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法广：“首先，我想从这份报告的研究方法谈起。由于此次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您有多大把握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中国监狱系统的整体状况，而不仅仅是受访者个人的经历？” 加德纳：“我之所以对调查结果比较有信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受访者来源比较广泛，并不是全部都是政治犯，而是既包括普通刑事案件的服刑人员，也包括政治犯。因此，样本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群体。 此外，虽然调查采取匿名方式，但我们仍然收集了一些有关他们服刑地点的信息。此次纳入报告的受访者曾分别被关押在中国16个省级行政区、共36所不同监狱。 再结合我们过去十多年持续研究中国拘押制度和司法体系的经验来看，虽然我们无法逐一核实每位受访者陈述中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所描述的情况都与我们长期掌握的研究情况高度吻合，没有任何明显不符合实际或令人怀疑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法广：“那么，在这份报告中，哪一项发现最让您感到意外？” 加德纳：“坦率地说，我最初的反应是，其实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惊讶。毕竟，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监狱中发生各种侵害行为，本身已经不会让我觉得意外。 不过，如果认真思考的话，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关于单独监禁的问题。我们一直知道，中国监狱会使用单独监禁这种处罚方式，但真正令我震惊的是，它在实际操作中的使用程度。 你应该已经看过我们对澳大利亚公民 马修·拉达尔的完整采访。他曾连续数月被关押在单独监禁中，这远远超过了15天。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连续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已经构成心理酷刑。 即便按照中国《监狱法》的规定，单独监禁一般也有15天的限制，但马修实际被关押的时间明显远超这一期限。 不过，即使没有主动询问，不少受访者仍主动提到自己曾遭受单独监禁。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之所以被关禁闭，仅仅是因为拒绝撰写所谓的"思想汇报"。 另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中国《监狱法》明确规定，如果一名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拒绝劳动，或者劳动不够积极，就可以被处以单独监禁。也就是说，如此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竟然被用于惩戒这类行为，这一点确实令人震惊。” 单独监禁只是报告揭示的问题之一。 除了这项惩罚之外，报告也发现，不少受访者提到，服刑期间被要求反覆撰写所谓的“认罪书”、“悔过书”或“思想汇报”，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拒绝配合，可能面临禁闭、扣分，甚至影响减刑。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持续要求服刑人员表达认罪、悔过的做法，不只是纪律管理，也带有明显的思想改造色彩。 同时间，劳动几乎也是所有受访者共同的经历。许多受访者表示，每天必须长时间从事劳动，生产鞋子、服饰、电子零件等商品；如果拒绝劳动或未达要求，可能面临禁闭、扣分或其他处罚。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做法已超出国际人权标准对监狱劳动的要求。 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监狱系统长期缺乏透明度，这些情况一直难以受到外界监督，也很难获得独立核实。 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比较习近平执政前后的监狱变化，但加德纳认为，近年来中国监狱系统的透明度持续下降。她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申请遣返回国服刑或保外就医，也比过去更加困难。 法广：“这份报告谈到了不少监狱里的共同经历。不过，我想进一步问的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他们在中国监狱里的经历有没有明显不同？” 加德纳：“这份报告本身并没有专门区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因此我不能直接依据这项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结合自己过去多年采访相关人士的经验谈一谈。总体来看，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在中国监狱里都会经历各种不同形式的虐待，处境都相当艰难。 不过，在某些方面，政治犯的待遇可能还要更加恶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会被刻意孤立。监狱管理人员通常会限制其他服刑人员与政治犯接触，甚至明确禁止他们交谈。 有一位中国政治犯的妻子曾告诉我，她丈夫甚至被禁止参加监狱劳动，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是为了避免他与其他服刑人员接触。 我们也在此份报告中也引用了李明哲此前受访的内容。他提到，除了同监舍内极少数指定人员之外，其他服刑人员都被禁止与他说话。劳动过程中，监狱还实行所谓的"互相监督"，只要有人与李明哲交谈，就可能遭到举报。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监狱里本身已经承受着各种虐待，如果再长期遭受这种社会隔离——没人敢和你讲话，你也无法与任何人交流——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此外，政治犯也更容易被拒绝家属探视、信件被扣留等。例如，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被判刑14年后，他的伴侣李翘楚就在自己的博客中不断记录，她多次申请探监遭拒，寄送信件也受到限制，甚至连办理结婚登记都遭到阻挠。事实上，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 因此，从这些案例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政治犯遭受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带有报复性质的待遇。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目前已有不少个案证据表明，部分政治犯在中国监狱中的处境，比普通服刑人员更加艰难。” 报告也特别提到，在中国服刑的台湾人，往往面临另一项特殊处境。由于台湾没有驻中国使领馆，台湾籍受刑人无法像其他外籍人士一样获得领事探视或协助。 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就是2017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2022年刑满返台后曾公开表示，在监狱里，其他受刑人被禁止与他交谈，只要有人和他说话，就可能受到处罚；他的妻子李净瑜多年来持续奔走救援，也曾多次反映探视受到限制。 事实上，由于中国司法案件缺乏透明度，目前外界也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根据台湾民间团体统计，过去十年至少已有857名台湾人遭到强迫失踪或任意拘捕，其中包括李明哲、李孟居、杨智渊，以及出版人富察等案件。 报告认为，缺乏领事保护，使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期间更加孤立，也更难维护自身权益。 法广：“最后，我想请教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无论是国际人权标准，还是中国自己的法律，都强调保障人的尊严、禁止酷刑等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法律中的这些规定，与现实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落差？” 加德纳：“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中国整体治理方式的一个特点。中国政府希望向外界展现自己遵守国际人权规范、重视人权，因此，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官方宣传中，都能看到"保障人权""维护人格尊严"等表述。 但是，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因此产生一种误解。仅仅因为一项权利被写进法律，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得到落实。事实上，中国宪法同样写着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这些规定都真实存在。然而，一旦这些权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真正占上风的永远是后者。 换句话说，只要某项自由或权利被认为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意识形态，它就不会得到真正保障。因此，在中国，法律的规定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的保障。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法律体系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关键所在。” 保护卫士的这份报告，试图透过数十名前受刑人的证词，拼凑中国监狱内部的真实样貌。尽管受限于监狱系统缺乏透明度，许多细节仍然难以独立查证，但对于一个可能拥有全球最大服刑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声音，仍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更多调查细节和完整报告，可点击

  5. Jul 9

    Afra Wang: 在中国，AI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

    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中美两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中国的 “深度求索”、“智谱”等初创企业似乎正不断以功能相近，但成本低廉的应用模型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如果说两国政府都在穷尽办法，筑起小院高墙，以保护自身的优势的话，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投资该领域，显示志在必得的决心之际，美国政府则不时地在与本国的行业领袖较劲。Anthropic 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两个最新版本不久前经历的禁止外国用户登录随后又有限度放行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与此同时，美国行业领袖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前景的讨论与担忧中，似乎难以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科技企业是否对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有同样的忧虑？旅居美国的Afra Wang是自由撰稿人，她主笔的行业通讯Concurrent专注观察中国和美国硅谷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研发动向。不久前，Afra Wang刚刚随一个观察团前往中国实地考察。她尤其注意到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同的发展逻辑，以及在这两种不同逻辑之下的行业现实。在她看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当前的蓬勃表象之下，也暗含着泡沫破灭的可能。Afra Wang6月9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 Anthropic为何呼吁人工智能开发暂缓? 法广: 最近，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的领导人呼吁让人工智能的开发暂缓。您怎么理解这样的呼吁？现在，国际社会上好像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发人工智能技术，Anthropic为什么会提出来要暂缓呢? Afra Wang: 我想先澄清一个前提：Anthropic其实并没有呼吁暂停研发——它自己还在全力研发前沿模型。它真正做的,是一边推进、一边不断拉警报，尤其是对失控风险的警报。2023年那封著名的"暂停六个月"公开信，Anthropic恰恰没有签。 因为AI大公司，主要在美国、也包括英国，大概有三家:DeepMind、OpenAI和Anthropic。这些大公司其实都在用大量的算力和基建，去研发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见过的AGI（通用人工智能）.  前两天，他们推出了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在讲这种叫做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RSI，递归式自我改进) 的人工智能——广泛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撰写代码去完善和进化自己, 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逐渐排除在人工智能自我迭代的这个循环之外。这是一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见过的科技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造出了一个比人类还要聪明的机器。所以，当这个趋势在更加延续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研发机构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于是，硅谷这边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类似思想流派。其中的一个流派就认为，这种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迟早会超出我们人类的理解和预知，会做出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方说制造化学武器，或者说被坏人所利用。还有一个比较极端流派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有被毁灭性的危险，因为暴露在这种人工智能快速自我迭代的危险之下。于是，就出现很多这种所谓的暂缓论调。这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大概几年前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呼吁叫停。只不过最近Anthropic新出的这篇文章和它公司的最新动向，强化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所以这个论调又开始卷土重来。 法广: 就是说，人工智能因为智能体现在有能力自我更新、自我换代升级，那么人类社会有可能会失去对这种技术发展的控制,是这意思吗? Afra Wang: 对。没错。有一个很好的叫做Understanding AI的科技媒体里面也说，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在解决数学题或者物理问题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告诉人类它自己的推理过程、或者它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在制造一个比自己聪明很多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可能又没有办法以我们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其中的机制。 在中国，AI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 法广: 您最近才从中国回来。你们是一个观察团，到中国去实地考察。那您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忧虑呢? Afra Wang: 在中国，这种忧虑尤其是在科技界看到得比较少。我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Mandate of AI。我在探索：中美之间这种AI的治权到底是谁在决定? 就我的观察来说，在硅谷，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这种比较形而上的观察——是行业的AI领袖去定义的。他们这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手中的前沿技术会非常深刻地、不可逆地重塑社会。所以这些行业领袖会经常发表播客、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或者去跟媒体交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这个行业的未来，认为他们有资格告诉普通人：未来在AI的塑造之下可能会走向怎样的情况。 但是在中国，在我的观察当中, AI的治权是在国家。在整个更大的经济现场当中，AI其实发挥着一个更小的作用。在中国，AI其实是中国用来实现自身的达尔文式工业化升级的一个工具。所以当AI成为一个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内AI从业者的地位要比美国AI从业者低很多。这个地位不仅是针对收入而言，而且是话语权、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发声的影响力。所以在中国，你能看到的是：是政策文件在诠释AI和未来相结合、相应用的方式。比方说AI+行动方案,或者“十五五”规划，或者各地方政府——比如杭州、北京、上海政府——对于AI某个管道的比较细致的规划。国内的AI从业者完全没有美国AI从业者这么高的地位。我觉得这是因为AI的治权在两国不一样。 中国处在一个"别人制定规则、我来追赶"的状态 法广: 如果说在中国,AI技术发展大方向的解释权是在政府、在国家的话，那它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比美国更多了一种防范它失控的能力呢,还是说恰恰相反呢? Afra Wang: 我觉得整体来说，中国尤其中国的AI领域，对于国家应对巨大灾难或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更有把握，就是对这个国家机器更信任一些。因为说实话，中国国家机器的体量、以及它雇佣的人对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渗透程度，和美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同一层面来说，因为中国在AI行业当中是一个追赶者，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吸纳更多美国硅谷这边对于AI本质的对话和担忧。这种对话和担忧其实仅仅出现在最顶级的AI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当中。中国是在堆算力，在追赶大约美国半年到七个月前的模型表现能力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其实追赶的并不是最最最尖端的技术。 “泡沫是国家组的，戳破泡沫也是国家允许的” 法广：您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和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这种区别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吗? Afra Wang：广义来说，在中国，如果你问老百姓：什么是AI？很多老百姓会说：机器人是AI。我觉得这是一个和美国非常不一样的区别。因为美国最尖端的AI模型，其实是被封锁在和你互动的那块小小的智能手机屏幕上；而中国的AI是一个更加diffuse、更加具身、具象的东西。 其次，参观中国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感觉是，在中国，尤其是从人形机器人到其他各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都特别像2017年新能源汽车经历的那种热潮：国家点名之后，地方政府、产业资本、供应链、创始人、媒体叙事都呼啦呼啦涌了进来。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从2023年开始雨后春笋一般涌出大概几十家不同的公司。就和2017年电动车一模一样。宇树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龙头。但你会发现，可能再过几年，就像2017年开始的电动车行业一样，很多品牌就会消失、被市场挤压走，然后市场又趋于平静。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个被塑造好的市场，去层层筛选。等于说这个泡沫是国家组的，然后戳破泡沫也是国家允许的。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中国和美国那种完全纯靠市场机制的模式非常不同。如果完全纯靠市场机制，你会发现美国会出现像OpenAI、Anthropic、以及如果你把SpaceX也算作一个AI公司(因为SpaceX里面包含AI研发)——美国资本市场更容易涌出这种资本大鳄组出来的庞大资本局；但中国更容易涌现出这种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允许的泡沫，然后再一个一个被市场的迭代和竞争所戳破。我觉得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尖端大模型研发能力尚不能与硅谷平起平坐 法广: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在2025年1月推出的时候，曾引起震惊。在那场轰动中,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赶超美国。但如果从您的观点来看，情况还不是这样…… Afra Wang: 对。我并不觉得中国和硅谷,尤其是在AI领域——我只讲尖端的大模型研发——能和硅谷平起平坐。我觉得，中国比方说在应用普及方面，比方说AI在这个国家有多少渗透率、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人在用这个技术等方面可能可以和美国有一个数量上的竞争。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的实验室能够和美国最尖端的AI实验室竞争。他们仍然不是一个平起平坐

  6. Jul 7

    新喀里多尼亚选举：镍矿、战略与中国的南太布局

    法国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六月底举行了备受关注的省级选举。这场原定两年前举行的投票，因2024年的严重骚乱而延期。这次选举不仅关系当地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受到法国、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关注。原因在于，新喀里多尼亚不仅拥有丰富的镍矿资源，更位于南太平洋重要的战略位置。本台采访了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巴斯蒂安·范登迪克（Bastien Vandendyck）。 此次选举结果显示，亲法阵营在人口最多的南省大胜；支持独立的阵营虽然保住北方省，但内部裂痕进一步显现。 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巴斯蒂安·范登迪克(Bastien Vandendyck)认为，这次选举是一场检验2024年骚乱后民意走向的政治测试，也反映出独立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 范登迪克：“如果反独阵营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那么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就可能受到削弱，同时也会刺激一些对新喀里多尼亚抱有兴趣的外国力量，其中包括中国。 而现在，南方省选民给予支持留在法国阵营如此明显的支持，再次说明，相当大一部分新喀里多尼亚居民仍然反对独立，希望继续留在法国。 我认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些国家对新喀里多尼亚未来政治变化的期待。 不过，也必须看到另一面。目前在独立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恰恰是最激进的一批。他们主张尽快实现独立，并且比过去更愿意寻求外部支持。” 那么，新喀里多尼亚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法国以及其他大国共同关注的对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电动车、电池以及高端制造业需要的矿产。 范登迪克：“新喀里多尼亚一直都是各国关注的对象。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今天，它始终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首先当然是矿产资源。这里拥有高品质的镍和钴，而新喀里多尼亚的镍矿纯度非常高，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抢手。 中国近年来已经在印尼大量投资镍产业，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希望把所有供应来源集中在一个地方。因此，对中国来说，新喀里多尼亚也是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选择。”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202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北京对新喀里多尼亚的关注已持续数十年。 报告作者、新西兰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 指出，中国如今已成为新喀里多尼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出口总额六成以上，主要是镍产品。 她认为，除了资源之外，新喀里多尼亚作为法国在印太的重要军事据点，也使它具有超越资源本身的战略价值。 范登迪克：“如果看地图就会发现，新喀里多尼亚位于美拉尼西亚群岛最南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以及斐济共同组成一道横跨南太平洋的岛链。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在所罗门群岛，两国关系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在这条岛链当中，唯一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影响范围的，就是新喀里多尼亚，因为这里仍然属于法国。如果未来整条美拉尼西亚岛链都更加倾向中国，而唯独新喀里多尼亚仍然属于法国，那么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国家仍然能够利用这里维持战略空间。 但如果新喀里多尼亚发生政治变化，整个地区的战略平衡都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新喀里多尼亚本身也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这里有现代化港口、机场，也有法国长期部署的海军和空军基地。 换句话说，如果未来有任何国家希望扩大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存在，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建设基础设施，因为这里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新喀里多尼亚的战略价值不仅来自矿产，更来自它所处的位置。” 如果说资源和地理位置解释了北京为何关注新喀里多尼亚，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北京中国如何扩大自己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 在范登迪克看来，中国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 范登迪克：“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策略，我认为相当有效。它首先回应的是当地政府最现实的需求。中国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投资和经济合作上，而西方国家往往更强调民主制度、治理、人权等议题。 对于不少太平洋岛国来说，中国提供的是资金、港口、公路、医院和商业机会。而且，中国通常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合作伙伴提出太多政治条件。正因为如此，北京近年来不断扩大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 至于新喀里多尼亚，我认为中国一直采取一种更加谨慎、更低调的方式。因为这里属于法国，当地社会规模也不大，任何政治活动都很容易受到关注。所以，中国更多是寻找经济领域的切入点。” 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存在所谓"地缘政治竞争"。 而布雷迪则认为，北京除了经贸合作，也长期通过侨团、友好协会以及与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联系等方式经营长期关系。 她在报告中提到，成立于2016年的"新喀里多尼亚中国友好协会"，就是其中一个案例。报告指出，该协会曾与当地一些独立派政治人物密集互动，不过近几年已经相对低调。 除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联系，经济投资也备受关注。 范登迪克特别提到，目前持续亏损、正在寻求新投资者的科尼亚姆博镍矿工厂，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进入当地的重要契机。 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企业力勤资源已提出收购部分股权，引发外界关注。 范登迪克：“目前，对北方镍厂真正表现出兴趣的，主要是一家中国企业。很多人都知道，这座工厂即使恢复生产，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因此，如果中国企业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我认为原因不仅仅是商业利益。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一项地缘政治投资。因为一旦进入镍产业，中国就能够进入新喀里多尼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更重要的是，这座工厂位于北方省，而那里长期由支持独立的政治力量执政。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重大投资项目进入当地，它就不仅拥有了一家工厂，更拥有了一块长期立足的基础。 过去，中国在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也往往是先从大型基础设施或重大投资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我认为，北方镍厂对于中国而言，战略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商业价值。” 范登迪克认为，新喀里多尼亚之所以能够限制外部势力进一步进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目前仍属于法国。 不过即便如此，范登迪克认为中国拥有一项难以超越的优势。 范登迪克：“与中国相比，该地区其他所有国家都缺少一样极其宝贵的东西。中国人拥有充裕的时间，因为只要习近平平安无事，十年或二十年后他依然会在位，而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 我们的对外政策可能会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外交政策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整体的一致性，更在于其长期的一致性。 因为当外交政策保持一致时，时间就是我们的盟友。而如今，拥有最强一致性，尤其是拥有最长执政时间的人，正是习近平。” 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加剧，台湾问题已成为印太地区最敏感的安全议题之一。 那么，距离台湾数千公里之外的新喀里多尼亚，又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范登迪克： “台湾问题对于整个太平洋地区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台湾拥有与西方国家十分接近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模式，因此，从价值观来说，我们自然会感到比较接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未来台海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它将不仅影响台湾本身，而是会波及整个亚太地区。 没有任何一个太平洋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中国近年来一直努力削弱台湾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空间。 例如，2019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此后，中国又不断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 这些变化，都说明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对于许多人来说，新喀里多尼亚只是南太平洋上一座人口不到三十万的群岛。 但在法国、中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眼中，它既拥有世界级镍矿资源，也是法国在印太的重要战略据点。 新喀里多尼亚未来的政治走向，不仅关系到当地社会，也可能影响整个南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 编辑注：巴斯蒂安·范登迪克除任教于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外，目前还担任新喀里多尼亚南方省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本文中的分析和观点仅代表受访者本人。

  7. Jul 5

    台学者侍建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是塑造中华民族法

    2026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起正式生效执行，引发新一波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美欧国家的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因为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强力推行同化政策而一直遭到国际社会诟病。为何要在此时推出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侍建宇先生关注中国的民族政策数十年。他接受本台电话时，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在他看来，这项以民族团结为名的法案更重要的内容是将中华民族这个学术概念变成法律概念，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塑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法律，并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框架下，将原本在中国国境内针对少数民族的统战逻辑，向海外延伸，塑造中华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北京当局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多地从公领域，向私领域延伸。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是如何塑造中华民族法 法广：中共推出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获得通过，7月1号开始生效执行。首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推出一项民族团结促进法？ 侍建宇：我们需要先说一点背景。其实这个法的名字很长，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议题讨论几十年了，那换句话讲，就是民族团结一定有问题，所以要一直讨论，好像不是那么团结。这跟中共对各个民族的承诺有关系。但我想，“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做凸出的主要概念，因为，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不提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中华民族”一词在100年前可能从孙文到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通通都曾提到。可是那只是个人的陈述跟表达，并没有入宪。入宪是2018年的事。换句话说，是习近平上任五年之后才入宪。而且，也不是写入宪法的本文，而是写入宪法的前言部分。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才变成是一个法律概念，一个宪法的概念。而2018年，事实上新疆已经开始推行“再教育营”的政策。这是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讲，2026年以“民族团结”为名推出这项法案，其实是如何塑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法律，把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一个政治理想，变成是真正的法律概念。  当然，中国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固化“中华民族”概念。习近平认为他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了，已经有一些成绩了，而这个成绩必须被保持下来，不要再逆转，不要再倒退。这是习近平念兹在兹的问题。  当然，他不仅仅想要固化，同时还想要有一些展望。而展望的部分当然就被海外的华人甚至包括台湾以及其他不同国家的人诟病，认为违反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等等等等。  大概2002年还是2001年，就是在9-11发生不久之后，我有一次机会到新疆石河子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那个时候也在讨论民族团结，那已经20多年前了。那次讨论时提到，民族团结首先要确定到底哪些群体需要团结。当时提到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少数民族——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第二个是住在民族自治区里面的汉族，譬如，新疆有新疆生产建设军兵团，还有国民党留下来的军队、后面来的生意人等。第三部分是内地，就是一般住在各个省区及东南沿海的汉族。第四个是握有政权的中共政府。  在20多年前，这样的区分讨论是很正常的。中共当然希望这四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少数民族爱中共，然后不管民族地区的汉族还是内地的汉族也都爱中共，然后彼此他们互相要爱，等等。怎么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中国的政策一直改变……  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统战信息 法广：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统战政策……  侍建宇：是的。可是，当时是在中国境内做，而这次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加上了海外华人。这是为国外所诟病的。 说这是统战是非常正确的。最近在新加坡引发讨论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统战的意味就很强。但这种作为反而给外面的人一个警醒——我觉得，统战部跟宣传部应该是领导人已经换任了。现在的这一批年轻一代的领导工作手法更细腻了。《给阿嬷的情书》 是一部对东南亚华人影响很大的电影，涉及到当地的族群的政治认同问题。影片的煽动性比较强，虽然没有讨论太多的政治问题，讨论的是同乡的情感，是你对出生地或者是祖先的来源，再加上一些男女情感上的连结等等等等，但是让你不知不觉地觉得你必须跟中国大陆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情感联系。这事实上是有统战效益的。新加坡总理该不该出来发言，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总而言之，它是引起了很多人重视，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看到。  另外，香港出了一系列电影《寒战》。尽管它是一个警匪片，已经推出了三部，据说明年要出第四部。但后面两部其实是统战部在新冠疫情之后核可拍摄的。前面两部可能（统战）意涵没有那么清楚。后面两部就很清楚。第三集是今年四月份开始上映的。第二集大概2017年还是18年就上映了。之后说要拍第三集。那时候还没有统战部（参与）。但新冠疫情之后，就突然发布消息说，《寒战》要拍第三集、第四集，统战部已经批可了……当然，这时候香港已经不是2019年之前的香港。香港已经有《国安法》在执行了。所以，很明显，《寒战》的第三集和第四集是有中共统战部的无形的手或者有形的手伸在里面，想要灌输一些概念。  法广：那第三集相对于前两部，影片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比方说，它是否更强调一些什么内容呢？  侍建宇：当然它还是要讲香港的法治。影片揭露了一些政治的阴暗面，也提到一些政治阴谋论等，这些当然都是虚构的。影片也牵扯到英国当时在香港殖民地的政治部，也就是英国军事情报局的分支在香港的运作等等，包括它同香港的有钱人、香港的社会精英怎么样来往，甚至包括跟香港的高阶警官有怎样的合作的关系……  法广：就是说，情节上有一个同中国官方叙事契合的倾向？  侍建宇：是。影片最后是要老百姓接受这个概念。当然，影片的娱乐效果还是很好，香港的电影本来就有一定的品质。可是它想要在不知不觉地传递一个讯息：过去，从1997甚至更早一点，从1990年代到2020左右，香港政治的背后，各种阴谋、各种破坏都有，一直到2019都没有结束。看完之后，感觉影片的故事在说：从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外部势力一直在破坏香港的社会稳定……影片其实是要不知不觉地把这个讯息传递给香港社会：尽管影片中也展现出香港警察固然有不好之处，可是面对这些外部势力的渗透和破坏，还是要依靠香港警察、依靠中央政府也就是北京政府来稳定情势，香港社会才不会被被弄乱掉，才不会瓦解掉……这跟《给阿嬷的情书》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当然，《寒战》不是给东南亚人看的，是给香港人看的，同时也卖给海外华人。看上去是那种警匪枪战好像很热闹的娱乐片，可是其实是不知不觉地传递一些诸如外部势力破坏香港、破坏中国在香港的存在等等的概念。  侍建宇：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关于“进步”的概念。其实这个法本可以叫做“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什么要加“进步”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其实对习近平有很大意义。习近平一直认为，边疆的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来讲，在文化上，在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生活的习惯上都是落后的。所以，他要提“进步”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中共的话语中，常常讲的是现代化。这其实也是在新疆过去十几年的“再教育营”或者是强迫劳动等一系列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习近平看来，让新疆的普通老百姓离开他所在的农村，离开他所在的放牧地，进入工厂，进入所谓“再教育营”学习普通话，学习中共对于现代社会的认知，就等于是进步，等于是把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了。  大概两年多以前，新疆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实就是一堆的工厂。而当地这些人等于是从农民、牧民等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工人。习近平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工业化就代表进步。  当然，他所认为的进步还不仅仅在是工业化或者是经济生活方面，还有很多其它的内容，包括宗教中国化可能都是进步的概念，等等等等。这是他的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从2012年-2013年上台开始到现在，他认为他的民族政策是大获成功的。所以，他要透过这个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这些成就固定下来，给大家看。  法广：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在把广泛意义上的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改造法律化？  侍建宇：当然，它是要把那些（文化）通通改变掉。 其实，像我们刚才做那个分类——少数民族或者民族区的汉族或者内地汉族、中共、海外华人——

  8. Jun 30

    从莉安娜案看法国司法：当制度失灵，谁来保护孩子？

    上集节目中，我们从法国教育学者勒皮讷博士的观点出发，探讨莉安娜案如何揭露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以及女性与儿童的声音，为何至今仍难以被真正听见。然而，除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之外，这起案件也引发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一名曾多次遭到检举、涉及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嫌犯，为何始终没有被正式传唤或侦讯？司法、警方，以及儿童保护体系，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五月底，11岁少女莉安娜（Lyhanna）遭绑架、性侵并遇害，震撼整个法国社会。案件曝光后，全法国爆发愤怒情绪，许多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改革司法制度。 司法部长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公开批评司法系统“完全失灵”，并宣布惩处承办检察官。然而，此举立即引发司法界强烈反弹。 上週，法國最高法院院長與總檢察長共同發表罕見聯合聲明，警告政府不要急著找替罪羊，而是要解決整個兒童保護制度的“系統性危機”。 延续上一集对父权制度的讨论，今天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司法制度，透过两段专访，一起探讨莉安娜案究竟揭露了法国儿童保护体系的哪些漏洞。 首先，我们来听法国检察官工会主席 克里斯托夫·巴雷 (Christophe Baret) 接受法广採访时的说法。 巴雷： “首先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否是司法从业人员，每个人显然都对小莉安娜不幸遭遇的悲剧，以及由此给她的家人和亲友带来的痛苦感到震惊。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当然都在思考，究竟是否存在个人或集体的失职行为，这也是委托司法总监察署和国民宪兵总监察署开展此次监察调查的意义所在。此外，据称国家教育部监察总局也将参与其中，因为此事可能还涉及举报信息的传递" “正如各位所知，司法的本质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寻求真相。这正是我们在日常处理案件时所做的工作。当然，这种对真相的追求同样适用。此外，这也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采用对抗式审理方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接受当事双方的质证，并在法官面前进行说明和辩论。而在这一寻求真相的过程中，也必须涉及组织层面的问题。本案中是否存在失职行为？检查组将查明事实，并指出是否存在其他疏漏。这些疏漏是偶发的，还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具有系统性？此外，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对正义的需求在不断演变，司法体系的组织和手段自然也会随之变化。这些工具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巴雷同时表示法国司法体系严重缺乏人力与资源。 巴雷：“在法国，每十万名居民中仅有3名检察官。而欧洲的中位数是11名。因此，这一差距显然反映出相关资源的不足。尤其是法国检察官在欧洲承担的任务最多，而他们也始终勇敢地履行着这些职责。但问题在于，当检察官只有3名而非11名时，3人分摊的工作量显然无法与11人分摊时的工作量相提并论。其次，确实存在物质资源的问题。而本案凸显出的一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掌握并跟进正在进行的调查的能力。大家都听到了部长关于我们将要审查的这7万起案件的发言。” 莉安娜案爆发之后，达尔马宁要求法国法官们在7月14日前针对7万起涉及未成年人的强奸和性侵投诉进行审查。 面对莉安娜案，长年投入儿童权利工作的律师 多米尼克·阿蒂亚斯 (Dominique Attias) ，表示愤怒但也不意外。 阿蒂亚斯: “多年来，所有专业人士——无论我们是律师、法官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在发出警告，呼吁大家伸出援手，拯救所有身处危险中的儿童。但我们的呼声无人理会。这令人愤怒，因为非得等到这个小女孩的死亡，大家才突然惊醒。但这实在令人羞耻。这让人绝望。但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放松压力，因为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并加强监督——毕竟，通常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只是情绪化的反应。舆论先是高涨，随后又逐渐平息，而一切却毫无改变。” 阿蒂亚斯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 她批评司法部几乎每遇到重大案件，就会发布新的“优先办案”命令，这使得司法人员根本无法应付。 阿蒂亚斯: “一有突发事件，检察官们就会收到一份优先处理通告——过去一年半里，每天两份：毒品案件、优先处理；性别暴力、优先处理；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主义、优先处理。但大家都快疯了，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检察官。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宪兵。司法警察部门已被达尔马宁先生解散。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都在那里。那又怎样？当然，所有政治势力都在试图利用此事。这太可耻了。孩子们竟成了政治筹码。这太可耻了。” 阿蒂亚斯指出，儿童在法国社会不备受到足够的重视。 阿蒂亚斯: “孩子们通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当孩子本身就是受害者时，为什么他没有权利？这一点已写入完整法律条文，必须予以通过。此外，还有一项法案将于今年6月30日在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任何面临司法程序的儿童，包括在提出控告时，都应有一名专业律师——一名儿童律师——在身边，向其解释后续流程，帮助其敞开心扉，并具备相关专业培训。我们为此奋斗了20年，却仍未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她点出法国根深蒂固的父权主义社会制度是问题的根本。 阿蒂亚斯: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希望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未来？在法国，我们的社会——恕我直言，这话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快——是一个父权制社会。父权（概念）还几乎是一种源自罗马法的“权利”，即对妇女和儿童拥有生杀大权。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真正值得社会深思的话题。为什么在北欧国家，过去30年来一直有相关法律——特别是针对所谓“普通”暴力行为的法律——而我们却不得不等待30年，又经历了多少场斗争？他们嘲笑我们，说：“是啊，当然，法律，反体罚法，我们还能照顾谁呢？”他们嘲笑，但究竟是在嘲笑谁？这是男性权力的问题，恕我直言，但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上週，法国司法界正式公开回应。法国最高法院院长克里斯托夫·苏拉尔（ Christophe Soulard ）与总检察长雷米·海茨（ Rémy Heitz）共同发表声明指出社会目前正在寻找替罪羊。 他们表示，追究个别司法人员责任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惩处一两名法官，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反而会掩盖真正存在的“系统性危机”。 两人更呼吁政府推动一项长期的“儿童保护马歇尔计画”，全面改革儿童保护制度。 而法官工会USM则更直接批评司法部长达马南。工会表示，在调查尚未完成之前，就公开宣布惩处个别检察官，等于把司法人员推向全民怒火，部长已经“失去法官的信任”。 上周一，达尔马宁先生宣布，将对一名地方副检察官采取纪律处分。 透过莉安娜案，我们看到了法国司法体系正面临的危机，也再次揭露了法国社会至今仍深受父权主义的影响。 从检察官谈到司法资源不足，到儿童权利律师与教育学者批评政府长年忽视儿童保护，再到司法界呼吁停止寻找替罪羊，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莉安娜案，不只是一起令人悲痛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场制度性的警讯。 而对长年为儿童权利奔走的律师多米尼克．阿蒂亚斯而言，她更希望这起悲剧能成为推动改革的转捩点。 正如她在访谈最后所说：“天哪，但愿她的死不是白白牺牲的。希望未来每当有新的法律通过，每一个孩子都能说：‘莉安娜，你虽然离开了，但你的牺牲没有白费，它终于让我们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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