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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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d ago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无国界记者解析中国外宣

    无国界记者，也就是RSF，9月21日发表最新一期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宣传如今已经覆盖全球五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免于其影响。报告认为，自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北京不仅进一步收紧国内媒体环境，更积极向海外推动一种所谓"新的世界媒体秩序"。 在这种模式下，媒体不再承担监督权力、调查事实的公共职能，而是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服务官方叙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透过官方媒体、媒体合作、外交系统、商业投资、社交平台以及海外华文媒体等多种渠道，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 RSF认为，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宣传，而是一场围绕全球资讯空间的竞争。 报告指出，中国今天的国际传播战略，是建立在国内高度集中的媒体体系之上。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媒体曾出现过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一些调查记者揭露贪腐、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滥用公权力等问题，部分报道甚至促使政府作出回应。这段时期后来被不少学者称为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不过，RSF认为，这样的空间在习近平执政后迅速收缩。 过去十多年，中国官方持续整合中央媒体资源，加强新华社、人民日报、CGTN等机构的协调运作，并强调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根据RSF统计，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有120名记者遭到监禁，在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 媒体合作 但报告强调，北京的目标并没有停留在国内。 RSF认为，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一种不同于自由新闻理念的信息传播模式，并尝试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国际社会。 报告指出，北京的国际传播并非依赖单一工具，而是同时运用官方媒体、媒体外交、记者培训、内容共享协议、商业投资、广告营销以及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而且会根据不同国家的媒体环境调整策略。 首先，是官方媒体。 无国界记者指出，新华社目前在全球设有超过160个分社，以十种语言发布新闻；CGTN则通过多个语种频道向全球播出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长期经营多语种广播服务。这些机构共同组成北京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不过，报告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叙事越来越多通过当地媒体传播，而不仅仅来自中国官方媒体。 近年来，北京与多个国家媒体签署内容合作协议，新华社、CGTN制作的新闻，可以直接由当地媒体转载或播出。 RSF举例，在非洲，中国官方媒体长期与当地广播电视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在津巴布韦，中国媒体与国营广播公司签署内容共享协议，使中国官方制作的新闻能够直接进入当地资讯系统。不过，报告指出，这种资讯交流几乎是单向的：中国官方内容大量进入非洲，但非洲媒体的报道却很少能够进入中国。 除了提供新闻内容，北京也积极推动媒体外交。 根据无国界记者调查，中国长期邀请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记者赴中国培训和交流，希望借由参访、论坛以及媒体合作，加深他们对中国官方叙事的了解。 报告认为，这类合作本身并非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官方资源、媒体合作和长期交流结合在一起时，是否会逐渐影响新闻机构的编辑自由。 社交媒体 RSF认为，北京近年来国际传播策略出现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越来越少依赖传统官方媒体，而是借助当地媒体、社交平台和商业合作，让官方叙事以更自然、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进入不同国家的资讯环境。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地媒体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新闻内容、举办记者培训、组织采访团，并扩大多语种新闻服务。与此同时，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更加积极参与媒体事务，在一些国家回应报道、与媒体交涉，甚至对批评中国政府的新闻机构表达抗议或施加压力。 无国界记者认为，北京并没有复制同一种模式，而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媒体环境和受众特点调整策略，因此其影响力如今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 除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也成为报告关注的重点。 RSF指出，北京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网络传播，希望借助YouTube创作者、抖音短片、脸书社群以及其他社交平台，接触传统媒体较难覆盖的年轻受众。 报告特别提到台湾的案例。 根据RSF调查，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名为"无边界"（Wubianjie）的公司，在台湾经营大量脸书生活社团和Threads帐号。这些帐号平时分享旅游、美食、健康等生活资讯，但在选举等政治敏感时期，则会穿插传播具有误导性的内容或亲北京论述。RSF认为，这类操作利用一般民众戒心较低的生活社群传播政治讯息，使宣传越来越难以辨认，也反映出资讯影响行动已逐渐融入日常网络空间。 跨国镇压 报告另一个重点，是所谓"跨国镇压"。 无国界记者指出，中国目前仍有120名记者遭到监禁，但对新闻工作的打压，并未止步于中国境内。 报告列举多个案例指出，一些长期报道新疆、香港以及中国人权议题、目前居住在美国和英国的维吾尔族记者、香港流亡记者以及海外中文媒体工作者，也持续面临骚扰和压力。 根据RSF调查，这些压力包括网络攻击、恐吓、抹黑，以及透过仍在中国的亲属施压。有些记者表示，家人遭到警方约谈；也有人长期面对网络骚扰和人身威胁。 RSF认为，这种跨越国界、针对记者及媒体持续施压的做法，已经形成一种"跨国镇压"模式。报告指出，其目的不仅是压制个别报道，也可能使海外媒体产生寒蝉效应，让部分记者和编辑在处理中国相关议题时更加谨慎。 除了政治压力，RSF也关注资本对媒体生态的影响。 报告以南非为例指出，当地一家媒体公司拥有两家与中国官方有关联的投资者，合计持有约20%的股份。一名专栏作者在发表有关新疆维吾尔人处境的评论后，其专栏随后遭到取消。 无国界记者认为，这个案例显示，当媒体的股权结构与国家利益产生联系时，即使没有直接审查，商业因素也可能影响编辑决策，进一步压缩敏感议题的报道空间。 报告强调，这也是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特点之一——宣传并不一定来自官方媒体，也可能透过资本投资、商业合作、广告营销以及社交媒体，以更隐蔽的方式影响资讯环境。 纵观整份报告，RSF认为，北京今天推动的已经不仅是一套对外宣传策略，而是一种资讯治理模式。 报告指出，在中国国内，宣传强调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在国际上，则努力塑造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伙伴、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西方秩序替代者的形象。同时，对于新疆、香港、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北京则持续推动符合官方立场的叙事，并淡化或否认外界对人权问题的批评。 无国界记者认为，宣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改善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报告最后写道，宣传真正试图改变的是整个资讯空间——决定哪些叙事被不断放大，哪些事实被刻意隐藏，哪些报道能够进入公众视野，而哪些声音逐渐消失。当国家宣传、科技平台、经济影响力以及对独立新闻的打压相互结合时，受到挑战的不只是新闻自由，更是公众获取可靠资讯的能力。

  2. Sep 27

    香港支联会三骨干被重判：六四记忆与民主运动的沉痛代价

    2026年9月11日，香港最高法院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做出宣判。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也就是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邹幸彤，分别被判刑五年两个月、七年和七年三个月。联合国人权高专署、欧盟、美国、台湾纷纷对如此重的刑罚提出抗议。如果说自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启动实施，香港泛民主派遭遇严厉打压确是事实的话，对于1989年席卷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以及中国维权运动活动人士来说，香港司法当局对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判刑无疑是一项格外令人痛心的消息。 支联会1989年在当时席卷中国全国的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成立。在这场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后，支联会不仅是协助许多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者逃离中国的重要推手，更是此后三十年间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支联会也一直是中国内地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者。 "八九学生集体声明”: "维园数十万人的烛光，是对屠杀死难者最好的缅怀" 当年的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在得知支联会三名成员被判重刑后，于9月17日联合其它海外民运人士发表“八九学生集体声明”，表达抗议。声明指出：“每年六月四日，维园数十万人的烛光，是对屠杀死难者最好的缅怀。八九学生永远感谢支联会为纪念六四付出的努力。“声明写道：“从1989年到今天，我们始终面对着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搏斗。六四已经过去37年了，但死难者的冤屈依然没有得到昭雪，正义依然没有得到伸张。只要真相一天没有大白于天下，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守护这份历史记忆。支联会不在了，我们还在。”声明呼吁香港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并引述邹幸彤的法庭陈述指出：“追求民主无罪。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天牢也不应该做”。这份简短的集体声明联署者名单在此后几天不断加长，从最初的17人增加到34人。 蔡崇国：“六四”对于香港人是心理深层的那种撼动 流亡法国的蔡崇国曾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与者。他因此曾遭中国当局全国通缉，是在朋友以及以香港为核心枢纽的“黄雀行动”的帮助下，才得以安全抵达法国。2010至2020年间，他曾在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对这三人被判重刑深感痛心。这其中当然有私交情谊，但更是因为他从他们身上深切感受到了他们之所以投身这个取名“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组织的真挚情感。蔡崇国特别强调了八九民运当年在港人心中激起的热情，以及六四镇压给这些港人带来的心理创伤。他说： 蔡崇国：“何俊仁、李卓人、邹幸彤他们为什么用他们的生命投入到香港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他们几乎是用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在香港实行真普选的运动？那是因为他们其实是1989年以后全身投入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中的。 很重要一点是，在香港，支联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现在讲爱国嘛，网上有无数的爱国网红——，但是要讲真正的爱国的，很少有人能够比得过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他们爱国爱的是中国那片土地，是中国人。他们希望中国通过民主化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中国。” “我们要知道，香港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居民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逃到香港的。其实他们到香港以后，大都忙于生活。在1989年以前，香港当时非常多的人几乎对中国、对中国人并不了解，而且很多人有一种蔑视，很多人都对大陆有非常多的痛苦的记忆。1989年又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夕，非常多的香港人特别渴望了解中国，对中国也特别恐惧。在这个时候，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了。他们第一次看到那么些学生的演讲，学生的传单、宣言，看到学生那么勇敢，对民主自由的认识那么深刻，那么开放。他们突然认识到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一代中国人。很多香港人，像何俊仁、李卓人、邹幸彤等，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中国和中国人对他们来说如此亲近，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中国年轻人如此受人尊敬。” “中国人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中国大部分人在电视上看不到很多学生运动的镜头，而香港人从四月到六月，他们像看电视连续剧似的，每天都看这些新闻。他们完全情感投入。但就在这个时候，坦克车开上了天安门，机关枪枪声划破北京的夜空！很多香港人，他们真是心碎啊！他们见证了“六四”那种不公平，那种残酷。他们心中对中国人、对中国大陆发生改变的一种期望，一种激情，甚至一种爱，一下子被粉碎了。‘六四’对于香港人是那种心理的创伤，是心理深层的那种撼动，因为那个陌生的社会和那群人，他们逐渐了解，逐渐喜欢，可是，却在他们眼前被杀了！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西方，大家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香港人就是通过每年纪念‘六四’，通过推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来实现自己的那种心理疗愈。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典型。 ” 滕彪：香港自由被摧毁之快，很难找到其他的例子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虽然不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是21世纪初年，中国公民社会萌芽，维权运动兴起，也让他与支联会等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多有交集。他也在2014年，六四镇压25周年时，首次在香港参加了维园烛光纪念晚会。他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滕彪：“那时候正好是“雨伞运动”也就是“占中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和香港的民主派接触非常多的，包括像李柱铭、陈健民等等，我和他们接触很多。和这一次被判刑的这三个人也都有比较多的交往，像何俊仁，他常年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 而且因为关注中国、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还曾遭到暴力袭击。那个时候大陆的维权律师也比较活跃，他创办了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所以我跟他有很多很多的接触。我对邹幸彤也很熟悉，我们曾一起开会，一起参加培训。除了在香港，我也曾和她去印度或欧洲一些国家一起出席过活动。李卓人曾代表支联会邀请我参加六四烛光晚会。那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香港参加维园的纪念六四的活动。那是2014年，当年是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 总共有18万人在维园参加烛光晚会的活动，我在那里发表的演讲也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法广：滕彪特别强调，香港曾常年是中国内地民主运动重要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而香港社会的自由空间在港版国安法后被破坏的速度之快，难以找到相似的例证。他因此对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被判重刑感到痛心，却并不感到意外。 滕彪： “从1989年之后说，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一直持续地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而且也是在信息的传播、媒体的报道，还有提供资金等等方面。香港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比如，大陆维权运动开始之后，香港各界，尤其是香港的民主派，香港的媒体都非常关注，非常支持，是给我们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实实在的支持。” “香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无论是经济的自由，还是言论自由，还是公民社会，香港在全世界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从2020年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的这种自由就被摧毁。这种对比是极其强烈的，可能在历史上很少见到对比如此强烈的例子，就是从一个最自由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权状况极其糟糕的，连基本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的地方。 这个下降的速度是极快的，很难找到其他的例子。 ” “从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司法制度就好像很快的被中共控制，原来的司法独立制度已经完全被摧毁。这一次，支联会三名骨干被重判，也进一步说明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完全不存在，而且更严重的是，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也不复存在了。支联会曾长期坚持在维园纪念‘六四’，在香港推动自由民主。这不但是香港《基本法》所保护的，也是中国的宪法和国际条约、国际人权标准都保护的最基本的人权。但是现在他们被按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来判刑，真是让人非常愤怒、非常心痛的。但我又不觉得吃惊，因为过去几年已经是这样子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1990年六月开始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在坚持30年后，早已随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实施而不再可能。支联会也最终在2021年9月迫于压力宣布解散。何俊仁、李卓人和邹幸彤三人同年被起诉。 现年74岁的何俊仁曾在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间担任支联会主席。现年69岁的李卓人在2011年至2014年首次担任支联会主席之后，于2019年重新担起重任。现年41岁的邹幸彤则可以说是支联会的新生代领导人

  3. Sep 15

    法国学生为什么越来越学不好？从PISA成绩下滑看法国教育面临的挑战

    法国学生的数学成绩创下PISA测试以来最大降幅，阅读能力也持续走低。这不仅是一份国际排名，更折射出法国教育长期面临的挑战。从课堂改革、教师培养，到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对学习方式的影响，本期节目结合三位法国教育专家的观点，探讨一个超越法国的问题：当答案越来越容易获得，学校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最新公布的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再次把法国教育推上了舆论焦点。 根据这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调查，法国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阅读能力也出现明显下滑。 消息公布后，法国媒体纷纷以"历史性下降"、"教育警报"等字眼进行报道。 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法国在国际排名中下降了几位。 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法国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吃力？ 法广姐妹电视台法兰西24近日邀请三位教育领域专家展开讨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分别是《学生报》（L'Étudiant）杂志主编蒂博·科让（Thibaut Cojean）、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巴蒂斯特·拉尔索纳（Baptiste Larseneur），以及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家于戈·迪米尼尔-科潘（Hugo Duminil-Copin）。 首先来看，这份PISA报告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对于长期关注教育新闻的蒂博·科让来说，法国成绩下降，并不令人意外。 科让：“这些结果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大家原本就预计，法国的成绩会下降。真正让我意外的，是整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都在下降。” 也就是说，法国并不是唯一出现学习能力下降的国家。 但问题在于，法国下降得更快。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学习困难的孩子。 科让：“过去我们知道，法国是PISA排名里教育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这一次，不只是弱势学生，连条件较好的家庭、成绩最好的学生，也都出现了明显退步。” 换句话说，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整个教育体系，都出现了疲态。 那么，这份PISA到底为什么如此受关注？ 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巴蒂斯特·拉尔索纳认为，PISA最大的价值，不是排名，而是帮助各国看清自己与世界的距离。 拉尔索纳：“PISA让我们能够站在国际坐标中观察自己。今天法国与最优秀国家之间，已经不是一点点水平差距，而是一道教育鸿沟。” 他说，这种"鸿沟"，其实可以量化。 按照PISA的统计，法国十五岁学生在数学上的学习进度，大约落后日本学生三年，落后新加坡学生甚至接近五年。 这已经不是考试多得几分、少得几分的问题。而是几年学习时间的差距。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教育似乎正在同时失去两个群体。 一方面，学习困难的学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真正成绩拔尖的学生，却越来越少。 拉尔索纳认为，这种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教育更加公平。 拉尔索纳：“报告显示，学生之间的差距似乎缩小了一点。但这并不是因为基础差的学生进步了，而是因为原本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开始退步。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体水平在向下拉齐。” 如果说，法国过去最大的教育问题，是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那么今天，一个新的问题已经出现。那就是，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越来越多孩子，都正在失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 那么，法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对此，三位专家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单一原因。 首先，是学校制度。 科让认为，近年来法国教育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学生越来越早进入竞争。 持续性评价、会考成绩，以及大学申请平台Parcoursup，让学生从中学开始，就不得不时时刻刻关注自己的成绩。 科让：“现在的评分制度，对学生未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初中开始，成绩就关系到未来的发展。很多孩子会因此产生一种心理：'我数学只有12分，我就是学不好数学。” 在这种环境下，考试越来越重要，而犯错，变得越来越可怕。 但数学家于戈·迪米尼尔-科潘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忘记了学习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 迪米尼尔-科潘：“数学学习，本来就是缓慢的。” 他说，自己研究数学几十年，即使今天，依然每天都在学习。甚至，一个新的数学猜想，也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不断尝试，不断失败，再重新开始。 迪米尼尔-科潘：“学习是缓慢的，它不是线性的。它必须经历错误，经历时间，也必须经历与老师、与其他同学不断交流的过程。” 这句话，几乎与今天很多学生的学习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今天，我们越来越习惯快速得到答案。不知道，就去查。但不见得会深入去理解。 迪米尼尔-科潘特别反对法国社会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数学脑”。法国很多人相信，有的人天生适合数学，有的人天生不适合。 他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 迪米尼尔-科潘：“所谓'数学天赋'，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刻板印象。它让人误以为数学能力是天生的。但所有研究都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刻板印象，也影响着很多女孩。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开始，不少女孩便逐渐失去学习数学的信心。 她们的能力并没有变差，不过对自己的信心降低了。而在制度层面，这种现象又进一步被放大。 科让指出，自从法国高中改革以后，数学成为一门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的专业课程。 科让：“现在的数学专业课，越来越像一条属于少数人的道路。女生比例明显下降，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也越来越少选择数学。” 不过，在拉尔索纳看来，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真正决定一名学生未来成绩的，不是在高中，而是在小学。 拉尔索纳：“法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在高中，而是在小学。” 他指出，国际研究已经证明，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够高度预测他们十五岁时的PISA成绩。他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分数”。 这是全世界孩子都会觉得困难的知识。但法国往往觉得太难，于是不断往后推迟。 而新加坡，则让孩子很早就开始接触。 不要求一下子学会，而是在不断重复中慢慢理解。 如果说，这几年法国社会对于教育问题有一个最普遍的解释，那就是——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与短视频。 法国教育部长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视为影响学生注意力、专注力和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手机，真的是法国学生成绩下滑的罪魁祸首吗？ 科让认为，手机当然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发生在孩子身上。 科让：“说实话，就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掉进社交媒体的陷阱，注意力被不断分散。如果成年人都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更难集中精神了。” 不过，另外两位专家却表示不应该把手机，当成唯一答案。 拉尔索纳说，手机的问题，全世界都有。如果手机真的是决定性的原因，那么所有国家都应该出现同样幅度的下降。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拉尔索纳：“手机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它更像是一种外部因素，而不是法国教育成绩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 迪米尼尔-科潘，则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我觉得，手机有点像一棵树，遮住了整片森林。” 他说，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手机。而是整个社会，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迪米尼尔-科潘：“今天的社交媒体，不是在邀请人思考，而是在不断向我们灌输信息。我们获取信息越来越快，却越来越少真正停下来理解它。” 不过，除了教师、课程改革，以及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之外，法国教育真正面临的，或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所面对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提高几分考试成绩, 而是我们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迪米尼尔-科潘：“但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知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屏幕和数字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更广泛地说，我们整个社会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能力、什么才是真正的会做一件事，也正在重新被定义。” 过去，学校的任务，是帮助学生获得知识。 今天，当人工智能几秒钟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当搜索引擎随时都能提供海量信息，教育的意义，也许正在发生变化。 真正重要的，不再只是记住多少知识。 而是能否辨别真伪。能否提出新的问题。以及，能否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依然保持思考的能力。 因为真正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为了培养少数天才。 而是帮助每一个人，拥有理解世界、面对未来的能力。 迪米尼尔-科潘：“教育不是一项成本，而是一种投资。因为正是这些年轻人，才是未来的国家栋梁。”

  4. Sep 11

    访蔡咏梅：在极权政权强势的当下回看刘晓波超越仇恨的和平主义

    2026年7月13日是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及2010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逝世九周年。德国媒体《欧洲之声》和英国“中国研究“在前东德城市莱比锡组织专题纪念活动及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前香港《开放》杂志资深编辑蔡咏梅女士围绕“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发言。她回顾了中国知识界曾经的一场核心争论：“是做哈维尔还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昆德拉都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下的异议作家。蔡咏梅认为，刘晓波用一生践行了哈维尔式的勇气与自我反省精神——从早年的愤世嫉俗转变到后来的和平主义坚守，从“文学愤青”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在极权政权依然强势的当下，刘晓波坚守的超越仇恨的和平主义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飞蛾扑火——刘晓波的哈维尔式精神 法广：蔡咏梅女士，您好。您在这次活动中做了关于“刘晓波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演讲。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在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大辩论：是做哈维尔还是做昆德拉? 哈维尔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作家，也是“七七宪章”的发起人；昆德拉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作家，但他后来加入了法国籍。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有是做哈维尔还是做昆德拉这样的争论？  蔡咏梅：第一，是他们之间的共通性，就是他们对极权政权的认识都是一样的，知道极权政权是控制了政治权利，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他们对极权政权都是不认同的。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识到极权政权的本质。但是，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极权政权这么强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取舍是不一样的。哈维尔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第一，我们要对这个政权、这个社会有清晰的认识，要站在争取人权、争取民主这样的位置上。但同时，我们不光是自己要讲真话，而且，当他人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也要帮他人发声，不能沉默。昆德拉则有一本著作，书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就塑造了另外一种知识分子，就是不与政权合作，洁身自好，也就是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是不可取。但是，也由此产生一种理论，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站出来呼吁抗争，去维护他人的权利，那会怎么样？他们会认为，因为大众期望有一种英雄出现，这种挺身而出是在迎合这种心态。这个理论推展下去，甚至会认为，这种迎合大众心态其实与强权在道德上的取舍都差不多……我觉得这就有点混淆了是非立场。  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争论得很厉害。我认识的朋友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刘晓波，还有徐友渔。徐友渔跟刘晓波两人关系很好，他们价值观也很相同，也曾一起从事人权运动。他们都认为，我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能沉默，我们不光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也要为他人发声。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说实话我不可能那么勇敢，但是我们要肯定这种精神。有些人不敢站出来，我觉得OK ——你不能强迫他人勇敢。但是，不能说我自己懦弱，我就去嘲笑那些勇敢的人。我觉得，继承刘晓波的精神，其中一点就是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至少要肯定这种精神。刘晓波那种精神就是哈维尔精神，他不光是在逆境中奋战，他明明可以安全的着岸了，可以不发声了，但他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努力，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值得肯定。我们中国人就缺少那种坚韧，那种坚持，总是很功利地看这个社会。 从愤青到和平主义者：刘晓波的自我救赎 法广：在介绍刘晓波的时候，您特别提到刘晓波从一个所谓的文学愤青，就是他有很愤世嫉俗的性格，过渡到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发言时提到，刘晓波的这种和平主义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很重要。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蔡咏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愤怒，每个人都会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先天不足的，我们作为人性都有缺点。你用一个标准去检视他人很容易，作为一个社会批评者，有些人对社会批评很严厉，但是他不用同样的标准对准自己。我觉得刘晓波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用同样标准对准自己。他为“六四”坐牢出来后，写了本书。那时候就引来很多人批评他，因为他这本书骂自己骂得很凶，他骂有些民运的人也很凶。我觉得，因为他最初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在表述时候经常是一种情绪式的语言。他不是学者或者新闻记者，会有一种理性的中性的（措辞），他会用一种文学（方式）把（问题）夸大、放大。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我个人跟他接触过。我觉得刘晓波真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以前觉得他“很狂”，说话非常非常狂，后来发现他非常的谦虚，言语表达方式都是很谦虚，而且，比如说我们跟他讨论到某个人，他也会很体谅人家的处境……感觉简直就是变了个人，与他以前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表现，完全是两个人。 其实他在狱中的时候，大量地读书，对那些跟他原来的观念不同的东西，他会去吸收它，然后以此来评判自己。德国神学家彭霍费尔（德国牧师，也有人译为潘霍华）因反对纳粹而死于狱中。刘晓波的文章中经常提到他。所以我一度误认为他皈依了基督教。但他说没有信教。但彭霍费尔的思想对刘晓波影响很大。他曾提到，彭霍费尔的那种对人类之爱的最高境界，就是耶稣上帝对所有人的爱，这个爱不分彼此。他说，这是最高境界，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我们要向那个境界升华。他真是说到做到，他后来真是就变了，待人处事、言谈举止、对人的关怀……北京的很多朋友会说，刘晓波怎么关心他们，他不是只是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而真是切身的去关怀他们的生活。我加入笔会后曾跟他合作过。因为他是会长，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跟他联系。 比如，我们在香港搞活动，他会说：有什么事情你吩咐我去做，我在北京帮你联络人……我听了吓一跳: 我说刘晓波会愿意替人跑腿？这是不能想象的事。但他后来真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我们也知道民运总是遭到各种批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标准只对别人，不对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像刘晓波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没有敌人”：超越仇恨的普世价值 法广：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受审时 ）在那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题目就叫“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在民运中都是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反对，您怎么看？  蔡咏梅：我想是这样。我们的价值观最终是要融合人类的文明主流，人类文明主流就是普世价值, 就是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要超越族群，超越阶级，就是有超越性。我们以前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那是一种仇恨教育，就是把一部分人化身敌人，我们要去恨他，要千刀万剐，要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要打倒在地，要踏上一万只脚等等。  但是我们是要过渡到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宗旨，一种宪政民主的国家，所有人全部平等，权利上平等，都是公民。我觉得，我们要摒除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仇恨教育。  我们的传统教育说，一个政权要改变的时候，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不。没有你死我活，可以和平过渡。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法律上来处理，用法治来解决，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一种仇恨意识、一种排他意识把谁排除在外。 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制度。你看，现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城市莱比锡，曾是一座东德城市。但这个社会过渡到现在，很和谐。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弊病? 都有。但是没有了以前东德社会的那种（敌对关系）。大家都知道莱比锡以前那个秘密警察（体制），就是把一部分人当成敌人对待，要监视他们。但是，民主化以后，是不是要把这些人（秘密警察）也拿来当敌人? 他们以前犯过的行为，我认为是被社会裹挟的，因为人性是软弱的。我们要不要像共产党一样，我们上台后就来个大报复? 那种仇恨，我们不需要。  我觉得刘晓波这种精神很可贵，中国民运队伍里边，所有的NGO组织里面，总是搞得你死我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家。我认为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并不是他要同极权和解。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们的精神境界要是一种普世价值的精神境界，要排除仇恨意识和排他意识。我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不能总是你死我活：第一，这样说不对，价值观不对；第二，你也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要把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作为终极目标，作为口号提出来。

  5. Aug 18

    中国出入境新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矛盾

    中国国务院于七月底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共19条，将于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 新规涉及中国公民出境、外国人入境、海外安全风险、科技人员跨境流动、移民中介，以及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问题。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公民出境。  根据规定，国家建立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如果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存在战争、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疫情等风险，相关部门可以发布安全提醒。  对于风险最高，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必要时应当劝阻”中国公民前往。  此外，申请出入境证件必须有真实、合法的事由。有关部门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可以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甚至电子数据。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认为，这些措施并非全部是新的。  张伦: “这个文件出台呢，事实上是把一些已经在实行的一些做法，加以规范，并不是全部都是什么新的东西。”  他认为，对海外安全发布旅行警示，本身并不特殊。  张伦: “从现代国家的管理角度讲，比如说有些机构要对中国公民外出到某些地区的情况做一些事先的警讯，我想这个呢，都是一些现代国家经常做的，比如说法国也做。”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新规进一步把出境管理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技术安全联系起来。  例如，规定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国后可以被禁止出境六个月至三年。  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主管部门也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  新规同时规定，对于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原则上应告知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  但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况，则可以不告知。  这正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关注的重点。  从法律层面看，新规未必创造了大量全新的政府权力。更重要的是，它把过去已经存在的一些权力和执法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这些权力被制度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也可能给行政机关留下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高树超尤其关注救济问题。  虽然部分出境限制决定需要说明理由，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个人挑战相关决定、获得充分司法审查的空间可能受到限制。  而他在7月31日于社交平台X发表的评论，更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  “趁现在还能走，赶紧离开。更确切地说，要在45天后这些规定正式生效之前离开。”  这段话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高树超同时指出，新规第四条尤其重要，因为它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空间。  国家安全与科技人才  新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把海外行为和出境权进一步联系起来。  过去，中国已经存在对本国公民境外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管辖的法律基础。  但新规明确规定，如果相关行为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或者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并可能危害产业和技术安全，当事人可能面临出境限制。  因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和科研人员。  因为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战略性领域的人才和技术跨境流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放进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框架。  此前，人工智能公司Manus被Meta收购的事件，就曾引发外界对中国科技人才出境限制的关注。据金融时报报道，两名创始人肖弘和季逸超三月底时被限制出境。 张伦表示，如果科技人员认为自己的国际流动受到越来越多限制，这可能影响中国吸引和留住国际科技人才的能力。  对于外国人，新规同样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如果在申请中国签证或者入境时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可以被禁止入境一年至五年。  被列入相关反制或者限制清单的外国人，也可能被拒绝签发证件或者拒绝入境。  这意味着，记者、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政治或者战略敏感领域工作的外国人，可能更加关注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  新规还加强了对移民中介的监管，并明确禁止相关机构协助公职人员、军队人员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手续。  从法律层面看，这反映出政府对体制内部人员海外流动的关注。  而从更大的政治背景来看，张伦认为，这背后存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矛盾。  开放与控制  张伦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出入境管理变化，需要放在整个治理模式变化中理解。  张伦: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趋势，这些年已经看得很明显。他通过原有的一些行政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制度性的方式，那么这些年又加速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进行控制。”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国际市场、技术和人员交流，但与此同时，政府又越来越担心人员流动、信息流动以及海外政治影响带来的风险。  “开放上它还要开放，还要经济发展需要你，你不开放怎么办？你比如说你卖产品，卖产品你仍然不让出去，你怎么卖产品呢？”  他说，这种开放与控制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张伦: “你不能说我既要自由，又要权威得高、权威的管理，这个是很难协调的。”  他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政治控制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中国仍然需要国际贸易、技术和人才，但与此同时，对人员、信息以及被认为具有政治风险的跨境活动，管理可能越来越严格。  张伦: “我把它称之为可能要像一种软朝鲜化的管理方式进一步迈进。”  他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变成朝鲜，也不是重新回到全面封闭。 换句话说，商品可以继续流动，资本可以继续流动，经济活动需要继续与世界连接；但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可能受到更多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项新规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  谁能够离开？  这种张力，也引发了其他学者的关注。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8月3日在社交平台X上评论中国出入境管理的变化。  他的观察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但政权对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似乎也在提高。  他尤其关注体制内部人员的出境。  在他的判断中，过去能够出国有时被视为组织信任的表现；但如今，体制内部人员也可能面对更加严格的护照和出境管理。  李少民认为，这反映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信任”。  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很难真正关闭国门。制造业、出口以及科技发展，都需要国际市场、技术、资本和人才。因此，中国可能寻求的不是彻底关闭国门，而是更加有选择性的开放。  他表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出入境新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措施，它反映了一个经济和军事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与一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在一党专制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

  6. Aug 4

    法国社交媒体禁令：保护青少年，还是限制网络自由？

    最近，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引发国际广泛关注的新法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原则上不得注册和使用社交媒体。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第一个通过此类全国性法律的国家。 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反对者则担心，这项法律可能扩大身份验证、影响网络匿名权，甚至限制言论自由。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国为何推出这项法律，又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于7月21日正式通过法案。从今年9月1日起，15岁以下青少年将不能新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拥有账号的未成年人，则有四个月的过渡期，到2027年1月1日前停止使用。法律同时规定，法国高中原则上也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但学校可以根据内部规定作出例外安排。报道指出，这也是欧洲首次有国家推出如此全面的社交媒体年龄限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案通过后立即表示，这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一项重大进展"，法国希望能够为整个欧洲树立先例。  不过，法律并不是禁止所有网络服务。  法新社报道称，一些教育用途的平台、网络百科等服务可以获得豁免；至于YouTube和WhatsApp，普通观看视频和发送私人讯息并不会受到影响，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留言、评论、分享等具有社交互动性质的功能。平台未来必须建立年龄验证机制，不过具体采用什么技术，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确定。  那么，法国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项法律？  法国政府援引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数据。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也就是ANSES指出，法国约有一半青少年每天花两到五个小时使用智能手机，而2025年的数字调查显示，58%的12到17岁青少年每天都会浏览社交媒体，其中多数人不仅浏览内容，也主动发布、分享和评论内容。  更重要的是，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科学评估认为，青少年由于情绪调节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尚未成熟，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包括睡眠质量下降、自我评价降低、网络霸凌带来的心理伤害，以及冒险行为增加等问题，尤其是女孩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  除了官方数据之外，本台也采访了长期从事网络儿童保护工作的机构——E-Enfance协会。  协会负责人伊内丝·勒让德(Inès Legendre)表示，对于15岁以下儿童来说，TikTok、Instagram、Snapchat等平台都存在不少风险，包括网络霸凌、性勒索、不当接触成年人等。  她特别提到，现在许多平台依靠算法不断推荐内容。一旦孩子开始浏览某一类内容，例如涉及极端节食或者厌食症的视频，平台就可能持续推送类似内容，不断强化孩子原有的不安和焦虑，对心理健康造成进一步影响。  不过，这位专家也提醒，仅靠"禁止"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项法律在执行层面并不容易。  首先，法国本身无法直接管理Meta、TikTok等跨国科技公司，未来真正涉及平台执行、年龄验证标准等问题，还需要欧盟层面的协调。  负责推动法案的参议员凯瑟琳·莫兰—德塞伊(Catherine Morin-Desailly)也承认，这项法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希望借此推动欧盟尽快制定统一规则。  那么，即便法律正式上路，它真的能够减少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吗？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澳大利亚早在2025年底便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然而，根据一项针对400名年轻人的研究，在法律实施八个月之后，12至13岁儿童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  很多孩子通过借用成年人账号、建立假账号，或者使用无痕浏览等方式绕过限制。  因此，儿童保护组织认为，仅有禁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家庭沟通以及平台自身的安全设计。  他们同时强调，社交媒体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  对于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身体残障，或者缺乏现实社交机会的年轻人来说，网络社区可能提供重要的支持、表达和归属感。因此，他们更希望建立符合不同年龄需求的网络环境，而不是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除了执行问题之外，这项法律还引发了关于数字权利的讨论。  法国网路权利组织"La Quadrature du Net"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这项法律。  这家长期关注隐私保护和数字自由的组织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商业社交平台依赖广告和算法推荐的商业模式。  他们认为，与其全面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所有社交平台，不如针对平台设计、广告模式以及推荐算法进行改革。  文章指出，由于法律要求平台确认用户年龄，未来可能导致越来越普遍的身份验证，甚至影响一些去中心化、由志愿者运营的小型社交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未必有能力建立复杂的年龄验证系统。  法国《世界报》则刊登了雷恩大学公法教授布吕内森·贝特朗(Brunessen Bertrand)的一篇评论文章，从法律角度提出另一种担忧。  这位教授指出，为了阻止15岁以下青少年进入社交平台，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用户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年龄。  换句话说，一项针对少数人的限制，却可能要求数千万互联网用户接受年龄验证。  她认为，这涉及法国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以及欧洲人权法院长期强调的匿名表达原则。匿名不仅保护个人隐私，也有助于人们自由表达意见，因此法律必须证明这种限制确实必要，而且符合比例原则。  她还指出，目前法国政府提出的所谓"双重匿名"年龄验证技术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经过大规模实际应用，其隐私保护效果还有待验证。  此外，这篇评论认为，法国国务院此前曾提出，还有一些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例如直接规范平台推荐算法，或针对高风险平台实施更严格监管，而不是统一禁止所有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评论同时指出，法国宪法委员会未来仍将审查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综合来看，这项法国新法律反映出一个全球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一方面，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青少年确实可能受到网络霸凌、算法推荐、成瘾设计等因素影响，政府希望加强保护。  另一方面，如何保护儿童，同时又不损害隐私、匿名权和表达自由；如何落实年龄验证，又避免形成普遍身份审查；以及如何让商业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把责任全部转移给用户，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简单答案。  法国如今走在欧洲最前面，也意味着它将率先面对这些现实挑战。

  7. Jul 28

    廖天琪：在以和平抗争助推柏林墙倒塌的莱比锡重温刘晓波精神遗产

    2026年，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囚禁中逝世九周年。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之声”和总部设在英国的“中国研究”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活动。活动选择在德国城市莱比锡举行。为何选择莱比锡？这座城市与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有何关系？首届人权奖为何同时颁给一位德国牧师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同时举办的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特别聚焦了台海和平与中国民族问题。这些议题与刘晓波的理念又有何关联？主办机构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及独立中文笔会名誉会长廖天琪女士会议活动结束后接受采访，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莱比锡的抗争方式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 法广： 廖天琪女士，您好。今年是刘晓波先生逝世9周年，您主持了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典礼和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活动地点选在德国莱比锡。地点选择并非偶然，能否请您解释一下莱比锡与刘晓波之间的联系？ 廖天琪：刘晓波本人与莱比锡并无直接关联，但这座城市在东西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精神内核与晓波先生的理念高度契合。 1989年春，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德国社会也展开了广泛讨论。那年秋天，东德民间弥漫着不安：人们担心当局会效仿“中国模式”——即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当时东德的经济状况虽优于其他东欧国家，但已江河日下，民心动荡。从秋季开始，各地陆续出现抗议活动，而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成为民众聚集的核心。 1989年10月9日，数千民众在教堂内举行“和平祈祷”，实则表达抗议。当局派警察包围教堂，但基于西方对宗教场所的尊重，未敢强行进入。教堂内的民众决定集体走出，有序游行绕城。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并未阻拦或施暴。这一“奇迹”鼓舞了民心，此后每周一下午五点，莱比锡市民都会聚集在教堂，举行“星期一示威”，规模从数万人扩大至数十万人。这场持续六周的和平抗议，最终成为压垮东德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库尔特·马祖尔曾致电东德共产党总书记，警告“不能重蹈中国模式，绝不能流血”……莱比锡的抗争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刘晓波那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 巧合的是，今年7月13日（我们举办活动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一。自1989年起，莱比锡每周一下午五点都会在圣尼古拉教堂举行“和平祈祷”，纪念这段历史，并为全球动荡地区祈福。选择在这里举办活动，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晓波先生的精神致敬。 告诉所有为正义付出代价的中国人：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 法广： 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同时颁发给了德国牧师罗兰德·库讷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为何奖项不限于中国人，而是面向跨国界的支持者？ 廖天琪：最初我们并未设定奖项仅限于中国人或西方人，而是希望谁最能体现晓波精神，就颁给谁。罗兰德·库讷牧师正是这一理念的最佳代表。 2010年，库讷牧师得知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且无法亲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深感不公。他回忆起纳粹时期，一位德国记者也曾因获和平奖而无法领奖，但至少其妻子能代为出席。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失去自由。从那年起，库讷牧师每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都会带领学生从500公里外的学校所在地（他在一所高等职业学校里当宗教老师）赶到柏林，在中国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呼吁还刘霞以自由。最多时有近300名学生参与，他们顶着严寒，高举横幅，呼吁尊重人权。这种坚持持续了十余年，从未间断。 库讷牧师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更是一位充满人道精神的行动者。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他每年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前往灾区，帮助重建学校和青年中心。我与他相识多年，见证了他为刘晓波和刘霞奔走呼吁的点点滴滴。在西方社会，能如此长期坚持为一个中国异见人士发声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个奖项颁给他。 张展则是另一位获奖者。她曾以公民记者身份报道疫情真相，先后两次被判刑，合计八年监禁。她的勇气和坚持，正是晓波先生所推崇的和平抗争精神。通过颁奖给张展，我们希望向所有为正义付出自由代价的中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我们会替你们发声。 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法广： 活动还设置了“台海和平”与“民族问题”两个讨论主题，它们与刘晓波有何关联？ 廖天琪：这两个主题虽未直接出现在刘晓波的著作中，但都与他的核心理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紧密相关。 首先，刘晓波生前关注台湾民主进程，并撰写文章探讨两岸关系。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全球高度关注。乌克兰战争等国际冲突表明，局部危机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我们希望传递晓波先生的理念：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和平对话才是出路。我相信，台湾问题牵动所有华人，中国大陆的民众也非常关心，他们也注意到台湾已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对此也有认同和向往。我们呼吁当局以同理心看待台湾问题，放弃武力威胁。 中国的民族冲突也是刘晓波生前非常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权利。今年7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质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管控。按照这项法律，同情少数民族自治诉求的海外行为被视为犯罪。这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正是为了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1989年6月4日，中国解放军开始对持续近两个月的静坐抗争运动展开武力清场时，刘晓波是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两天之后，他被拘捕，被指控为操弄这次运动的“黑手“，并于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又在1991年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罪“。而此时，在莱比锡民间和平抗议已经成功推动了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东德于1990年3月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并于当年10月与西德统一，重新成为单一的主权国家。

  8. Jul 28

    香港“离散之声”影展与对跨境流动现实中自我定位的思考

    巴黎香港电影节主办方CUBE 2026年6月20日至21日，首次举办“离散之声”单元影展, 以香港为核心元素，呈现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所见证的离乡漂泊故事。开幕影片《风继续吹》、《水牛》（Le Buffle d’eau）以及影展期间放映的著名导演王家卫2015年完成的故事片《一代宗师》则相互呼应，勾勒出香港从中国内地流亡者的向往之地，到新一代港人出走他乡的出发地的命运转换。纪录片《水牛》以影片导演Anaïs Mak 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冒死从广东渡海逃往香港的经历为核心，为反映当代港人被迫流亡故事的影片《风继续吹》中的一句话：“能逃出来就是你最大的成功“做了最好的诠释。但主办方延续2025年巴黎香港电影节主题 « Ancrage » (意为“锚”，或“定锚”)的思路，从港人再度踏上流亡之旅的经历出发，正努力将视角扩大到当今世界，探讨国族、国籍、故乡等传统的身份标签与个体在异地他乡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自我定位、重塑身份认同的关系，思考在人员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落地生根的现实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根”的逻辑的挑战。影展主办协会CUBE的两位创始人张乐勤和Kenneth介绍他们的想法。 法广：为什么“离散之声”电影展要单独成为一个单元，而不是放在每年一次的巴黎香港电影节框架下？ Kenneth：其实，去年的巴黎香港电影节已经设立了“离散之声”这个单元。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主题很有潜力，值得进一步挖掘。而且，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我们能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讨。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的框架下，可能会让主题失焦，因为香港电影节的定位相对固定，而“离散之声”有更大的延展空间。 张乐勤：首先，去年的“离散之声”单元反响很好，这给了我们信心。其次，我们希望这个单元能更全面地呈现“离散”这一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香港。但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里，“香港电影”的定义就会变得模糊，因为我们的影片不仅涉及香港导演，还包括虽然不是在香港拍摄，但内容与香港相关的作品；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或其后代创作的影片。这些影片独立放映，讨论会更聚焦、更深入。 另外，我个人觉得，“离散”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但艺术是表达这个议题的最佳方式。如果这个单元能独立发展，或许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离散之声”电影节，甚至艺术节。 Kenneth：今年我们特别选了《风继续吹》（No Time for Goodbye）作为开幕片，因为它不仅仅讲述香港人的离散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香港人与其他族群、其他国籍难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其实都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香港不单单是香港，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都会，我们的文化其实一直都在跟不同的文化发生撞击，有对话，有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打造一个更开放的平台，让不同的离散群体能有更多交流。 法广：开幕影片《风继续吹》通过两位流亡香港人的视角，展现了来自不同国家、各有故事的流亡者。你们提到希望将这个议题扩大，甚至超越香港。为什么要更广泛地关注移民议题？在西方社会，难民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常常引发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聚焦于此？ 张乐勤：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流亡者或难民，其实难民不一定是流亡者。比如，还有气候移民等群体。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迁移”（displacement）这个更广泛的现象。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家？”“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当那些种族歧视者对你说“Go back to your country!”（回你的国家去！）时，你该“回”哪里？ 我们不想局限于某一种移民类型，因为这个议题会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思考：种族和国籍是一回事吗？故乡的定义是什么？家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越深入挖掘，我们就越觉得这个议题有趣。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但针对难民甚至移民的歧视和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这些创作者的故事和声音被更多人看到、听到，哪怕只能带来一点点改变，我们也想尝试。 Kenneth：在筹备“离散之声”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生活在法国的移民群体，比如来自越南、中国、香港或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有时会讨论“寻根”这个话题，因为可能有些家人或者是其他人会说到“寻根”……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寻什么根？我的根就在法国。为什么因为我的肤色不同，就要我去寻根？” 这种感觉很矛盾。 所以，当离散群体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久之后，我们还能用“离散”或“流亡”这样的词来定义他们吗？ 这些词可能只适用于短期的描述，但长期来看，它们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比如，我们的短片《逆流》中的人物，她要回到香港并不是因为受到压迫，也不是为了寻根，而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样的人？ 这就又回到刚刚提到的“迁移”（displacement）的问题。 我们为这个单元取名“diaspora”（离散），但它包含的意义远不止“离散”这么简单。 节目档案：从2025巴黎香港电影节看在漂流历史中寻找自我定位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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