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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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何事何物值得注目与回首？请听《特别节目》。

  1. 5D AGO

    电影如何能远离政治？

    2026法国戛纳电影节期间围绕法国富豪文森-博洛雷对文化创作独立性的影响的舆论风波重新将文化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提上舆论前台。电影是否应当远离政治？ 其实，戛纳电影节从来不曾与政治绝缘。而面对波谲云诡的当今世界，2026年版戛纳电影节，政治元素也无所不在，或者通过展映影片，或者通过导演或演员与媒体的互动。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以谋杀美国人罪名，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当日，古巴裔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安迪·加西亚（Andy Garcia）在戛纳电影节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表示，他每天都梦想着古巴已经摆脱了一切形式的镇压。他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古巴人民经历的严酷镇压和他们承受的苦难不是选项。不能接受。现年70岁的安迪·加西亚在孩童时代就离开了古巴。 他认为，古巴90%的居民都会赞成美国或其他国家出手干预，赶走那些统治者。 2007年曾摘走金棕榈奖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认为，电影就应该引发争论。在他看来，电影正慢慢失去真正表达所思所想的自由。他这次带来的影片《峡湾》讲述的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福音派家庭定居挪威后的遭遇。这个家庭初来乍到时，似乎很容易地融入了当地被认为是主张宽容并尊重少数群体的社会。但是，学校老师由在孩子身上偶然看到的淤青产生的家暴联想，将这个家庭推入了一场噩梦。有关当局开始质疑福音教派的父母对五个孩子严苛的抚养和管教方式，怀疑孩子可能受到虐待，决定以保护为由，将五个孩子托付给社会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一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克里斯蒂安·蒙久否认他想借这部影片为保守派阵营辩护，也并不在意他的影片是否会引发围绕所谓觉醒主义的争论。他认为，电影就应该敢于冒险。 现年58岁的克里斯蒂安·蒙久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时代长大，对共产政权以解放为名压迫人民的历史太过熟悉。他表示，他是在一个自认比人民自己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政权下长大。他以为这个时代已经随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而结束，但却发现，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即使是有着最美好的愿望，同样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克里斯蒂安·蒙久的发言令人联想到近些年出现的围绕所谓觉醒主义或者政治正确的争议。尽管克里斯蒂安·蒙久并不认为他这次带来戛纳的影片是对当前进步主义思潮的批判，认为它是对当今社会日益极化现象的反思，但他也认为，激发对当今社会何以如此左右尖锐对立的讨论非常重要。他表示，人们有时不在理解，为什么如今我们如此难以接受一个可能彼此价值观不同的社会。 法国著名女演员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r Gainsbourg）主演的影片《玛丽-克莱尔诉案》是对1972年法国一桩围绕堕胎权利的诉讼的回顾。当年，遭遇性强暴怀孕的玛丽-克莱尔被指控非法堕胎。这起诉讼为法国几年后终于在政府推动下，实现堕胎合法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说回看来时路方知去何方的话，对法国女性争取堕胎权利努力的回顾与这项权利近年在美国受到的质疑遥相呼应，显示艰难争取来的权利也有可能再度失去。 由此再看围绕所谓电影创作不应当参与政治的观点，这个常被威权体制用来阻止社会以艺术形式表达不同意见的论述，也间或重新出现在民主社会。但何为政治？艺术又为何而生？政治渗透于从个体到社会、到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电影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它的创作不应脱离现实生活的话，它又如何能避谈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政治？更何况威权体制从不避讳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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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Y 19

    戛纳：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声称获得了大量新的支持

    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话音刚落，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迅速壮大。 在戛纳，Canal+电视台总裁针对反博洛雷公开信签署者的言论引发了多位电影从业人员的强烈谴责，他们纷纷谴责Canal+电视台将他们列入“黑名单”。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并指出Canal+集团的主要股东文森特·博洛雷正试图通过收购UGC来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之后，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 接下来，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Zapper Bolloré”声称获得了大量新的支持。 作为对Canal+总裁言论的直接回应， 5月18日星期一晚间，这个组织宣布在短短24小时内新增了651个签名，这样一来，上周发表在《解放报》上的这封公开信目前已获得超过1200名电影界人士的签名。 新签名的人士包括凭借《每分钟120击》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导演罗宾·坎皮略，以及因这部影片而声名鹊起的演员纳韦尔·佩雷斯·比斯卡亚特。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反博洛雷组织强调，之前他们的声明仅针对“收购UGC”以及文森特·博洛雷的影响力，“并未牵连Canal+团队”。但Canal+董事会主席的言论恰恰“证实”了他们这些天表达的担忧。 Canal+仍然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每年投资近1.7亿欧元，一些业内人士担心，部分签署反博洛雷公开信的人可能会逐渐被排除在某些项目或融资机会之外。 “黑名单”一词在戛纳电影节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女演员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告诉法新社： 你不能仅仅因为表达了集体担忧就害怕丢掉工作。 一些与Canal+关系密切的制片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曾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加朗斯》（Garance）的制片人阿兰·阿塔尔谴责了Canal+，但同时强调了这家付费电视频道在独立电影和大制作电影融资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导演珍妮·赫里（Jeanne Herry）也认为，Canal+的反应可能会加剧业内现有的焦虑。她解释道： “当你听到‘黑名单’、‘威胁’之类的字眼时，只会加剧这种焦虑”。 不过也有另有种声音和反博洛雷唱反调。 今天的法国回声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 尽管极端分子试图将商业世界政治化并进一步污染商业领域，但法国企业必须避免落入激进观点和公共辩论的陷阱。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了。 在Canal+不得不再次重新协商其对法国电影的承诺（此次协商的背景是新的媒体播出安排协议，该协议将涵盖美国平台）之际，这场争议可能会为其缩减业务规模提供借口。 当你投资了戛纳电影节所有奖项提名影片的85%，并且计划在2026年前向电影业投资1.6亿欧元——大约是Netflix的三倍——那么，你完全有理由对被业内部分人士当作替罪羊而感到不满。 在戛纳，包括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电影制片人联盟和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公民协会在内的多个电影机构指出，Canal+作为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没有任何审查制度的迹象，其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也保障了创作自由。没有任何审查制度 ？ 真的吗？ 回声报提到了一个例外，说弗朗索瓦·欧容的电影《蒙神恩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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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Y 18

    法国电影业最大投资方遭抵制 Canal+在戛纳宣布：约600位明星导演等将被列入合作黑名单

    5月的坎城，阳光明媚，海风和煦。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于上周盛大开幕，目前进程已过半。而在戛纳现场，一场艺术与政治之争再次扰动整个电影界，引发争议。   法国Canal+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届人士合作。这位名叫博洛雷的亿万富翁是Canal+电视台的主要股东，同时他本人的政治光谱属于极右翼。这件事之所以在戛纳引发争议，也是因为Canal+电视台是法国电影业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为什么电影界人士要纷纷签署请愿书呢？ 这份请愿书于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上周一发布，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斯万·阿尔洛（Swann Arlaud）等约600人签署。请愿书谴责“极右翼势力通过博洛雷对电影行业日益加深的控制”。此前，博洛雷在出版界已遭到抵制，约200位在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出版作品的作者曾公开反对他，该出版社由他担任股东。 请愿书中写道：“如果让法国电影落入一位极右翼老板手中，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是电影内容趋于单一化，更是集体想象力遭到法西斯式控制。”签署者包括制片人、影院经营者、导演、技术人员和演员等业内人士。根据法新社获得的发言内容，萨阿达认为，这篇公开信实际上是在把Canal+团队称为“隐性法西斯主义者（crypto-fascistes）”。 对此，Canal+主席萨阿达周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的一场活动上公开回应 ，他说：“我认为这份请愿书对Canal+团队是不公正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维护Canal+的独立性，以及创作选择的多样性。因此，我本人不会再与这些签署请愿书的人合作，我也不希望Canal+再与他们合作。” 随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主席也出面斡旋，周一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以便重新展开对话，并称萨阿达的发言“不过是一时冲动下、未能妥善控制的反应”。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Canal+是法国电影融资体系的重要支柱。该集团每年向电影制作投入1.7亿欧元，并参与联合制作约一半在影院上映的法国电影。 这场风波很快也波及到了法国政坛，许多政治人士纷纷表态。法国左翼社会党第一书记福尔（Olivier Faure）谴责称：“极右翼从来不喜欢自由、创作和公共服务。欢迎来到一个只有金钱决定思想的世界。”也有人支持萨阿达的立场，例如法国总统阵营“复兴党”议员西尔万·马亚尔（Sylvain Maillard）。他在法国电视二台（France 2）表示：“我从未听说Canal+因联合制作电影缺乏多样性而受到指责。” 他还呼吁公开信的签署者“更专注于他们真正的艺术——电影，而不是从事政治”。 “抵制博洛雷”的团体向法新社回应称，萨阿达发出的“威胁”恰恰证实了他们此前的担忧。该团体表示：“如今，我们还能相信Canal+能够独立于这位极右翼亿万富翁吗？现在似乎已经正式变成了：任何针对他的批评都不被允许。” 作为公开信签署者之一、今年凭借《无名女子》（《L’Inconnue》）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导演阿图尔·哈拉里（Arthur Harari）则否认自己是在批评Canal+团队，但承认自己确实是在表达对“博洛雷集团政治属性”的质疑。 他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把问题明确说出来，而不是让它停留在一种没人愿意触碰的潜意识状态。”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发表更为“平和”的观点，比如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里（Pierre Salvadori）上周三（5月13日）在戛纳表示，虽然他理解当前的“担忧氛围”，但Canal+内部仍然存在“独立性的保障机制”。他说：“只要我还没有在这一点上感到被背叛，只要他们仍然尊重这些保障，我就能够安心合作。”他的电影《电子维纳斯》也是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事实上，在萨阿达做出强硬回应之前，这封公开信在本周聚集于戛纳的业内人士中其实反响有限。许多人都表示，很难察觉Canal+内部真的出现了意识形态方向的变化，但同时他们也对整个行业资金减少感到担忧，虽然这看上去和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2025年初，Canal+宣布，将在2027年前向法国电影行业投入最多1.7亿欧元，而此前的投入规模为2.2亿欧元。另外，演员们和电影从业者们签署这份请愿书，也是针对Canal+集团试图全面收购法国UGC影院集团表达担忧。Canal+已于去年9月收购UGC 34%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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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Y 16

    纪念文革60周年 重温潘鸣啸撰写《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 法广专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学历史学博士潘鸣啸教授。潘鸣啸教授是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历史研究专家,并用中文和法文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该书反思知青上山下乡和其影响。 下面请听法广采访潘鸣啸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 法广 :潘鸣啸先生您好 , 您曾经出版了《失落的一代》，关于中国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革这段中国的历史呢？ 潘鸣啸 : 这本书实际上我是大概2004年出版了法文版，然后2009年、2010年份连续出版了中文版，先是繁体版和简体版。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在法国算是老一辈，我是属于1968年的一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参加法国学生运动和在中国同时发生的红卫兵运动其实很不一样，但当时法国很多学生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感兴趣。 虽然我不是毛派，因为我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另外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文革好奇。因此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当时在巴黎学习中文难，我决定去香港。 法广 : 在中国发生文革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跟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那个时间大概重叠，您就对中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吗？ 潘鸣啸 : 是啊，我觉得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有一点同样的造反情绪，所以我当然对中国特别感兴趣，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左派学生，大部分学生那个时候也是左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对苏联失望，觉得中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好奇。我不是毛派，只是觉得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 法广 : 您从法国这边觉得中国文革跟苏联的革命运动，简单来说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的亲身感受？ 潘鸣啸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是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官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色彩，而且没有让普通百姓表达意见，社会控制厉害。 其实在中国是另外一种控制，这个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外面看,觉得只是看表面上是红卫兵的,非常自由的,还可以随便参，那个时候在苏联完全普通老百姓没法参与政治。 法广 : 后来您就自费到香港勤工俭学，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潘鸣啸 :对，当然那个时候我宁愿去北京，可是就是因为文革没有恢复那些文化交流，所以我只能去香港。我去香港学国语，然后我真的是很快就学了这个最基本的中文普通话。 法广 : 已经60年过去了。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从现在看来，中国官方也承认了文革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停顿，而且当时红卫兵的打砸抢，让文化、宗教等都受到了摧残。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社会方面受到文革的影响是否恢复了呢？您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 潘鸣啸 :如果说恢复，那当然比起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恢复了，至少在经济方面。 其实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在最后几年，他知道他没有成功，他也知道经济不好，所以他请了邓小平在1975年回来，委托他解决经济问题。可是邓小平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改变一些毛式的政策，所以毛主席终于还是打倒了他，要等到毛去世以后，而且最忠于他的领导人——也就是四人帮——被抓，才可以开始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文革比较极端，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比较彻底的。在当时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没有这么彻底的改革。 所谓‘彻底’，只是在经济手段方面开始有一些变化，可是在思想方面，邓小平怕这些变化影响党的合法性，所以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党的专政。 在文革动乱以后，本来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反思，需要医疗各种创伤。但是邓小平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他怕动摇这个政治制度，所以1981年6月，他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里面就是完全不触及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一方面，在经济手段方面越来越开放，开放到实际上用了不少资本主义的那些手段；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要保护毛的形象和党的绝对权力。 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没有彻底解决那些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陆来到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了一批偷渡出来的知识青年。当时有很多知识青年受不了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他们觉得没有前途。因为他们离香港不太远，所以敢游泳偷渡，不少人偷渡到香港。 这些人我后来碰到了。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批这样的知青。他们跟我谈了很多，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1968年的学生运动。 当时你知道，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关于真正中国社会的状况。 到了1974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当然都是安排好的，像《大公报》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俱乐部之类，就是给外国人做统战、思想统战，我就去了广州，也去了桂林。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是很不自由的，一直有人监督我们。 可是后来我回到法国，就决定写一个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博士论文。 后来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我就拼命到全中国跑，采访了很多人，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所以我现在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在我那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法广 : 您怎么看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您自己的分析和观察是什么？请您谈一下。 潘鸣啸 :好，这一点我特别清楚，因为从2015年开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文革历史。这几年我对这些情况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绝大部分跟我的学生都是大陆来的。所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又非常好奇。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安慰。 我在中国出书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知青的孩子来买这本书，因为他们想了解父母的情况。 现在我的学生，已经是知青那一代人的孙子孙女了，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这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很好奇。 一方面，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中国比较少人知道，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那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一代人，现在像我这样的都老了，他们慢慢都会不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只要年轻人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对于真实历史的好奇，是不会消灭的。 法广 : 六十年前开始的文革，在五十年前结束了 ，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请您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 潘鸣啸 :毛泽东有一个特点，是跟斯大林不一样的，他控制社会，是用所谓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用一个阶层去打击另一个阶层。所以在文革以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互相仇恨的感觉。这个社会缺少同情，本来应该有共同的反思。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害怕这一点，他怕影响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社会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恢复互相信任的过程。 那个社会好像变得很冷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是毛泽东留下的问题，比方说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以后不允许终身当领导等等。 可是中国并没有彻底想清楚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也很容易往后退。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有这种倾向，我不是说习近平回到了文革，完全不是，因为他不要乱，这是肯定的。 可是他可能会回到原来那种领导终身制，因为制度没有彻底变化，所以很容易回到以前的制度。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我跟很多学生谈过，有一些人说，中国会不会重新回到文革。我说，不可能完全一样。 因为文革时期，毛泽东有那么大的自信，他敢让整个社会乱起来，而且他知道自己还能控制局面。 可是我觉得，在毛泽东之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自信。 所以他们还是会更谨慎一些，会用各种各样的机构去控制社会，而不会允许年轻人再随便去造反。 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文革那种形式不会再来了。 非常感谢您潘鸣啸先生接受华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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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Y 15

    戛纳影节主竞赛单元 日本与西班牙平分秋色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选影片中，日本与西班牙可谓平分秋色——两国各有三部影片入围角逐金棕榈，成为本届影节最受关注的两大电影力量。 时隔25年，日本电影再次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分别是是枝裕和执导的《再生家族》、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以及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 其中，是枝裕和与滨口龙介早已是戛纳常客。八年前，两人曾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同时角逐金棕榈。最终，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摘得大奖，而滨口龙介的《夜以继日》则遗憾落败。今年，两人间的竞争再次上演。5月15日晚，滨口龙介率先携《突如其来》亮相戛纳红毯；而是枝裕和的新作《再生家族》则将在5月16日与观众见面。 相比之下，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则在竞赛第一天就和观众见了面。影片讲述一位在东京与台湾工作的离异建筑师尤里，前往日本乡间探望前嫂子由理子的故事。由理子生活在靠近军事基地的奈义乡村，日常广播中不断出现实弹演习的通知。影片以宁静自然风光为背景，通过两位女性平静克制的对话，展现人物内心的失落感，以及战争阴影如何悄然渗入日常生活。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剧作家平田织佐的代表作《东京笔记》。放映结束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深田晃司表示，这部电影是他九年前便开始筹备的项目，能够在戛纳这个顶级舞台上映，让他十分欣慰。 不过，法国媒体对该片并不十分感冒。有评论认为，影片节奏偏缓，甚至称它“为主竞赛单元的开幕蒙上一层阴影”。虽然片长不到两小时，还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但在令人失望的影片排行上，将它列位前五。 本届影节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是近年来表现格外抢眼的西班牙电影。三部在西班牙本土拍摄的影片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这在西班牙电影史上也尚属首次。 阵容方面，可谓星光熠熠。首先是资深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新作《苦涩的圣诞节》，这是他第七次冲击金棕榈奖；其次是著名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执导的《所爱之人》；最后则是新锐导演组合哈维尔·卡尔沃与哈维尔·安布罗西联合执导的《黑球》。 在得知入围名单后，阿尔莫多瓦表示：“这是个好消息”，这位76岁的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三部影片风格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三代电影人。” 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也指出，这说明“西班牙电影正在展现强大的创造活力”。 事实上，西班牙电影近年在国际影坛持续升温。去年，就已有两部西班牙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包括奥利弗·拉克斯执导的公路电影《穿越地狱之门》，以及卡拉·西蒙的自传题材影片《罗梅利亚》。 西班牙电影专家保罗·布鲁内特认为，今年与去年的五部入围作品，都属于“极具野心的大制作”，预算普遍在500万到1200万欧元之间。他指出，这种高规格制作，正是西班牙电影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索罗戈延以及卡尔沃与安布罗西的组合这一新生代导演群体，代表着西班牙电影的新方向——既能够打造商业大片，也能够创作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认可的作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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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Y 14

    2026戛纳影节放映首日 法国片令人百感交集

    第79届戛纳影节开幕后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国片引人瞩目，无论是凡桑·加兰克执导的《弃儿》（L'Abandon）还是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一个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细腻动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区凡尔赛一所中学执教的历史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被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校门口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五年半后，坐落在戛纳滨海大道的电影宫里，观众再次被这起谋杀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兰克在自己入选影节的作品《弃儿》中直面了这一事件。影片回顾了这名教师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天。在这十一天里，学生、学生家长、同事，乃至整个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将他抛弃。在这十一天里，唯有恐惧与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饰演这位被骚扰跟踪老师的安托万·雷纳茨表示：“当看到这些事实，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无需刻意渲染。越贴近现实，就越能看出事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结局的。他(帕蒂老师)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身处在一个阴谋的核心。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 各种情感探索 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体验到了恐惧、焦虑；在观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则感受到了爱与放手。这部由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导演将镜头跟随由蕾雅·德吕盖饰演女主角——加布里埃尔·孔蒂的身上，对这位工作繁忙、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而言，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达（梅拉妮·蒂埃里饰），一位前来实习的年轻作家。两位女性彼此寻觅，最终相遇，她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满激情的恋情，莉亚·德吕盖（Léa Drucker）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这段关系鲜活的生命力。 导演盛赞自己的主人公说“她具备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质，权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内心挣扎的能力。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不仅如此，她还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或许也有些自私。一个复杂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凭借这部影片，导演执导的第二部长片便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杰出先驱 法国资深女编剧、导演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节备受赞誉：金马车奖（Carrosse d'Or）被颁给了她，以表彰她的职业成就。克莱尔·德尼的导演生涯始于40年前，她在喀麦隆拍摄了首部长片《巧克力》（Chocolat，1988）。在喀麦隆，她领悟到最为导演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品质：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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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AY 13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对乱世不安的背景下开幕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开幕，明星们和22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这届电影节里几个比较明显的关切是： 世界纷争，意识形态纷争在电影作品里，在电影行业内引起的波澜。同时在新科技和新商业驱动力的影响下，戛纳电影节对具有独创冲击力的著作电影的扶持，对美国电影的接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届电影节评委，英国编剧保罗·拉弗蒂谴责说，现在是“疯子领路”的时代。“我们目睹了如此多的系统性暴力，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所有这些可怕的冲突”。 他猛烈抨击今年缺席戛纳电影节的好莱坞。 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到美国导演詹姆斯·格雷，再到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这届戛纳电影节将再次展现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我们这个时空里的各种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子，各种电影作品将在这次电影节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纷争和冲突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昨天的开幕式颂扬电影是一种“抵抗行为”，它“超越文化”。 在电影宫的舞台上，美国演员简·方达说,电影始终是一种抵抗行为，因为我们讲述故事，而故事正是文明的基石。 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评审团主席、韩国导演朴赞郁说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艺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想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另外，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电影业本身也是冲突中的大世界里的一部分。4700多名欧洲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和领军人物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欧洲需要电影，电影需要欧洲”。对他们来说，电影是“欧洲民主跳动的心脏”。然而，“欧洲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正受到威胁”。所以，艺术家们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欧盟的“媒体计划”（MED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是抵御非欧洲巨头的冲击、加强欧洲电影产业的关键支柱。根据公开信的说法，非欧洲巨头是全球平台，通常来自美国，正日益强加他们的叙事，并限制欧洲作品的可见性和可及性。 同时， Netflix、亚马逊和其他流媒体平台对独立电影兴趣寥寥。在2010年代，为了在独立电影领域站稳脚跟，这些平台斥巨资制作马丁·斯科塞斯、诺亚·鲍姆巴赫、阿方索·卡隆等知名导演的作品，以此提升自身地位。 然而，从2020年开始，它们改变了策略。亚马逊工作室前员工泰德·霍普指出：“品味和文化影响力不再是评判标准。如今的模式基于用户数据，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用户的获取和留存率。”对于一部独立电影而言，想要进入流媒体平台的片库已变得异常艰难。 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如果独立电影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观众，那么以销售独立电影为生的发行商就会陷入危机。 这次戛纳电影节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法国舆论对美国电影在这次戛纳电影节的锐减也观察得非常清楚。 法国世界报引述《好莱坞报道》的评论员乔丹·明茨尔说，“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艺术创作和新锐导演的涌现。” 很久以前，26岁的无名小卒史蒂文·索德伯格凭借《性、谎言和录像带》摘得金棕榈奖。同年，另一位年轻导演也引起了轰动：32岁的斯派克·李执导了《为所应为》。五年后，31岁的昆汀·塔伦蒂诺凭借《低俗小说》再次斩获金棕榈奖。 可是美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风光已经不能和黄金时代相比。 现在在戛纳电影节的舞台上， 年轻的美国导演们不再像索德伯格或李安时代那样参与竞赛单元，而是参加更具精英性和开拓性的“一种关注”单元。三十多岁的简·舍恩布伦、乔丹·弗斯特曼和扎克瑞·维根将各自携一部剧情长片亮相。 在正式竞赛单元中，所有类别共有11部来自美国的剧情长片。但法国世界报说，真正能吸引观众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或许只有詹姆斯·格雷和艾拉·萨克斯的作品勉强算得上。 在非竞赛单元中，这次戛纳电影节上，人们的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国电影上，而两部美国影片——演员安迪·加西亚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钻石》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新作《她的私人地狱》——却难以激起影迷的热情。 那换个角度看，戛纳电影节是否不再吸引美国人？各大美国电影公司是否对这个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电影节感到厌倦？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这关系到戛纳的未来。 制片人泰德·霍普提出， 现在是电影多，电影节颁奖多。 他说，“影片数量过剩，尤其因为流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而不断制作新片”。 所谓颁奖多，他指的是从一月到三月的“颁奖季”。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和其他奖项的颁发会引发制片和发行公司激烈的游说活动，这些活动甚至早在前一年年底就开始了。 乔丹·明茨尔说，“美国作者电影，也就是那些在电影节上屡获殊荣的电影，无疑正处于危机之中。” 因此，问题与其说出在戛纳电影节，不如说出在美国本身。尽管戛纳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但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作者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出现就变得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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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Y 12

    600名电影人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发公开信谴责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 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例如CNews）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2025年10月，维旺迪集团旗下的Canal+收购了UGC集团34%的股份，计划在2028年前逐步增持至100%。鉴于文森特·博洛雷已掌控Canal+、StudioCanal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这次交易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 Canal+在法国电影融资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之一：对于许多制片人、发行商和放映商而言，如果没有Canal+的资金支持，几乎不可能为某些影片筹集到资金。 他们指出，通过此次收购，文森特·博洛雷“将能够掌控整个电影制作链，从融资到发行，涵盖小银幕和大银幕”。 公开信签署者们的担忧远不止于纯粹的经济问题。他们指责文森特·博洛雷通过其媒体和出版社推行反动且极右的“文明工程”。他们担心，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体和文化权力的集中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制作、投资和发行。 信中还提及了国民联盟的纲领，其中尤其包括对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公共广播机构的挑战。签署者表达了他们对某些电影将无法获得资助的这种文化格局的担忧。 信中还强调了该行业普遍存在的经济依赖氛围。“如今，我们不同程度地依赖文森特·博洛雷的资金来开展项目和支付薪水，”作者写道，并呼吁集体“打破沉默”。 这场运动是经过导演、制片人、节目策划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几个星期的秘密讨论，逐渐成形的。他们对法国电影依赖Canal+ 感到担忧。公开信签署者团体在最近几个月里出现，原因是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控制媒体和视听领域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电影界的行动与数百名出版业人士抗议解雇格拉塞出版社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的行动遥相呼应。格拉塞出版社是阿歇特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出版业抗议人士认为，格拉塞出版社所属的阿歇特出版集团的老板文森特·博洛雷应对奥利维尔·诺拉的解雇负责。 5月11日，格拉塞出版社旗下的大多数外国作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被解雇后，他们将不再向该出版社提交即将出版的新书。 他们说： 我们拒绝允许我们的作品被用于我们不认同的政治目的，极右势力的活动超越国界；与极右势力的斗争也必须超越国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再向格拉塞出版社提交我们未来的作品。 这些作家由此加入了约200名法国作家于四月中旬发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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