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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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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足迹，遍布世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每周四“中华世界”同您一起触摸华人社会的脉搏。

  1. MAY 7

    四川两弹城博物馆讲述中国核武器的前世今生

    核武器从之前令人谈之变色的存在，到如今，任何计划开发核武器的国家仍会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核武器的制造更是各个核大国最高级别的机密之一。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就位列其中，且在核弹头的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那么中国的核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日前，法国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发回专稿，将蒙在中国核武器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一角。报道了在四川绵阳梓潼，一座昔日的核研发基地如今已被开辟成博物馆——两弹城博物馆，这里见证了中国原子能计划的起源。四川至今仍然是中国核计划的关键基地，而这些设施正呈现出复兴态势。北京希望通过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来加强其战略威慑力；并试图在数量上缩小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差距。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专稿。 文章开篇写道，一条数百米长的隧道穿山而过，隧道采用了据称能抵御最猛烈攻击的混凝土加固。去除核污染的淋浴设施依然完好无损。隧道两侧长长的墙壁上，醒目的红色宣传标语赫然在目。其中一条写着 : “只有一条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研发原子弹！”。 深入隧道，昔日的实验室向参观者讲述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历程，以及为何将研究基地迁至四川中部绵阳市辖下的梓潼——这个偏远的内陆地区。这一决策源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对来自远邦美国和紧邻苏联的双重威胁的担忧。 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可以看到巨大的红白相间原子弹复制品，以及一枚20米高的东风二号导弹模型。人物蜡像则再现了昔日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忙碌工作的身影。大量当年的新闻剪报记录了国家在核武研发上的重大抉择。一位退休的中文老师专程来这里参观原902研究所——曾负责研制核武器的第九局的下属单位，如今已改建成为博物馆。她回忆说： “其他大国都拥有原子弹，如果我们没有，又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原子弹，国家和人民就处于危险之中”。 道理就这么简单，“实力远胜于雄辩”。 在梓潼，老旧建筑物上“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但在川北地区，核军备竞赛并非遥远的历史，恰恰相反，中国仍在这片山区继续生产核武器。 2025年12月底，《华盛顿邮报》报导了由总部位于维也纳的开放核网络（ONN）和总部位于伦敦的核查研究、培训和信息中心（Vertic）进行的的调查结果，这两家西方机构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自2021年以来，中国军事核设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据研究人员称，其中一处设施位于距离如今已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前核研究生产设施直线距离仅几十公里，主要用于生产核弹头所需的钚芯。另一处设施则专门用于生产高能炸药，这种炸药在撞击爆炸时会压缩钚芯，引发裂变。 文章指出，这些进展符合中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据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核武库存将从目前的约600枚核弹头增加到2030年的约1000枚，但仍远低于美国的3700枚和和俄罗斯的4300枚。 部署导弹超过100枚 2024年9月，中国在海南岛南部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11000公里，落入法属波利尼西亚以北的太平洋海域。同时，中国还在地面部署了强大的雷达系统，发射了早期预警卫星，这些系统设施能够令北京在90秒内探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华盛顿认证，这使得中国具备了与美国相当的、在导弹击中本土前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三个不同的发射地点部署了100多枚导弹，提供了多种报复的选项。 文章指出，目前，北京正在对自己的武器库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领导人将此视为重振国力的关键标志。为了维持军队的全员备战状态，中国自2023年开始发起了对军方的大规模整顿，，负责导弹和核武器的部队首当其冲。此后，两任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六名将军中的五人相继下台。但在2025年9月3日，习近平主持的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中国首次展示了涵盖空、陆和海三位一体大型运载能力的核导弹，从而跻身此前只有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成员的核武俱乐部。 在毁灭性的核武器竞赛中，中国起步的时间大大晚于其他大国。 1964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新疆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时。而美国早在19年前就已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已经进行了长达15年的核试验。 在梓潼博物馆的信息展板上，写着中国“不情愿”地被卷入了这场核军备竞赛。解说强调：“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局势迅速升级，核恐怖的威胁笼罩着世界。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国果断发展核能力。” 这种既拥有核武器但又不热衷使用，仅用于防御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核战略。自1964年10月16日首次进行核试验起，中国就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不针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这一战略旨在使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与其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身份协调。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由于其核弹头数量少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北京仍认为没有必要承担与它们相同的义务。当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规模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在2026年2月5日到期，且到期前并未就后续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纳入未来的核裁军承诺中。北京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的核力量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此时要求中国加入核裁军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选择在梓潼建立中国军事核实验室这一决定本身，就反映出北京对当时两大超级大国的担忧。1955年，中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核武器研发，初期的研究中心设在北京和青海，以远离美国的威胁。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增兵与冲突加剧，令中国领导人对沿海和边境安全产生新的担忧。 1964年，北京决定将最具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转移到西部深处，特别是转移到四川。这一政策被称为“第三战线”。此前，沿海省份和与苏联相交的边境地区为第一战线，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内陆地区则构成了第二战线。数以万计的士兵及其家属被派往山区开垦土地，建设新的工业园区。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在视察四川时，将四川称为“国家战略腹地”；这显示“第三战线“战略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最后写道，在川南乐山附近，编号“525“的工厂曾专门生产核动力卡车。如今，工厂旧址已成废墟，当地农民在废墟中种植蔬菜。在残存的墙壁上，毛泽东的画像和原子弹、导弹的宣传画褪色明显。但“敬爱的毛主席！绝对服从毛主席！”等口号仍清晰可见。一些退休的工人和士兵偶尔也会来此散步。一位82岁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当时被派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工业。那时候，一切都是绝密”，老先生只透露了自己的名字，来强调当年工作的敏感性。1968年，他被派到这里，此前他曾在越南前线服役三年。那时，中国向越南派遣士兵，帮助越南共产党重建铁路和公路，以确保在美军轰炸下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的到位。

    12 min

  2. APR 11

    旅法艺术家张漠予："艺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让我意识到生活有多重要，生命有多重要。"

    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带您一起逛了逛旅法艺术家张漠予（Zhang Moyu）的画展“沿着阴影的边缘”。张漠予说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她说她想表达的是一种被忽视的处境，以及我们往往不会去谈论这些伤害、这些暴力，但它们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随后，她谈到了在法国的生活就像一场修行。法语和法国文化又如何帮助她重新理解自己，帮她厘清了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最后，她还讲述了自己放弃医学转向艺术的选择和经历。她认为自己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和张漠予展开一场深度对话，去观察和理解这位艺术家的所思所想。 RFI：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是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说的“求真”，或者是向着一种光去生活？ Moyu：我觉得这就是自我意识吧，是一个慢慢逐渐发展的过程。就好像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哪怕是在学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会对电影、文学这些艺术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我喜欢跟搞艺术的人一起玩，这可能也是一种天性，就是你对一些东西有一种好奇心。但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对这些东西有好奇，其实自己是不清楚的。 当你越来越靠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其实就是一条求真之路。如果没有求真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它就不太有意义，真的。因为我觉得修行有很多种方式，而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RFI：你的画里面常常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肃穆的氛围，就是有一种宗教感。 Moyu：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认为我是有信仰的。每个人的信仰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我信仰真理，我认为真理是存在的，“真”是存在的，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我也可以说我信仰宇宙，信仰这个宇宙的主宰。在基督教、天主教里面，他们认为是耶稣，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对“主宰”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我觉得，信仰其实可以更博大一些。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信仰的，而且是有信念的。 RFI：其实在你成为艺术家之后，好像你可以脱离一些固有的社会规则，或者世俗中大家对一个人的期待和压力，去过一种自己的生活。但在你成为艺术家之前，包括你当时那么多年，又来到法国读书，中间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特别明确自己会用这种方式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处理自己与外界、与社会、与这些压力和世俗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Moyu：这种评判和眼光，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种种自我怀疑，其实也是和外界的一些评判、眼光，以及所谓的世俗标准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修行其实也是在修这个。 当你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当你确定你走的这条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东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在”。求自在，就是对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对我的一些看法，当然也包括来自亲友、家人的一些阻碍和压力，我觉得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都在慢慢地被淡化。 所以对我现在来说，既然是求真，那这些东西自然都会被推得很远很远了。 RFI：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每天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自在的状态。你会做一些手工，也会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画画，而不会说很着急，比如为了完成一个作品去获得下一部分收入之类的。 Moyu：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到“修心”。我觉得经过很多年的修行（姑且这样说吧），我不是一个对未来特别焦虑的人。我比较认同佛家所说的“活在当下”，就是活在每一刻。 所以，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也会有，不可能完全没有，比如经济上的压力。而且我和我先生两个人都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比如教学来维持生活。他教戏剧，我教舞蹈，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获得收入。当然，这些方式也是我们相对比较喜欢的。 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目前来说就可以了。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我就可以继续创作。当然，我们也希望情况能变得更好。对我来说，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经济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度，没有别的，就是自由度。我们希望有更高的自由度，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至于你说的那种压力，肯定是会有的，但我不太会因此焦虑。整体来说还好，偶尔会有一些。但艺术家本身也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低潮，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RFI：经济是一个很具体的面向。我其实想问的是，你刚才也说到一部分，就是一个人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Moyu：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去寻找一种平衡。只有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你才能更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刻意去屏蔽一些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信息。因为现在的环境确实不太理想，我觉得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这个世界。对于外界的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我会尽量少关注。包括现在信息太多了，我是一个会主动屏蔽很多信息的人，把时间更多地花在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更喜欢“做”，所谓的“savoir-faire”。这种方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想太多，直接去做就好了。我觉得很多事情——包括绘画、弹琴、做衣服、养花、做饭、喝茶都是在“做”的过程中，体会到一些很简单的快乐。 对我来说，不需要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内心的，它不在于你在哪里生活、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是否能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到自在。只有做到自在，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觉得“自由”和“自在”这两个概念是很接近的。也许我很难定义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但我可以尽量让自己活得自在。佛家所说的“修自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RFI：你刚才说，尽量用一种接受无常的心态去生活、活在当下。我在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很多时候做到这样的话，当你想到“死亡”这个命题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 Moyu：我曾经很多很多次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我日常生活中会经常浮现的一个命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死亡本身其实所知甚少，我们并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可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完结、一种结束。如果从佛家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没有“死亡”这一说的，它更像是一个轮回的开始。你修得好，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轮回。当用这样一种方式去看待死亡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我觉得，既然我们也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那就把当下活好就可以了。因为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和年龄、和其他条件都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非常未知、不可预测的东西。与其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我觉得不如专注于当下。真的，就是当下，没有别的。 RFI：我想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如何生活，和他如何面对死亡有很大的关系。死亡可能是一个比较终极的问题，但在这个命题背后，其实也关乎一个人如何承受生活中的“失去”。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对不稳定的态度、对无常的理解，无常本身就是一种失去。你可能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或者一些东西。我想知道的是，当你说你能够接受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处理这种承受、这种失去的？一方面是你如何面对它，另一方面是艺术在这其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Moyu：我觉得就现在的我来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拥有”过什么。现在这种相对安稳的生活状态，如果你经历过比较艰难的时期，其实正是那段时间让我理解了这些，   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真正拥有的，其实只有当下。所以所有事情都是无常的，它们来来去去。当它离开的时候，那是自然的安排，不是因为你“失去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不太容易患得患失。我觉得我并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所以一切都可以来，也可以走。它来了，我会很开心，欢迎它进入我的生活；但当它要离开的时候，我也会和它说再见。我觉得我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RFI：你觉得你在生活里经历过一些很重要的失去吗？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好像从一开始你就接受了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这种观念：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然后慢慢走到现在。但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是经历了一些很重要的失去，才慢慢学会接受。所以我想知道，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Moyu：可能我正好是相反的。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拥有什么东西，别人给予我的一切，我都觉得是一种馈赠，是意外的。所以对我来说，所有我得到

    18 min

  3. MAR 27

    “每个人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 ：“沿着阴影的边缘”画展与艺术家张漠予的“求真”之路

    从玛丽桥穿过塞讷河，就到了巴黎著名的玛黑区，这里画廊遍布，艺术气息浓厚。而在圣保罗花园街14号，旅法艺术家张漠予（Moyu Zhang）带我们来到了她的画展。这次画展的名字叫：Au fil de l’ombre，翻译成中文，可以叫“沿着阴影的边缘”，张漠予用画笔描绘了童年的记忆。在广阔幽深，宛若梦境一样的画面中，我们似乎重新想起了那些成年人视若无睹的暴力和童年经历的无声的创伤，虽然悲伤，却又因无比真实而让人倍感亲切。一个人的童年可以是美好的，却也总是孤独的，因为孩童是敏感而脆弱的存在。本期中华世界将带你一起探索一位画家眼中的童年。 和漠予一起走进画廊，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小木方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羽毛，落叶，钥匙，但最多的还是石头，这个创意是漠予的主意。 Moyu：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石头，对吧？因为我是一个石头收藏者。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别人带回来的可能是各种手信，而我带回来的却是几公斤的石头。我家里还有很多很多石头，以及各种小物件。这些树叶就不用说了，秋天的时候看到好看的，我也会捡回来。 有时候我先生也知道我喜欢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所以他也会从外面给我捡一些回来。于是我们俩现在都有了这个癖好。 像这根羽毛，是有一次我在巴黎街头做一个行为工作坊的时候，从天而降，刚好落在我身上。我就把它捡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这跟我有缘。我觉得这是一种相遇吧。不仅人和人可以相遇，人和物件也是可以相遇的。 我的画里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元素，当然都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包括童年的很多东西。在我现在看来，它们依然是有效的。对我来说，我依然很敏感。就像收藏这些小东西，其实是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却会被当作宝贝一样，就像小孩子的百宝箱一样。 RFI：现在正在办的这个画展是关于童年的。你觉得在你现在这个阶段，当你再想到童年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Moyu：这么说吧，我觉得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因为小孩子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时候成年人会不经意地对孩子施加很多影响。在成年人看来，也许那些事情不算什么，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强烈的体验。 所以我画这个系列，其实是基于我童年时期、作为一个小孩子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状态，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被忽视的处境。我们往往不会去谈论这些伤害、这些“暴力”，但它们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童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只是我觉得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些东西，也没有能力去梳理童年中那些对我产生影响的经历。在中文语境里，有时候你甚至无法真正理解某些感受；反而是学习了另一种语言之后，你才能更好地去体会它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些词汇甚至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法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选择。它帮助我厘清了很多东西，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法语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也让我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表达这些经验，并借助它去重新看待和整理自己。 RFI：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语言带给你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法语带给你的这种影响。你在法国应该已经生活了......? Moyu:我是2010年来到法国的，所以到现在是16年了。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从一个人群进入另一个人群，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不断去适应它。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能够跳脱出原来文化中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当我和原有的文化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反而看得更清楚了：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样的经历让我对自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逛完了漠予的画展，第二天，我和她一起来到她的家，就像画展看到的那样，家里摆满了各种小物件，有些是捡的，有些是在集市淘来的，还有她自己制作的。在不画画的时间里，漠予就练古琴，织毛衣，做手工，此刻她的工作台上摆的是一只碎掉的花盆，她正准备把陶片重新粘起来，修复它。 这一次，我们坐在一起聊了聊她成为画家的经历，以及她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 RFI：上次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童年的话题，今天我其实更想跟你聊一聊你作为艺术家的经历。你之前是学医学的，后来转向了艺术。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放弃医学，转而走上艺术这条路？ Moyu：因为我学医比较早。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中专，当时家里人也希望我去读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卫校（现在已经没有了）。于是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中专，后来又在医院工作了两年。 但我自己觉得，很难想象一辈子都在医院里度过。后来我觉得自己年纪还小，不如再去读书。那么读什么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但这是我最直接想到、也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比如未来的职业发展之类的。既然已经离开了一个不喜欢的行业，就没必要再选择另一个不喜欢的行业，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喜欢的方向，于是又进入大学学习绘画。当时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独立，想要经济独立，离开家，自己生活，获得自由。但我也觉得，做艺术家可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而且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小，并没有觉得艺术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单纯喜欢，但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 后来在毕业前，我开始接触摄影。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我就拿着相机自己拍照，慢慢发现自己很喜欢，也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职业，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后来我也确实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其实当时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但就像之前在医院一样，做了几年之后，我又开始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一件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那时候我差不多三十岁，就开始问自己：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之前学过艺术，又很喜欢电影、欧洲电影，还有文学，看了很多，对欧洲的文化和人文环境也很向往。我当时常常想，要不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试试看。于是后来就开始学法语，然后来了法国。 之后我在巴黎一大读了造型艺术硕士。也正是在这段读书期间，我才重新开始创作，并尝试了不同的媒介。因为在国内从毕业之后，我其实一直没有再拿起过画笔，也没有真正进行过所谓的艺术创作。摄影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工具，我甚至觉得它不完全算是艺术创作。 在重新读书的过程中，我尝试了很多媒介，比如影像、装置等等，但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真正适合表达自己的方式。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休学了一年，因为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就在那一年里，我待在家中，重新开始画画。时隔十几年没有碰过画笔，我又重新拿起了它——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重新走上了绘画这条路。 RFI：我觉得你做的很多选择，其实哪怕放到现在来看，也都是比较大胆的选择。当时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做这些决定的？还有一个我很想知道，你的这种勇气是来源于什么呢？ Moyu：可能和我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的天性里就有一种对独立和自由的需求。我很早就对自己说，我想要过一种和父母不太一样的生活。这个“种子”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所以后来做的每一个选择，我觉得背后其实都有一种驱动力，是一种原动力。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最初、最本质的动力。正是因为这种原动力特别强，它一路推动着我走到现在，让我始终在做那些最遵从内心的选择。 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下，我一步一步做出了这些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 RFI：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做出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Moyu：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但如果说最艰难的阶段，应该是最初的五六年。因为你从一种文化突然跳到另一种文化，我觉得语言的改变对一个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语言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法语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来到法国之后，也需要在经济上完全独立。所以当你身处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语言又不好，还要同时面对生存问题，各方面其实都是巨大的压力。另外，你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是非常迷茫的。一方面是迷茫，另一方面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你不知道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会结束，这种不确定性是很煎熬的。 但我其实很感谢那一段经历

    18 min

  4. MAR 12

    伊朗真的被中国和俄罗斯“抛弃”了吗？

    两周前，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战争第一天就精准击杀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而在以色列和美国持续不断的轰炸之下，伊朗如今几乎完全孤立。它真的被中国和俄罗斯抛弃了吗？ 让我们重新回顾中俄面对中东冲突的反应。战争发生后，伊朗的长期“盟友”中俄一致对美国和以色列表达了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称，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恢复对话谈判，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俄罗斯外交部则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所谓“无端侵略”，并批评针对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暗杀”和“猎杀行动”。然而，克里姆林宫刻意避免对特朗普进行批评，并继续对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当被问及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如何还能信任华盛顿时，这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回答说，俄罗斯“首先只信任自己”，并始终以自身利益为先。 不仅如此，中国和俄罗斯还就该问题相互沟通，共同表达关切。中国外长王毅在哈梅内伊身亡后的第二天就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公然击杀主权国家领导人都不可接受。拉夫罗夫则说，美以军事打击伊朗严重破坏中东局势稳定，俄罗斯与中国“立场一致”。 但是除了外交谴责和表达关切上，中俄并未提供实质性支持，许多分析表明，这些外交辞令其实很难转换成实际的行动支持。   伊朗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让中国为其参战 谈及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利益关系，两国和伊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外交、贸易和军事关系。俄罗斯和中国曾帮助伊朗增强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两国向伊朗提供了导弹、防空系统以及各种技术，以强化其威慑能力。 不过，这一次，中国在这次的中东冲突中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因为中国在中东拥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来自海湾国家。有分析称，中国大部分石油来自俄罗斯，大约45%的石油供应来自海湾国家，而伊朗石油约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2%。 德黑兰对美以攻击的回应是将冲突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这一举动在全球能源市场引发震荡，并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陷入瘫痪，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峡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 目前的情况对中国来说极为不利，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任何石油供应的减少都会对工业造成冲击，而工业生产对目前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专家指出，北京已经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在油轮和仓储设施中储存了大量伊朗石油。目前国际油价已经飙升至近两年来的新高，所以如果油价大幅上升，这将对中国经济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中国经济本身已经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两会公布的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下调至4.5%到5%之间，与往年的增长目标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 为了避免对本已承压的经济造成进一步打击，中国显然希望局势尽快稳定，也只能在口头上表达谴责。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这反映了莫斯科和北京的一种务实态度：尽管伊朗对两国而言是战略伙伴，但如果公开、尤其是军事上过度支持德黑兰，中俄都将可能得罪美国以及正在遭受伊朗攻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而且也无法确定能够改变战争的结果。路透社的分析还指出，中国长期避免在远离自身核心利益的地区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因为北京的安全重点始终集中在台湾问题和南海。 华盛顿研究所研究员亨利·图根哈特指出：“即便北京愿意提供更多支持，它也不会把战略注意力或军事资源从其核心安全利益上转移。”他说：“中国关注的是国际声誉，并把重点放在台湾、南海以及它所认为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埃文·费根鲍姆表示，与美国依赖共同防御义务的同盟体系不同，中国更倾向于以贸易、投资和军售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这样可以避免被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 因此，中国的行动空间受到多重限制，主要是对海湾国家石油和贸易的依赖，以及安全战略重心主要集中在亚洲。由此形成一个明显的悖论：伊朗在莫斯科和北京眼中仍然是重要的战略资产，但还不足以让他们为其参战。   俄乌战争始终是普京的优先事项 至于俄罗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黑兰曾向莫斯科提供了数千架这种无人机。随后，从2023年夏天开始，俄罗斯在鞑靼斯坦地区建立了本土生产线。今年2月，《金融时报》还报道称，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Verba”便携式防空系统。 伊朗制造的名为“见证者”的（Shahed）无人机大幅改变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术。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已有约5.7万架“见证者”无人机飞越乌克兰上空。这种无人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危险性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极低的成本。它可以携带致命的爆炸物，但却依赖于低技术含量的部件。因此有人说，这种无人机是天空中的AK-47。不过去年以来，莫斯科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无人机生产，从而减少了对伊朗武器的依赖。 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依然可以说非常密切，而且，没有明确提供军事支持不代表俄罗斯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美联社消息曾表明，据两名熟悉美国情报的官员透露，俄罗斯已经向伊朗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帮助德黑兰打击该地区的美国军舰、飞机以及其他军事资产。可见俄罗斯在暗地里“帮忙”。只不过对莫斯科来说，伊朗的重要性不足以让俄罗斯开战或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因为俄罗斯有更重要的考量，俄乌战争始终是优先事项。 华盛顿智库华盛顿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娜·博尔切夫斯卡娅指出：“普京目前有其他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问题。”她表示：“俄罗斯直接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毫无意义。”据路透社报导，一位俄罗斯高级消息人士甚至表示，这场伊朗战争“转移了外界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俄乌战争目前已进入第五年，自去年11月起美国就一直在就俄乌停火谈判进行斡旋，但特朗普在兑现结束俄乌战争竞选承诺方面一直面临困难，他与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倒是一直对普京表现得更为亲近。比如刚刚提到的“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情报”，关于这条消息，白宫一直在淡化相关报道。再比如就在3月5日，特朗普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他说乌克兰总统是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障碍，并坚称俄国总统普京的态度是合作。 此外，石油市场也是俄罗斯的重要考量，为了维护与欧佩克伙伴的关系，俄罗斯也不会轻举妄动。俄罗斯问题专家博尔切夫斯卡娅指出：“如果俄罗斯直接支持伊朗，它将同时得罪海湾国家、以色列以及美国，这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打伊朗，其实是为了赢中国？ 法国地缘政治专家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猜想。 地区问题专家皮埃尔·拉祖在3月4日法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尤其是没有摧毁其石油基础设施，可能是在向中国传递一种信息。他解释说：“这或许是在向中国表明：‘我们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石油，那占中国进口量的4%到5%。现在我们也能影响伊朗的石油，而它占中国进口量的12%到13%。如果我们摧毁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不再是谈判筹码，但如果我们保留这些设施，就仍然可以进行谈判。’” 因此在中东的冲突中，伊朗似乎变成了次要角色，美国的意图还是在于中美竞争。但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不过北京似乎已经在对美国释放出相对“积极”的信号。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一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对国际事务进行了全面概述。他称，希望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三月底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美联社分析，虽然王毅没有确认此次访问，但他暗示，北京希望两国关系能减少紧张因素。因为王毅表示：“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中国依然寄望于和美国暂时保持“稳定”的关系。不过，法新社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尚未正式确认“特习会”，而王毅在这场时长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保持谨慎的态度，仅阐述了大原则。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错的，北京依然可以从中获益。美国再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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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R 1

    罗令源谈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前两次节目中，本节目采访了旅德华人女作家罗令源女士，请她介绍了自己用德语创作的最新小说作品《少女和死亡》，那么她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请罗女士继续解答。 法广： 罗女士你好！ 罗令源： 你好，艾娃！ 法广： 你能不能讲讲你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罗令源： 其实在读大学时，我先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后来改到复旦读新闻系。我读大学的那时候，我就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小说、文学，已经有了写作的心愿。但在复旦时，我正好认识了一位德国人——一个德国留学生，然后两人相爱，后来跟他来到了柏林。刚到德国时一句德语都不会说，所以写作的念头也压抑了很久。 到了柏林以后，先要生存，找工作、学德语，所以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一直学德语，所以也开始读德国人的作品，读德国人的书。当时我特别关心的是德国人怎么写中国。那我觉得哎呀，他们写的中国都不是我真正的了解的，我经历过的中国，他们的那些个中国啊，有的时候很空洞，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意识形态特别强。所以我觉得德国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声音，需要一个来自真实的土地，真实的生活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所以我就开始用德语慢慢地写作。 法广： 其实您这个就是转换也是满大的，从学计算机，然后跳到这个新闻系的研究生，那这个转化是怎么一下就跳过去的呢？. 罗令源：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数理化都好，所以那父母当时就建议.......因为我考的成绩——高考成绩也非常好，所以父母就觉得当时要找一个最好的专业了，当时最好的嘛，最有前途的专业就是计算机，就报到上海交大计算机系，当时是非常吃香的了。我一开始的时候功课也都很好，成绩也都挺不错，但是我发现我其实对数学也不是那么感兴趣，不像在中学的时候那么感兴趣，它学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多大兴趣。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小说，我发现我对小说的兴趣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呢，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休息时间呢，大家都（学习），有的时候还继续读一些专业的书啊，我就一般都不读了，我都是读小说，读了很多，也读了国外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在大学也有个好处，就是那个图书馆很大，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记得我当时读了很多俄国的书，读了很多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的书，也读了很多这种翻译过来的书。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着那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然后我再慢慢的转。所以我是毕业以后，工作了2年——在江西大学计算机系工作了2年，这2年时间里，我就已经想着要考新闻系，就是觉得需要一个饭碗。因为那个文学嘛，常常是吃不饱肚子的，所以就是想找一个记者工作，这样我就又可以得到一些生活的来源了，就可以去采访别人了。了解生活就可以写作。我觉得当时这是我的梦想了，所以后来成功地还考进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读研究生。所以这事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很大的幸运吧。 法广： 读新闻系研究生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罗令源： 也不一定。当时就是学了新闻。新闻写作这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很熟的行当。但是实际上，我当时知道我爱文学，我只是需要一个饭碗。所以我当时再读新闻系的时候，跟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系的时候差不多的，我读了很多的古书，读了很多的外国的书，我继续......就是等于自学。我觉得当时因为我读的不是文学系嘛，所以很多东西我只能自学。自学的那个方式就是就是读不同的书，就是看哪个作家他的语言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感人。努力地从大师那里吸收这种力量，然后就给自己铺垫基础。 法广： 开始文学创作时，你用中文还是德文？ 罗令源： 我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用中文。我记得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小的作文比赛，就是大学范围内的，然后我就是当时写了一篇很短的小说，是写我父亲的，拿了个二等奖，所以非常高兴。结果后来一直写一些日记啊，自己给自己写一些小说，有的时候给同学看，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叫寸草书社，就是上海交大的大学生在一起，然后办了一个诗社，作诗啊，写文章啊，我也在那里就担任编辑，自己有的时候也写稿，然后也邀请。就是会写稿的同学写稿，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磨练吧。 后来到了复旦新闻系，因为只有3年，读研究生比读大学生还要松散多了，就是自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就读了很多的古书，我就因为我的那个教授，他的古文能力特别强，他也要求我读很多古书：读资治通鉴啦，读这一类的史记呀，再进一步就是挖掘中国古文化的这个力量吧。所以我（毕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已经就是基础很扎实了，写中文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往中国大陆的杂志上投稿。我一般就是也写些这里(德国)的生活见闻了，一些散文了，一些小故事了。 不过我记得是上海的，有一个散文杂志，我们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水平比较高的。当时他们也收了我的两篇、还是三篇文章，他们都发了，所以这也是对我的就是文字的水平的一个认可吧。后来我甚至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投到台湾的杂志上，结果台湾也也发表了，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嘛。但是在德国那个用中文的书是太少啊，后来慢慢改（用德文创作）的。 法广： 那中文和德文，在你创作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罗令源： 我觉得是个两种创作，不同的东西非常的多，相同的东西我还不太容易找到。当然就是说作为文学嘛，你肯定都是要追求一种非常美的、诗意的表达，这种追求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德国人喜欢的题目跟中国人喜欢的题目经常会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也会往中国投稿，有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点发表。 今年也在山花上发表了一篇，它就是，注重的一个是题材不一样，一个是表达的方式很多也不一样，你像我们中国的古典名著啊，像那个水浒传啊，像红楼梦啊，它的特点都是人物非常多，然后历史的篇幅啊，各种各样的人物很多，很大一部小说里面包含的这个社会各方面的都很多，德国人他不太喜欢这样写。他比较喜欢简洁，喜欢写一个爱情故事，主要是两个人，呃，什么东西都比较清晰，所以在这一方面构思啊，怎么构建一个文学作品啊，就是经常想的是思路要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当然就是这另外是两种语言，她完全不同嘛。呃，我觉得德文也是一种非常美的语言，但是她反而表达的很多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不一样啊呃，我们很喜欢孙悟空哈，猴子呃，在中国是一个大家都喜爱的动物，但是在这里猴子没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那个猴子的地位在这里是很普通的。然后人经常就说，你学别人，你模仿别人，那么你就像个猴子。它的地位一点都不高。所以如果你要把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喜爱的心情，就是也放进去的话，你就不能用猴子。写德文的时候，你就得想另一个动物，反正你经常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经常就是要注意这一点。 法广： 其实这就是文化传统的一些它的特定的东西，你不好随便改。是吧？. 罗令源： 一个是文化传统，另一个当然也就是德国人，当然他就喜欢它自己德国人的题材了，就是纳粹的这一段历史了。或者是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或者关于东德的历史。如果一个德国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他马上就肯定就有很多的观众，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些话题。我一般都是还是很喜欢写跟中国有关的话题，呃，跟中国人有关的话题。所以有的时候虽然可能一部作品写得很好，但它不一定那个关注力就没这么大。所以这时候就是也要靠出版社，靠朋友啊，他们支持我，。 法广： 来帮你宣传？ 罗令源：对， 法广：在德国，你获得了有十多个德国的奖项，其实这些都是对您写作生涯的一种一种奖励吧。 罗令源：对这一点，我对德国也是非常感激的，德国给了我很多奖项，这些奖项呢，都是带资金，因为要写作就是我开始考虑的那样一个问题嘛，就是总还是需要一个饭碗啊，光靠写作、卖书，你如果不是畅销作家的话，经常就不能靠写书过日子啊。所以这个奖励，这些资助，就经常能给我提供一段时间，经常提供半年的时间，让我安心写作，也是对我的写作的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我在来到德国以后还是很幸运的，虽然就是用德语写作非常不容易。 我现在的习惯，阅读习惯就是我读几本德语书之后，我就又想读中文书。我读完几本中文书之后，我就想读德文书，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个世界。然后我要从这两个世界里吸收营养。所以有的时候读德文书的话，我也就是经常注意，为什么这个作家这个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我自己写的话，我会那样写。就是经常也想办法继续贴近这个德国的作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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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R 1

    专访德国华裔女作家罗令源 谈她即将出版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一)

    旅德华人女作家罗令源女士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即将出版。在这本用德文原创的长篇小说出版前夕，本台连线采访了罗女士。 法广：罗女士您好。 罗令源：艾娃，您好！. 法广：你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即将出版，能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罗令源：这本书是关于我母亲的，我2017年的时候得了一个采访奖学金。得到这个机会就回去采访我母亲，还有她的家人，她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采访完之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写，然后因为可能关于我母亲的采访得不够吧，所以我后来，又连续好几年一直采访我母亲，每次回去都会采访她，有的时候就在柏林这边也会，就是给她微信联系啊，这样有的时候也谈一两个小时啊，就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写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主要介绍我母亲是1957年，她是被保送去上叫“江西行政教育学院”，就去那里读书，因为她做小学老师做得比较好。然后就是她的那个吉安县保送她去读书，然后就在读书的时候就遇见我父亲，我父亲也是被他的那个县——高安县保送过去。那么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我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地主兼工商业主就非常糟糕的。所以呢，她一直得小心翼翼啊，她前面也都是做人非常的小心，到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也面临各种挑战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百花齐放“那个运动，然后后面58年的时候，她还在读书的时候，又开始大跃进炼钢，然后就一直的非常小心，但是呢，她那个时候是她的副校长追她。副校长（呢）是一个退役军人，然后所以在那个地方地位也比较高，然后校长给她做媒。其他的学生也追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所以就说这样一个地主的女儿稍微走错了一步，就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被排挤的对象的情况下，她怎么样，就是找到了她真正喜欢的人，最后还成立了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 法广：听你这么介绍，其实故事还是一个很曲折的，而且是跟中国当时、时代大氛围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故事。 罗令源：对，这个故事我从我母亲的家庭讲起。所以就是在战前——就是内战，中国内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然后讲她的这个家乡，然后讲她自己的后来的发展。最后呢，也就是（父母）他们俩怎么一起度过文革，我父亲怎么保护我母亲，然后一直讲到他们最后到深圳去，又开始建立新的这种补习学校，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史，就是从他们的爱情史上面，就能看到中国历史在这一段时期的发展，所以它也是一本，嗯，就是比较简单的中国历史书吧。 法广：就是说是从40年代到8、90年代，甚至2000年前后的这么一个跨度，半个多世纪的这么一个.....一个众生相？ 罗令源：对，这里也会涉及到校长，因为校长替副校长做媒嘛，这个校长呢，也是曾经参加过地下工作的人，然后也会涉及到这个高干的子女，有一个学生，他就是高干的孩子，追求我母亲。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对她(女主人公)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不能得罪谁，稍微得罪谁了，她就......自己就是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嘛，就是生活都非常的要非常谨慎，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错说，所以她也不能就是很简单地说拒绝，拒绝她的这个副校长的求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种很委屈、很谨慎的情况下，她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就是很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的气息。 法广：所有的周边的大环境、人际关系，对这个你的主人公，您的母亲对她的本性的压抑是怎么样的呢？. 罗令源：罗本来她很绝望嘛，她的这个家庭就是她父亲被判成....就是土改运动一来的时候，她父亲其实是一个很贫穷的农民，非常贫穷的一个农民之家里出来的农民；但是呢，因为太贫穷，所以呢可能就比较大胆。他（父亲）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得到一个机会，就到附近的城里，就叫横江渡，一个油店的——榨花生油店当伙计呢，就是在那里要做各种活的了，在店里作长工的了，然后因为他非常聪明，实际上他就不认得几个字，他可能就是认识到50到100个字，但是他因为非常聪明，然后他就看着这个打油店呢，这个怎么、怎么做，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可以做。到最后，都会了以后，他就又去叫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村里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很穷的，他那个乡村比较穷啊，当然里面有富的，但是我们家是当时村里比较穷的一家，然后他等于是我的外祖父了，就看了这一套后，他就想自己自己榨油，那榨油呢，又这些个设备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嘛，然后他就就是用泥巴就建了一个墙，就跟人家讲好，就在两个房子之间的角上搭了一个棚子，就后来这就是他的家，他就在那里搭了棚子，然后找了一个伙计，开始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夯啊，，就拼命的去榨油，后来他就卖（油卖）得很好，他就慢慢的就有点钱，开始就买个磨盘，还买了一头牛，让牛来拉磨。 后来，就是解放的时候，他就是有两个伙计就在里面干活，还有一个榨油的师傅，所以他就等于是雇了三个人，然后还有一头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棚子，后来做的越来越大，全家人全部都住了进来，伙计们也住在里面，所以呢，等于他就是比较有财产的了，就把他看成了地主。那个地主呢，就是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地嘛，就是不管每个人哪个家都会有一点的。可能那个时候，祖父当时总觉得做生意要显示自己有钱（有财力），所以在土改的时候，显示有钱，那不就完了嘛。所以就人家就要来把他（祖父）的财产翻出来，他就逃跑了，他已经感觉到人家（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很凶的，会打死人的，他逃到......，他还有一个儿子在武汉那里找到了一个工作，也是亲戚带出去的，找到了工作，所以他（外祖父）就逃到那个儿子那里去了。结果在家里，他的老婆本来就（在家）带着孩子嘛。后来他（外祖父）逃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员工都解雇了，然后就剩了老婆（外祖母）跟（女儿）我妈妈在家里。 那些个.......就是革命份子啊，然后就来抓人了，就说要去开批斗会。结果抓不到人嘛，因为等于我外祖父逃掉了，所以就把外祖母抓到牢里去了。就是要逼她，要求她丈夫回家。结果呢，外祖母很胆小，她本来就是在家里干活的一个女的，结果就是让她坐了三个月的牢。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完全就是个病人。后来就是全家一直花钱(给她)治病，可也治不好，就是人被吓（坏了）。出来的时候，人（外祖母）是颤抖的，脸是黄的，已经有黄疸肝炎了。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也没治好久，很快就......半年多之后就（病）死掉了。 那个时候外祖父还在外面，然后我妈妈就是......她是孤儿了，根本没法过（生活），一直想着要自杀，但是呢，又好像找不到恰当的方法。后来就是有一个、她的同学，也是个地主的女儿，当时也没路子，但是地主的那个女儿就跑过来说，哎呀，现在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读书，不要钱，可以免费读的，可以去读老师......简单的那个师范学校。那我妈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还有这样的机会，就一定要考上。所以呢，就开始就想办法去考，就是这个.......这个故事都写在书里面，她最后考上了师范。所以就是这样才把她从饥饿跟死亡的线上救了下来。 （我妈妈）她考上以后，马上到了学校，每天都有饭吃啊，之前可是已经没饭吃了，经常是挨饿饿的。这个故事呢，就整个的...实际上也写了阶级斗争给一个家庭，一个实际上是很普通、很朴实的家庭，带来的这个灾难吧！它也显示了（中国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残酷和无情。还有它实际上是毫无用处，它只是把整个中国人压扁他，压小他。所以我妈妈一生都得小心谨慎的。直到邓小平上台之后，他停止了阶级斗争，她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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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EB 12

    “讲好中国故事”：北京如何在全球传媒中执行习近平的意志

    在法国电视台TV5MONDE致力于辨别假新闻的节目《A vrai dire》 一月底谈到中国作为利己信息传播的隐形推手时，索邦大学地缘政治研究员塞尔玛·米胡比对该台资深记者米莲·吉拉多指出，中国并不是单纯想“改善形象”，而是在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叙事，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参与建设“更公正世界秩序”的仁慈大国。在她看来，这种叙事并非空洞的宣传，而是服务于非常具体的现实目标，也就是让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东欧和中亚地区，更容易接受中国在经济、商业、外交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布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全世界，甚至嵌入全球媒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从该集节目视角出发，并试着以问答的形式来为听众朋友们拆解中国对外叙事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舆论的。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8月19日。当时习近平在一次中共内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不仅要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要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动权。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只让别人来讲中国，而是要自己来定义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温和，但它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对外传播和国际叙事的长期战略安排。从那以后，中国开始有系统地思考，怎样才能让世界更多地接受、理解，甚至认同中国的立场和利益。 为什么一提到信息操纵，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信息战方式往往非常高调，也很容易被识别，比如假新闻、网络水军、干预选举等，所以在舆论中显得“存在感”特别强。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所有大国都在做信息影响，美国、欧洲国家、土耳其都不例外。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走的是一条更长期、更温和、也更不容易被察觉的路。它很少制造明显的假消息，而是通过不断重复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叙事，慢慢改变受众对现实的理解方式。正因为这种方式看起来“正常”，反而更容易被忽视。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性地做这件事的？ 如果往前追溯，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北京就已经在悄悄搭建一套全球媒体网络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媒体合作直接写进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里。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和某个国家建立正式合作关系，里面往往就会包含媒体交流的条款。这些条款看起来是“互通有无”，但实际效果是让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能够合法、稳定地进入对方国家的媒体体系。 这些所谓的媒体交流，真的只是正常的新闻合作吗？ 表面上看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很多交流项目会以“记者培训”或者“媒体互访”的名义展开。外国记者会被邀请到中国，参观非常现代化的媒体大楼，游览基础设施发达的大城市，也会看到中国展示出来的繁荣和高效。这些安排当然不是为了教他们怎么调查新闻，而是希望在心理层面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成功、值得尊敬、而且被西方误解的国家。久而久之，这种好感会影响记者以后如何看待中国相关的议题。 中国的国际媒体和法国媒体例如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法国24电视台这些机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从外表看，其实很像。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在全球设有分支机构，也雇佣当地员工，用多种语言播报新闻。但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独立性。像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法国24电视台当然也有国家背景，但它们的编辑部并不会每天收到政府告诉他们“今天该怎么写、哪些词不能用”。而中国的国际媒体，即便在海外，即便是本地记者，也必须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要淡化，哪些事情完全不能碰，都是有明确指示的。 中国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形象？ 据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米胡比表示，整体来说，中国希望被看作是一个善意的大国，一个正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公平的参与者。报道中经常会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快，科技进步有多先进，普通人的生活有多幸福，同时也会突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不干涉内政”的一面。这种叙事在非洲、东欧和中亚尤其常见，因为这些地区正是中国投资和外交布局的重点区域。 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媒体会大量使用中国提供的内容？ 原因其实很现实，那就是这些内容是免费的。传统通讯社通常靠媒体订阅来维持运营，但新华社每天可以向全球免费提供成千上万篇新闻稿，而且覆盖多种语言。在很多媒体财政吃紧、记者人数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这种现成内容几乎是“救命稻草”。不少编辑部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内容带有立场，而是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视频时代，中国又是怎么扩大影响力的？ 随着视频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之一，中国在2022年推出了一个叫AMSP的全媒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号称面向全球，支持七十多种语言，任何媒体都可以免费使用现成的视频和专题素材。对那些没有能力派记者出国、也无法自己拍摄国际新闻的媒体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些内容背后，最主要的来源当然还是中国自己的国际电视台。 这些内容都会明确标注是中国官方出品吗？ 并不总是这样。有些内容是以“合作伙伴专区”或者“特别报道”的形式出现，乍一看很像正常新闻，实际上却是付费宣传。有时候，中国甚至会直接买下整个网页版面，在知名媒体网站上发布文章。虽然会有小字说明是合作内容，但大多数读者并不会仔细去看这些标注。 问：那电视新闻里的中国影像，又是怎么出现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国际通讯社了。中国电视台会向美联社或路透社支付费用，把自己制作的视频放进它们的素材库。这样一来，全球订阅这些通讯社的电视台，在使用素材时，很可能就顺手用了中国提供的画面。虽然法律上会附带免责声明，说内容由合作方提供、未经核实，但在实际播出时，观众几乎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画面背后的来源。 这种做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什么后果？ 结果就像据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米胡比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叙事变得无处不在。在非洲法语媒体中尤为明显，但在欧洲、东欧和中亚也同样如此。很多媒体会直接转载新华社的稿件，却不标明来源，读者自然也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中国官方视角。在一些信息匮乏的国家，记者甚至只能依赖这些免费素材来完成报道。 中国的叙事在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吗？ 会，而且调整得非常灵活。比如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国在非洲媒体中使用的措辞明显更偏向俄罗斯，而在西方媒体中则相对谨慎一些。布恰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转述俄方说法，否认战争罪指控，这种立场并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中俄之间早已签署并不断深化的媒体合作协议基础之上。 维持这样一套全球传播体系，成本会不会非常高？ 毫无疑问，成本极其高昂。虽然外界很难算出一个准确数字，但普遍估计每年至少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不过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值得的长期投资。它带来的不是直接收益，而是话语权，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现实的能力，而这正是大国竞争中最难、也最关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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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JAN 20

    胡晴舫：在纷乱的世界、文化交流可安定人心

    致力于将台湾多元丰富的文化、艺术介绍给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台湾文化部驻法国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简称《巴文中心》，主持中心工作数年之久的巴文中心主任胡晴舫女士即将任满归台，在她主持巴文中心工作期间，中心举办了众多文化活动，如台湾文学大使周，邀请台湾文坛的著名诗人来法交流，组织台湾知名作家参加巴黎的《文学之夜》活动，借2024巴黎奥运的机会，举办文化奥运《台湾馆》，还利用中心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便利，策划台湾艺术家的光影秀《Tsiò 醮》参加巴黎的文化活动《白昼之夜》。在胡女士即将离开巴黎之前，本台采访了她。 法广：胡女士你好 胡晴舫女士：你好 法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新冠期间接任巴文中心主任一职的吧？ 胡晴舫女士：是的，我是2021年二月份接的这个工作。那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被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我是在台湾接了这个工作，那之后要过来法国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法规。因此拖到了夏天之后才正式抵达巴黎。 法广：您抵达巴黎之后，在这种大环境下，（开展工作）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胡晴舫女士：其实我接这个工作来讲，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遭受到新冠肺炎的问题，然后我来到法国，又刚好法国其实已经逐渐脱离新冠肺炎的肆虐，其实那个时候法国是逐渐打开的，每个人都很想出来，然后要好好享受文化生活。那个时候（新冠禁足期间）世界停摆了，几乎是2年的时间，那台湾在那时候还在持续的开放，持续的有不同的展览，也有不同的表演，所以台湾在某方面累积了2年的文化内容，因此在法国非常对文化内容非常饥渴的时候，就抓到这个机会，把台湾的文化内容介紹給法国的观众，那他们也非常非常地欢迎。 法广：在你主持巴文中心的四年里，中心举办了很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中，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胡晴舫女士：我有感觉到整个世界正在改变。我觉得无论是地缘政治也好，或者是新冠肺炎也好，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地球都在改变，然后包括新一代的人类，其实他们想法可能跟我们这种二十世纪末出生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一方面是很幸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来到巴黎，然后有这样一个工作，使得我可以跟很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也好，艺术管理人才也好，去合作，然后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巴黎毕竟是巴黎，所以他们很多事情看待世界的方法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而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跟他们一起交流。我觉得其实对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跟学习。 我其实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忙碌，我也知道包含中心很忙碌，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忙碌。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活动，无论是在独立书店里面办理作家阅读的活动，或者去大型的电影节去担任焦点主宾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都都不断地在合作，而且在互动，在碰撞。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无论是去克莱蒙-费朗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雷恩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阿维尼翁 Off 艺术节"也好，他们(观众)对台湾的艺术跟艺术家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然后他们也完全能够、完全能够掌握到和吸收到台湾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讯息。那台湾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也真的很优秀，所以他们走得很前面，然后他们跟法国的观众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法国观众给他们的回馈和反馈，那个能量也是非常...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交流为什么这么的珍贵？因为它无论如何，你说它是机构，对机构或是后面有什么组织在推动，但最后最后文化上的交流是一个人跟对一个人在谈话。艺术家是一个个体，他想出来的事情，观众也是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一个讯息，然后回馈给这个艺术家。因为我是写作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就很像：作家可能在写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夜里面慢慢写，当他被读懂的时候，那个读者也是用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化真的确实可以超越很多事情，尤其我们现在的世界确实非常的纷乱，无论它有一些战争或意识形态上的碰撞，那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文化就变成是一个比较能够安定人心的一个很珍贵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坐下来谈的。那要用什么方法来谈？我觉得政治上的对话当然有帮助，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其实会回到最人性上面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然后它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比较有安身立命的的那一种，就是它很....... 法广：容易，很容易相互理解，很容易交谈下去，很容易能够达到共鸣？ 胡晴舫女士：我觉得是最好是文化会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人性，然后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人性，所以它最后就是它是一种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文化在身体上确实会让世界温柔一点，然后多很多份理解，不是多一份理解，是多很、很多份理解。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个工作给我这样的机会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激法国，因为法国人一直都是很重视文化的，我觉的他们重视文化不是只是美学上的讲究，这个也是跟他们整个立国的理念有关系。我就刚刚讲，我自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 法广：那您马上要卸职回到台湾了，回到台湾之后呢，您接下来会有哪些安排呢？会不会隔一段时间再来巴黎继续您的文化宣传之旅呢？. 胡晴舫女士：应该不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写文学的人，那我觉得我踏入公职完全是一个意外。可是我也很感激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家也知道，作者常常一个人在看世界，理解这个世界。那因为这个工作，使得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碰触到不同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其实最后一定会反馈到我的写作上面。它打开我的眼界，让我把很多事情想得更深刻一点。那我是觉得对我的写作是完全、非常、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回去以后可以再拿出一点更好的写作成绩来。 法广：那您准备继续您原来的写作生涯，主攻哪个方面呢？小说还是什么？. 胡晴舫女士：我我一直都是写一个所谓的议论性格的散文以及小说。那我這幾年越来越主攻长篇小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用故事，就可以把一些空间思想空间打开，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想这个故事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些人类、这些角色，他们在各自里面碰撞，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角度跟观念？然后读者从这个小说、身上可以感觉到或思考出自己大概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听故事的原因。就小时候听童话，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小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吧，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住香港啊，北京、上海、东京、纽约，现在是巴黎，所以我一直...一直都在想这个文化的怎么跨界，然后身份上的认同，以及人跟人之间如何共存？这么多人类要如何能够不是残害这个世界，而是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世界当然是无论如何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彼此跟彼此之间的冲突，不是只有邻居或者社会跟社会之间，甚至有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冲突。那我我觉得种种的问题都还在等待我们去思考，思考之后能不能够解决，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但是我觉得开始思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 法广：那我就在这里预祝您写作成功，给读者非常美妙的文字，让他们能够沉浸进去，然后反思很多东西。谢谢您。胡女士谢谢。 胡晴舫女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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