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界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3.0 (3)
  • News
  • Updated Monthly

华人足迹，遍布世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每周四“中华世界”同您一起触摸华人社会的脉搏。

  1. Jun 11

    习近平外，法国记者说不出三个当前中国人的名字：超尴尬沉默的背后是...

    5月28日，法国LCI电视台的一档国际时事座谈节目中，主持人戴维·普雅达斯（David Pujadas）向在座几位资深媒体人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今天谁能说出三个中国在世名人的名字？” 不料现场竟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他们开始思考，绞尽脑汁。其中一人开口道：“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然后就再无下文了。出现在电视画面中这种尴尬的沉默，是否直接映照出法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的无知和漠视？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据《费加罗报》在六月初报道说，这一幕被地缘政治学家、《大洲》（Le Grand Continent）杂志联合创始人吉勒·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写入了他的新著《定义我们的敌人》（L'Ennemi qui nous désigne，伽利玛出版社，2026年）的序言里，作为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仅2018至2019年间生产的水泥就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量，全球逾半数的AI研究在中国完成，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更令人咋舌！ 依格雷萨尼之见，“当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关注国际事务、阅读报刊的人，都难以列举出三位中国公众人物时，这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格雷萨尼尼补充说，“我们生活的心理认知还停留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我们觉得自己还活在2000年，但实际上，我们离2050年更近。” 《定义我们的敌人》这本书汇集了多位“知名汉学家和习近平的关键理论家”的文章，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独家文档档”。格雷萨尼呼吁读者审视前述中国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然而，我们依然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感慨道。 或为帮助填补这一空白，《费加罗报》在报道此一事件后，又发表了第二篇题为：「无法列出三个在世中国人的名字？这里有十位代表当代中国的人物」报道。文中例举出10位活跃于当代中国政治、科技、商业、文化与体育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政治与权力：掌舵者与幕后人 王沪宁——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 如果说习近平想当然尔是中国的掌舵者，那么70岁的王沪宁便是为这艘巨轮校准航向的人。这位低调的政治学者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提供思想资源，被视为“中国梦”这一执政叙事的核心缔造者。他名义上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但其真实分量在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对外宣传，皆出自他的主导。 蔡奇——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在国际峰会的镜头里，那个高大身形、银发短促、始终出现在习近平身后的男人，便是蔡奇。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今年4月将其描述为“可能是中国第二强有力的人物”。作为习近平的办公厅主任与安全事务负责人，70岁的蔡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称“接触到中共的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有关习近平继任者的讨论中，尽管在中国政治的逻辑里，权臣随时面临被清洗的风险。 科技与商业：重塑世界的造局者 梁文峰——AI领域的国家冠军 2025年初，一家名为DeepSeek的中国AI公司以低成本开源模型横空出世，令硅谷巨头猝不及防。其创始人梁文峰，这位41岁的工程师，在短短数月内从默默无闻的技术极客，跃升为举国称颂的科技英雄。投资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评价说，“DeepSeek驱散了中国人的低迷情绪”，梁文峰“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彼时，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阴云正笼罩全球。 张一鸣——可怕算法的缔造者 他被描述为低调、内向，甚至有些社交障碍。但43岁的张一鸣所创造的TikTok，却拥有近20亿活跃用户，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社交平台之一。这个短视频巨兽在世界各地引发恐慌：美国将其美国分公司国有化，欧洲着力监管其成瘾性算法，澳大利亚则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作为字节跳动集团创始人，张一鸣身家约693亿美元，位列中国三大富豪之列。 李柯——向全球汽车市场发起冲击的女将 2025年，比亚迪全球销售226万辆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首次超越特斯拉，令整个汽车工业界震动。这份成绩背后，比亚迪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Stella Li李柯功不可没。这位56岁的女性高管在企业内部逐级晋升，如今环游世界推广比亚迪品牌，并于2025年荣获《世界汽车奖》年度人物称号。今年4月，为在欧洲推出Denza品牌，她包下了巴黎加尼叶宫，邀请动作片明星丹尼尔·克雷格出席，气势恢宏。 文化与媒体：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杨澜——中国的“奥普拉·温弗里” 58岁的杨澜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她的《一对一》节目采访过比尔·克林顿、埃隆·马斯克、妮可尔·基德曼、迈克尔·菲尔普斯等全球名人。她创立的阳光卫视集团见证了中国媒体在本世纪初的崛起。如今，她活跃于媒体、文化与新技术交汇的多个领域，同时持续为中国社会中的女性议题发声。 赵婷——流亡的导演 这位44岁的导演在北京度过了对美国电影充满热情的童年，后来却成了在西方最负盛名、在中国却近乎“禁区”的中国裔创作者。赵婷（Chloé Zhao）的《无依之地》（2020年出品）横扫威尼斯金狮奖、两项金球奖，以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奥斯卡大奖。然而，这部影片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她此前对共产党思想管控的批评让她成了北京眼中的“不受欢迎的人”。某种意义上，赵婷的存在本身，便代表着那个北京尚无法完全掌控的领域。 宁宁（Ningning）——跨越边界的青春偶像 她在Instagram上拥有1100万粉丝，是法语歌手Aya Nakamura的两倍。出生于哈尔滨的宁艺卓，艺名“宁宁”，是韩国K-pop女团aespa的成员，也是这一全球流行文化现象的代表面孔之一。23岁的她已成为古驰（Gucci）全球代言人——品牌方盛赞她"具有磁性的舞台表现力、罕见的声乐实力，以及超越原有受众群体的鲜明艺术身份"。 体育：竞技场上的国家象征 樊振东——乒乓球赛超级巨星 在中国，顶尖乒乓球运动员的国民地位，不亚于基利安·姆巴佩之于法国。29岁的樊振东正是这一国民运动的最耀眼符号：他在2021年东京和2024年巴黎两届奥运会上共斩获三枚金牌，并拥有九个世界冠军头衔，其中三次为单打冠军。昵称FZD目前效力于竞争最为激烈的德国联赛，持续书写着这项运动的传奇。 郑钦文——网球新星，压力下的眼泪 2024年巴黎奥运会，年仅21岁的郑钦文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摘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子单打网球金牌，一时间成为无数人眼中“来自东方的闪亮红色流星”。然而，荣耀之下是难以承受之重。今年法网首轮出局后，她在发布会上泪流满面地说：“压力让我无法发挥。” 这位23岁的年轻人坦言，自己需要“从零开始”。在伤病与期待的双重重压下，她的重新崛起，或许将是另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诚如，格雷萨尼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剧变感到如此晕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依然拒绝正视当代社会的一个巨大维度：中国。” 这十个名字，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11 min

  2. May 28

    算一算“未富先老”的中国退休金的账单

    大家好，近期法国电视台BMF与《解放报》及《费加罗报》纷纷关注中国退休制度与养老金危机，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相关议题。话说有一组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位人口学家失眠。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全国退休年龄人口约为3亿。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超过美国的全部人口。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失去了340万人口，荣鼎咨询预测，未来十五年内还将再减少约6000万，这数字相当于整整一个法国从地图上消失。且这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法国电视台BMF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超其经济发展的步伐。用学界的表述，这叫“未富先老”——在尚未积累起西方国家那种财富厚度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承受与之匹配的人口老龄化代价。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人员将此概括为"双重挑战"：既要维护急速扩张的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又要在财政上撑住一个日益沉重的养老金体系。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不足170万对，创下2020年封控以来的最低纪录，较十年前腰斩。婚姻数量是出生率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曲线只会更加险峻。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16%，高学历年轻人难觅适配职位，即便步入婚姻，生育计划也一再延后。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地压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这一切汇聚成一条越来越陡峭的下行线——而养老体系，正处于这条线的最前端。 两套制度，十五倍鸿沟 报道表示，若欲理解中国养老危机，必须先理解它的制度结构。 中国并非只有一套养老体系，而是并行运转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各自覆盖约一半的人口，彼此之间的落差，触目惊心。 第一套，面向城镇正规就业人员。它运作方式类似社会保险，养老金与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直接挂钩。2024年，这类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3825元（约合485欧元）。 第二套，覆盖农村居民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群体——也就是那些在建筑工地劳碌一生的农民工，那些撑起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名劳动者。他们历史上缴费普遍较少，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基础补贴。平均下来，每月仅约246元——约合31欧元。 两套制度之间，相差竟有十五倍。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王子晨（音译）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共同富裕”的旗帜在国际上高高飘扬，仿佛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均等化实验。然而现实是，国家在向普通公民直接转移支付方面，始终极为克制。 今年3月出台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被许多代表寄予厚望，期待能给农村退休人员一次大幅加码。结果令人失望：最低基础养老金仅上调20元/月，调整后为163元（约20.6欧元）。 报道认为，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研究员亚历山大·布朗直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并将继续以支持产业为导向，而非以惠及家庭为导向。习近平坚信，在大国博弈的时代，产业优先是强国的必要路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仅为13%，而欧洲国家平均高达30%——这一差距，既是造成内需疲软的深层根源，也是中国出口持续高歌猛进的结构性燃料。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已在路上。法定退休年龄正在逐步上调：男性从60岁提至63岁，女性工人从50岁提至55岁，女性管理人员从55岁提至58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一调整将使2050年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15.3%降至11.9%。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19年便已预警：若无系统性改革，养老金体系可能在2035年前后陷入赤字。北京为此在2025年动用了约3670亿欧元来填补社保基金缺口，占一般预算支出的10%以上——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判断则更为悲观：人口压力对中国财政平衡的冲击，可能仍然被严重低估。 香港老人的出走：用脚投票的养老选择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农村老人是在制度的夹缝中无声等待，那么香港的退休人员，则用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回应着另一套失效的养老体系——他们选择出走。 据《解放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说，陈先生（Eric Chan）六十多岁，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两年前，他与妻子斯黛拉迁居广东中山。“我们想过上舒适的生活，留在香港已不是选项”，他说。他们在中山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在香港，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奢望。香港长期高居全球生活成本榜首，即便是公务员，也难逃退休后的贫困恐惧。 那个形象始终萦绕着他们：“纸皮婆婆”——那些在街头低头捡纸皮箱卖钱维生的老人。“我们曾觉得，可能得工作到死，才能不成为子女的负担”，陈先生如是告诉《解放报》。如今在中山，这些恐惧都消散了。他们过上了一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活”，甚至每次回港探亲，反倒是祖父母请全家吃饭。 报道强调出，陈先生的故事，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趋势的缩影。 香港大学老年学家卢佩仪教授揭示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在政府补贴介入之前，香港65岁以上人口中，有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力退休。公立养老院候位时间约两年，医院一床难求，牙科预约有时需要等待数月。更令人忧虑的是，2022至2024年间，香港老年人自杀人数年均达470人，占全港自杀总数的40%。 而在边界对面，一座名叫中山的城市，正成为越来越多港籍退休人员的新家。中山距香港车程仅两小时，房价、医疗、餐饮开销都大幅低廉，文化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中山房产中介艾伦·杨描述，自疫情结束以来，来自香港的购房客户络绎不绝——教师、公务员、“普通职员”，有些尚在五十多岁，便已开始布局退休生活。 事实上，数字印证了这一趋势：2025年，约10万名65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定居广东省，较十年前增加40.5%。今年3月，已有1100名港籍老年人入住广东省26家养老院，是2022年的九倍。 这场悄然进行的迁徙，有其深刻的结构性逻辑。它是香港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积弊的折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进程的现实写照——当政策倡导的融合遭遇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人口自然会以最经济理性的方式流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已表示，若需求持续增长，将进一步与内地协商对接。一场养老意义上的“北上”，已成规模。 机器人的介入：技术能否填补人情的空缺？ 无论是大陆老人还是香港移居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困境：子女不在身边，或数量本就稀少。在中国城市，飞涨的房价让四五十岁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人口缺口，正在以一代人为周期显现其后果。 当人手不足、机构床位告急，技术的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或者说，一种无奈的必然。 据《费加罗报》题为「中国：老年人依赖陪伴机器人已成必然」报道指出，中国工程师正在将这一答案具象化：人形机器人。 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双足金属机器人，正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养老机构中。它们能翻动身体、协助按摩、递水喂药，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行走，胜任大量重复性照护任务。部分机器人配有AI驱动的动态面孔显示屏，可呈现出使用者熟悉的亲人面容，以激发情感上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不疲惫与不耐烦，不会闹脾气，也不会在凌晨三点拒绝回应呼叫。 展望2040年，这些机器人将能掌握同住者的生活习惯，回答问题，帮忙找回丢失的眼镜，甚至陪老人下棋——并刻意避免每局都赢，以照顾对方的情绪。中国每年新增约1700万60岁以上老人，庞大的需求缺口为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然而，技术的边界，在《费加罗报》报道描述的那幅清晨公园图景中，显得格外清晰。 每天清早，中国各大城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老人们随着悠扬的传统音乐，成群结伴，缓缓做着晨练。那是一种对陪伴与温情的渴望，一种机器人永远无法填补的人类需求。机器人可以协助照料身体，却无法给予真正的情感联结。它们是效率的补丁，而非人情的替代品。 这一局限，在香港移居中山的退休人员那里，被另一种方式诠释：人类仍然需要真实的社区、可负担的医疗、物质上的安全感，以及与子孙辈分享一顿饭的简单快乐——这些，机器人一样也给不了。 最后，我们若将前述这三篇报道放在一起思考，其实都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未富先老”的中国，正在用一个尚未充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去承接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冲击。

    12 min

  3. May 7

    四川两弹城博物馆讲述中国核武器的前世今生

    核武器从之前令人谈之变色的存在，到如今，任何计划开发核武器的国家仍会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核武器的制造更是各个核大国最高级别的机密之一。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就位列其中，且在核弹头的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那么中国的核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日前，法国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发回专稿，将蒙在中国核武器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一角。报道了在四川绵阳梓潼，一座昔日的核研发基地如今已被开辟成博物馆——两弹城博物馆，这里见证了中国原子能计划的起源。四川至今仍然是中国核计划的关键基地，而这些设施正呈现出复兴态势。北京希望通过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来加强其战略威慑力；并试图在数量上缩小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差距。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专稿。 文章开篇写道，一条数百米长的隧道穿山而过，隧道采用了据称能抵御最猛烈攻击的混凝土加固。去除核污染的淋浴设施依然完好无损。隧道两侧长长的墙壁上，醒目的红色宣传标语赫然在目。其中一条写着 : “只有一条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研发原子弹！”。 深入隧道，昔日的实验室向参观者讲述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历程，以及为何将研究基地迁至四川中部绵阳市辖下的梓潼——这个偏远的内陆地区。这一决策源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对来自远邦美国和紧邻苏联的双重威胁的担忧。 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可以看到巨大的红白相间原子弹复制品，以及一枚20米高的东风二号导弹模型。人物蜡像则再现了昔日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忙碌工作的身影。大量当年的新闻剪报记录了国家在核武研发上的重大抉择。一位退休的中文老师专程来这里参观原902研究所——曾负责研制核武器的第九局的下属单位，如今已改建成为博物馆。她回忆说： “其他大国都拥有原子弹，如果我们没有，又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原子弹，国家和人民就处于危险之中”。 道理就这么简单，“实力远胜于雄辩”。 在梓潼，老旧建筑物上“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但在川北地区，核军备竞赛并非遥远的历史，恰恰相反，中国仍在这片山区继续生产核武器。 2025年12月底，《华盛顿邮报》报导了由总部位于维也纳的开放核网络（ONN）和总部位于伦敦的核查研究、培训和信息中心（Vertic）进行的的调查结果，这两家西方机构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自2021年以来，中国军事核设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据研究人员称，其中一处设施位于距离如今已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前核研究生产设施直线距离仅几十公里，主要用于生产核弹头所需的钚芯。另一处设施则专门用于生产高能炸药，这种炸药在撞击爆炸时会压缩钚芯，引发裂变。 文章指出，这些进展符合中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据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核武库存将从目前的约600枚核弹头增加到2030年的约1000枚，但仍远低于美国的3700枚和和俄罗斯的4300枚。 部署导弹超过100枚 2024年9月，中国在海南岛南部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11000公里，落入法属波利尼西亚以北的太平洋海域。同时，中国还在地面部署了强大的雷达系统，发射了早期预警卫星，这些系统设施能够令北京在90秒内探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华盛顿认证，这使得中国具备了与美国相当的、在导弹击中本土前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三个不同的发射地点部署了100多枚导弹，提供了多种报复的选项。 文章指出，目前，北京正在对自己的武器库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领导人将此视为重振国力的关键标志。为了维持军队的全员备战状态，中国自2023年开始发起了对军方的大规模整顿，，负责导弹和核武器的部队首当其冲。此后，两任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六名将军中的五人相继下台。但在2025年9月3日，习近平主持的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中国首次展示了涵盖空、陆和海三位一体大型运载能力的核导弹，从而跻身此前只有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成员的核武俱乐部。 在毁灭性的核武器竞赛中，中国起步的时间大大晚于其他大国。 1964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新疆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时。而美国早在19年前就已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已经进行了长达15年的核试验。 在梓潼博物馆的信息展板上，写着中国“不情愿”地被卷入了这场核军备竞赛。解说强调：“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局势迅速升级，核恐怖的威胁笼罩着世界。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国果断发展核能力。” 这种既拥有核武器但又不热衷使用，仅用于防御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核战略。自1964年10月16日首次进行核试验起，中国就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不针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这一战略旨在使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与其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身份协调。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由于其核弹头数量少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北京仍认为没有必要承担与它们相同的义务。当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规模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在2026年2月5日到期，且到期前并未就后续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纳入未来的核裁军承诺中。北京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的核力量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此时要求中国加入核裁军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选择在梓潼建立中国军事核实验室这一决定本身，就反映出北京对当时两大超级大国的担忧。1955年，中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核武器研发，初期的研究中心设在北京和青海，以远离美国的威胁。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增兵与冲突加剧，令中国领导人对沿海和边境安全产生新的担忧。 1964年，北京决定将最具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转移到西部深处，特别是转移到四川。这一政策被称为“第三战线”。此前，沿海省份和与苏联相交的边境地区为第一战线，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内陆地区则构成了第二战线。数以万计的士兵及其家属被派往山区开垦土地，建设新的工业园区。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在视察四川时，将四川称为“国家战略腹地”；这显示“第三战线“战略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最后写道，在川南乐山附近，编号“525“的工厂曾专门生产核动力卡车。如今，工厂旧址已成废墟，当地农民在废墟中种植蔬菜。在残存的墙壁上，毛泽东的画像和原子弹、导弹的宣传画褪色明显。但“敬爱的毛主席！绝对服从毛主席！”等口号仍清晰可见。一些退休的工人和士兵偶尔也会来此散步。一位82岁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当时被派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工业。那时候，一切都是绝密”，老先生只透露了自己的名字，来强调当年工作的敏感性。1968年，他被派到这里，此前他曾在越南前线服役三年。那时，中国向越南派遣士兵，帮助越南共产党重建铁路和公路，以确保在美军轰炸下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的到位。

    12 min

  4. Apr 11

    旅法艺术家张漠予："艺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让我意识到生活有多重要，生命有多重要。"

    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带您一起逛了逛旅法艺术家张漠予（Zhang Moyu）的画展“沿着阴影的边缘”。张漠予说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她说她想表达的是一种被忽视的处境，以及我们往往不会去谈论这些伤害、这些暴力，但它们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随后，她谈到了在法国的生活就像一场修行。法语和法国文化又如何帮助她重新理解自己，帮她厘清了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最后，她还讲述了自己放弃医学转向艺术的选择和经历。她认为自己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和张漠予展开一场深度对话，去观察和理解这位艺术家的所思所想。 RFI：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是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说的“求真”，或者是向着一种光去生活？ Moyu：我觉得这就是自我意识吧，是一个慢慢逐渐发展的过程。就好像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哪怕是在学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会对电影、文学这些艺术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我喜欢跟搞艺术的人一起玩，这可能也是一种天性，就是你对一些东西有一种好奇心。但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对这些东西有好奇，其实自己是不清楚的。 当你越来越靠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其实就是一条求真之路。如果没有求真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它就不太有意义，真的。因为我觉得修行有很多种方式，而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RFI：你的画里面常常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肃穆的氛围，就是有一种宗教感。 Moyu：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认为我是有信仰的。每个人的信仰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我信仰真理，我认为真理是存在的，“真”是存在的，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我也可以说我信仰宇宙，信仰这个宇宙的主宰。在基督教、天主教里面，他们认为是耶稣，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对“主宰”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我觉得，信仰其实可以更博大一些。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信仰的，而且是有信念的。 RFI：其实在你成为艺术家之后，好像你可以脱离一些固有的社会规则，或者世俗中大家对一个人的期待和压力，去过一种自己的生活。但在你成为艺术家之前，包括你当时那么多年，又来到法国读书，中间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特别明确自己会用这种方式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处理自己与外界、与社会、与这些压力和世俗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Moyu：这种评判和眼光，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种种自我怀疑，其实也是和外界的一些评判、眼光，以及所谓的世俗标准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修行其实也是在修这个。 当你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当你确定你走的这条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东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在”。求自在，就是对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对我的一些看法，当然也包括来自亲友、家人的一些阻碍和压力，我觉得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都在慢慢地被淡化。 所以对我现在来说，既然是求真，那这些东西自然都会被推得很远很远了。 RFI：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每天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自在的状态。你会做一些手工，也会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画画，而不会说很着急，比如为了完成一个作品去获得下一部分收入之类的。 Moyu：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到“修心”。我觉得经过很多年的修行（姑且这样说吧），我不是一个对未来特别焦虑的人。我比较认同佛家所说的“活在当下”，就是活在每一刻。 所以，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也会有，不可能完全没有，比如经济上的压力。而且我和我先生两个人都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比如教学来维持生活。他教戏剧，我教舞蹈，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获得收入。当然，这些方式也是我们相对比较喜欢的。 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目前来说就可以了。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我就可以继续创作。当然，我们也希望情况能变得更好。对我来说，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经济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度，没有别的，就是自由度。我们希望有更高的自由度，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至于你说的那种压力，肯定是会有的，但我不太会因此焦虑。整体来说还好，偶尔会有一些。但艺术家本身也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低潮，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RFI：经济是一个很具体的面向。我其实想问的是，你刚才也说到一部分，就是一个人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Moyu：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去寻找一种平衡。只有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你才能更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刻意去屏蔽一些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信息。因为现在的环境确实不太理想，我觉得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这个世界。对于外界的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我会尽量少关注。包括现在信息太多了，我是一个会主动屏蔽很多信息的人，把时间更多地花在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更喜欢“做”，所谓的“savoir-faire”。这种方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想太多，直接去做就好了。我觉得很多事情——包括绘画、弹琴、做衣服、养花、做饭、喝茶都是在“做”的过程中，体会到一些很简单的快乐。 对我来说，不需要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内心的，它不在于你在哪里生活、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是否能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到自在。只有做到自在，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觉得“自由”和“自在”这两个概念是很接近的。也许我很难定义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但我可以尽量让自己活得自在。佛家所说的“修自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RFI：你刚才说，尽量用一种接受无常的心态去生活、活在当下。我在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很多时候做到这样的话，当你想到“死亡”这个命题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 Moyu：我曾经很多很多次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我日常生活中会经常浮现的一个命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死亡本身其实所知甚少，我们并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可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完结、一种结束。如果从佛家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没有“死亡”这一说的，它更像是一个轮回的开始。你修得好，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轮回。当用这样一种方式去看待死亡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我觉得，既然我们也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那就把当下活好就可以了。因为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和年龄、和其他条件都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非常未知、不可预测的东西。与其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我觉得不如专注于当下。真的，就是当下，没有别的。 RFI：我想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如何生活，和他如何面对死亡有很大的关系。死亡可能是一个比较终极的问题，但在这个命题背后，其实也关乎一个人如何承受生活中的“失去”。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对不稳定的态度、对无常的理解，无常本身就是一种失去。你可能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或者一些东西。我想知道的是，当你说你能够接受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处理这种承受、这种失去的？一方面是你如何面对它，另一方面是艺术在这其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Moyu：我觉得就现在的我来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拥有”过什么。现在这种相对安稳的生活状态，如果你经历过比较艰难的时期，其实正是那段时间让我理解了这些，   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真正拥有的，其实只有当下。所以所有事情都是无常的，它们来来去去。当它离开的时候，那是自然的安排，不是因为你“失去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不太容易患得患失。我觉得我并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所以一切都可以来，也可以走。它来了，我会很开心，欢迎它进入我的生活；但当它要离开的时候，我也会和它说再见。我觉得我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RFI：你觉得你在生活里经历过一些很重要的失去吗？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好像从一开始你就接受了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这种观念：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然后慢慢走到现在。但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是经历了一些很重要的失去，才慢慢学会接受。所以我想知道，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Moyu：可能我正好是相反的。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拥有什么东西，别人给予我的一切，我都觉得是一种馈赠，是意外的。所以对我来说，所有我得到

    18 min

  5. Mar 27

    “每个人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 ：“沿着阴影的边缘”画展与艺术家张漠予的“求真”之路

    从玛丽桥穿过塞讷河，就到了巴黎著名的玛黑区，这里画廊遍布，艺术气息浓厚。而在圣保罗花园街14号，旅法艺术家张漠予（Moyu Zhang）带我们来到了她的画展。这次画展的名字叫：Au fil de l’ombre，翻译成中文，可以叫“沿着阴影的边缘”，张漠予用画笔描绘了童年的记忆。在广阔幽深，宛若梦境一样的画面中，我们似乎重新想起了那些成年人视若无睹的暴力和童年经历的无声的创伤，虽然悲伤，却又因无比真实而让人倍感亲切。一个人的童年可以是美好的，却也总是孤独的，因为孩童是敏感而脆弱的存在。本期中华世界将带你一起探索一位画家眼中的童年。 和漠予一起走进画廊，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小木方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羽毛，落叶，钥匙，但最多的还是石头，这个创意是漠予的主意。 Moyu：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石头，对吧？因为我是一个石头收藏者。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别人带回来的可能是各种手信，而我带回来的却是几公斤的石头。我家里还有很多很多石头，以及各种小物件。这些树叶就不用说了，秋天的时候看到好看的，我也会捡回来。 有时候我先生也知道我喜欢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所以他也会从外面给我捡一些回来。于是我们俩现在都有了这个癖好。 像这根羽毛，是有一次我在巴黎街头做一个行为工作坊的时候，从天而降，刚好落在我身上。我就把它捡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这跟我有缘。我觉得这是一种相遇吧。不仅人和人可以相遇，人和物件也是可以相遇的。 我的画里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元素，当然都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包括童年的很多东西。在我现在看来，它们依然是有效的。对我来说，我依然很敏感。就像收藏这些小东西，其实是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却会被当作宝贝一样，就像小孩子的百宝箱一样。 RFI：现在正在办的这个画展是关于童年的。你觉得在你现在这个阶段，当你再想到童年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Moyu：这么说吧，我觉得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因为小孩子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时候成年人会不经意地对孩子施加很多影响。在成年人看来，也许那些事情不算什么，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强烈的体验。 所以我画这个系列，其实是基于我童年时期、作为一个小孩子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状态，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被忽视的处境。我们往往不会去谈论这些伤害、这些“暴力”，但它们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童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只是我觉得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些东西，也没有能力去梳理童年中那些对我产生影响的经历。在中文语境里，有时候你甚至无法真正理解某些感受；反而是学习了另一种语言之后，你才能更好地去体会它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些词汇甚至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法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选择。它帮助我厘清了很多东西，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法语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也让我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表达这些经验，并借助它去重新看待和整理自己。 RFI：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语言带给你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法语带给你的这种影响。你在法国应该已经生活了......? Moyu:我是2010年来到法国的，所以到现在是16年了。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从一个人群进入另一个人群，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不断去适应它。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能够跳脱出原来文化中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当我和原有的文化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反而看得更清楚了：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样的经历让我对自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逛完了漠予的画展，第二天，我和她一起来到她的家，就像画展看到的那样，家里摆满了各种小物件，有些是捡的，有些是在集市淘来的，还有她自己制作的。在不画画的时间里，漠予就练古琴，织毛衣，做手工，此刻她的工作台上摆的是一只碎掉的花盆，她正准备把陶片重新粘起来，修复它。 这一次，我们坐在一起聊了聊她成为画家的经历，以及她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 RFI：上次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童年的话题，今天我其实更想跟你聊一聊你作为艺术家的经历。你之前是学医学的，后来转向了艺术。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放弃医学，转而走上艺术这条路？ Moyu：因为我学医比较早。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中专，当时家里人也希望我去读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卫校（现在已经没有了）。于是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中专，后来又在医院工作了两年。 但我自己觉得，很难想象一辈子都在医院里度过。后来我觉得自己年纪还小，不如再去读书。那么读什么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但这是我最直接想到、也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比如未来的职业发展之类的。既然已经离开了一个不喜欢的行业，就没必要再选择另一个不喜欢的行业，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喜欢的方向，于是又进入大学学习绘画。当时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独立，想要经济独立，离开家，自己生活，获得自由。但我也觉得，做艺术家可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而且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小，并没有觉得艺术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单纯喜欢，但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 后来在毕业前，我开始接触摄影。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我就拿着相机自己拍照，慢慢发现自己很喜欢，也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职业，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后来我也确实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其实当时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但就像之前在医院一样，做了几年之后，我又开始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一件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那时候我差不多三十岁，就开始问自己：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之前学过艺术，又很喜欢电影、欧洲电影，还有文学，看了很多，对欧洲的文化和人文环境也很向往。我当时常常想，要不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试试看。于是后来就开始学法语，然后来了法国。 之后我在巴黎一大读了造型艺术硕士。也正是在这段读书期间，我才重新开始创作，并尝试了不同的媒介。因为在国内从毕业之后，我其实一直没有再拿起过画笔，也没有真正进行过所谓的艺术创作。摄影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工具，我甚至觉得它不完全算是艺术创作。 在重新读书的过程中，我尝试了很多媒介，比如影像、装置等等，但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真正适合表达自己的方式。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休学了一年，因为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就在那一年里，我待在家中，重新开始画画。时隔十几年没有碰过画笔，我又重新拿起了它——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重新走上了绘画这条路。 RFI：我觉得你做的很多选择，其实哪怕放到现在来看，也都是比较大胆的选择。当时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做这些决定的？还有一个我很想知道，你的这种勇气是来源于什么呢？ Moyu：可能和我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的天性里就有一种对独立和自由的需求。我很早就对自己说，我想要过一种和父母不太一样的生活。这个“种子”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所以后来做的每一个选择，我觉得背后其实都有一种驱动力，是一种原动力。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最初、最本质的动力。正是因为这种原动力特别强，它一路推动着我走到现在，让我始终在做那些最遵从内心的选择。 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下，我一步一步做出了这些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 RFI：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做出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Moyu：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但如果说最艰难的阶段，应该是最初的五六年。因为你从一种文化突然跳到另一种文化，我觉得语言的改变对一个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语言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法语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来到法国之后，也需要在经济上完全独立。所以当你身处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语言又不好，还要同时面对生存问题，各方面其实都是巨大的压力。另外，你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是非常迷茫的。一方面是迷茫，另一方面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你不知道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会结束，这种不确定性是很煎熬的。 但我其实很感谢那一段经历

    18 min

  6. Mar 12

    伊朗真的被中国和俄罗斯“抛弃”了吗？

    两周前，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战争第一天就精准击杀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而在以色列和美国持续不断的轰炸之下，伊朗如今几乎完全孤立。它真的被中国和俄罗斯抛弃了吗？ 让我们重新回顾中俄面对中东冲突的反应。战争发生后，伊朗的长期“盟友”中俄一致对美国和以色列表达了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称，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恢复对话谈判，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俄罗斯外交部则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所谓“无端侵略”，并批评针对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暗杀”和“猎杀行动”。然而，克里姆林宫刻意避免对特朗普进行批评，并继续对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当被问及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如何还能信任华盛顿时，这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回答说，俄罗斯“首先只信任自己”，并始终以自身利益为先。 不仅如此，中国和俄罗斯还就该问题相互沟通，共同表达关切。中国外长王毅在哈梅内伊身亡后的第二天就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公然击杀主权国家领导人都不可接受。拉夫罗夫则说，美以军事打击伊朗严重破坏中东局势稳定，俄罗斯与中国“立场一致”。 但是除了外交谴责和表达关切上，中俄并未提供实质性支持，许多分析表明，这些外交辞令其实很难转换成实际的行动支持。   伊朗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让中国为其参战 谈及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利益关系，两国和伊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外交、贸易和军事关系。俄罗斯和中国曾帮助伊朗增强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两国向伊朗提供了导弹、防空系统以及各种技术，以强化其威慑能力。 不过，这一次，中国在这次的中东冲突中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因为中国在中东拥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来自海湾国家。有分析称，中国大部分石油来自俄罗斯，大约45%的石油供应来自海湾国家，而伊朗石油约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2%。 德黑兰对美以攻击的回应是将冲突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这一举动在全球能源市场引发震荡，并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陷入瘫痪，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峡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 目前的情况对中国来说极为不利，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任何石油供应的减少都会对工业造成冲击，而工业生产对目前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专家指出，北京已经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在油轮和仓储设施中储存了大量伊朗石油。目前国际油价已经飙升至近两年来的新高，所以如果油价大幅上升，这将对中国经济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中国经济本身已经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两会公布的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下调至4.5%到5%之间，与往年的增长目标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 为了避免对本已承压的经济造成进一步打击，中国显然希望局势尽快稳定，也只能在口头上表达谴责。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这反映了莫斯科和北京的一种务实态度：尽管伊朗对两国而言是战略伙伴，但如果公开、尤其是军事上过度支持德黑兰，中俄都将可能得罪美国以及正在遭受伊朗攻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而且也无法确定能够改变战争的结果。路透社的分析还指出，中国长期避免在远离自身核心利益的地区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因为北京的安全重点始终集中在台湾问题和南海。 华盛顿研究所研究员亨利·图根哈特指出：“即便北京愿意提供更多支持，它也不会把战略注意力或军事资源从其核心安全利益上转移。”他说：“中国关注的是国际声誉，并把重点放在台湾、南海以及它所认为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埃文·费根鲍姆表示，与美国依赖共同防御义务的同盟体系不同，中国更倾向于以贸易、投资和军售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这样可以避免被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 因此，中国的行动空间受到多重限制，主要是对海湾国家石油和贸易的依赖，以及安全战略重心主要集中在亚洲。由此形成一个明显的悖论：伊朗在莫斯科和北京眼中仍然是重要的战略资产，但还不足以让他们为其参战。   俄乌战争始终是普京的优先事项 至于俄罗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黑兰曾向莫斯科提供了数千架这种无人机。随后，从2023年夏天开始，俄罗斯在鞑靼斯坦地区建立了本土生产线。今年2月，《金融时报》还报道称，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Verba”便携式防空系统。 伊朗制造的名为“见证者”的（Shahed）无人机大幅改变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术。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已有约5.7万架“见证者”无人机飞越乌克兰上空。这种无人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危险性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极低的成本。它可以携带致命的爆炸物，但却依赖于低技术含量的部件。因此有人说，这种无人机是天空中的AK-47。不过去年以来，莫斯科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无人机生产，从而减少了对伊朗武器的依赖。 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依然可以说非常密切，而且，没有明确提供军事支持不代表俄罗斯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美联社消息曾表明，据两名熟悉美国情报的官员透露，俄罗斯已经向伊朗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帮助德黑兰打击该地区的美国军舰、飞机以及其他军事资产。可见俄罗斯在暗地里“帮忙”。只不过对莫斯科来说，伊朗的重要性不足以让俄罗斯开战或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因为俄罗斯有更重要的考量，俄乌战争始终是优先事项。 华盛顿智库华盛顿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娜·博尔切夫斯卡娅指出：“普京目前有其他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问题。”她表示：“俄罗斯直接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毫无意义。”据路透社报导，一位俄罗斯高级消息人士甚至表示，这场伊朗战争“转移了外界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俄乌战争目前已进入第五年，自去年11月起美国就一直在就俄乌停火谈判进行斡旋，但特朗普在兑现结束俄乌战争竞选承诺方面一直面临困难，他与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倒是一直对普京表现得更为亲近。比如刚刚提到的“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情报”，关于这条消息，白宫一直在淡化相关报道。再比如就在3月5日，特朗普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他说乌克兰总统是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障碍，并坚称俄国总统普京的态度是合作。 此外，石油市场也是俄罗斯的重要考量，为了维护与欧佩克伙伴的关系，俄罗斯也不会轻举妄动。俄罗斯问题专家博尔切夫斯卡娅指出：“如果俄罗斯直接支持伊朗，它将同时得罪海湾国家、以色列以及美国，这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打伊朗，其实是为了赢中国？ 法国地缘政治专家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猜想。 地区问题专家皮埃尔·拉祖在3月4日法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尤其是没有摧毁其石油基础设施，可能是在向中国传递一种信息。他解释说：“这或许是在向中国表明：‘我们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石油，那占中国进口量的4%到5%。现在我们也能影响伊朗的石油，而它占中国进口量的12%到13%。如果我们摧毁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不再是谈判筹码，但如果我们保留这些设施，就仍然可以进行谈判。’” 因此在中东的冲突中，伊朗似乎变成了次要角色，美国的意图还是在于中美竞争。但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不过北京似乎已经在对美国释放出相对“积极”的信号。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一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对国际事务进行了全面概述。他称，希望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三月底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美联社分析，虽然王毅没有确认此次访问，但他暗示，北京希望两国关系能减少紧张因素。因为王毅表示：“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中国依然寄望于和美国暂时保持“稳定”的关系。不过，法新社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尚未正式确认“特习会”，而王毅在这场时长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保持谨慎的态度，仅阐述了大原则。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错的，北京依然可以从中获益。美国再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投入

    12 min

  7. Mar 1

    罗令源谈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前两次节目中，本节目采访了旅德华人女作家罗令源女士，请她介绍了自己用德语创作的最新小说作品《少女和死亡》，那么她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请罗女士继续解答。 法广： 罗女士你好！ 罗令源： 你好，艾娃！ 法广： 你能不能讲讲你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罗令源： 其实在读大学时，我先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后来改到复旦读新闻系。我读大学的那时候，我就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小说、文学，已经有了写作的心愿。但在复旦时，我正好认识了一位德国人——一个德国留学生，然后两人相爱，后来跟他来到了柏林。刚到德国时一句德语都不会说，所以写作的念头也压抑了很久。 到了柏林以后，先要生存，找工作、学德语，所以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一直学德语，所以也开始读德国人的作品，读德国人的书。当时我特别关心的是德国人怎么写中国。那我觉得哎呀，他们写的中国都不是我真正的了解的，我经历过的中国，他们的那些个中国啊，有的时候很空洞，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意识形态特别强。所以我觉得德国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声音，需要一个来自真实的土地，真实的生活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所以我就开始用德语慢慢地写作。 法广： 其实您这个就是转换也是满大的，从学计算机，然后跳到这个新闻系的研究生，那这个转化是怎么一下就跳过去的呢？. 罗令源：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数理化都好，所以那父母当时就建议.......因为我考的成绩——高考成绩也非常好，所以父母就觉得当时要找一个最好的专业了，当时最好的嘛，最有前途的专业就是计算机，就报到上海交大计算机系，当时是非常吃香的了。我一开始的时候功课也都很好，成绩也都挺不错，但是我发现我其实对数学也不是那么感兴趣，不像在中学的时候那么感兴趣，它学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多大兴趣。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小说，我发现我对小说的兴趣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呢，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休息时间呢，大家都（学习），有的时候还继续读一些专业的书啊，我就一般都不读了，我都是读小说，读了很多，也读了国外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在大学也有个好处，就是那个图书馆很大，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记得我当时读了很多俄国的书，读了很多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的书，也读了很多这种翻译过来的书。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着那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然后我再慢慢的转。所以我是毕业以后，工作了2年——在江西大学计算机系工作了2年，这2年时间里，我就已经想着要考新闻系，就是觉得需要一个饭碗。因为那个文学嘛，常常是吃不饱肚子的，所以就是想找一个记者工作，这样我就又可以得到一些生活的来源了，就可以去采访别人了。了解生活就可以写作。我觉得当时这是我的梦想了，所以后来成功地还考进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读研究生。所以这事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很大的幸运吧。 法广： 读新闻系研究生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罗令源： 也不一定。当时就是学了新闻。新闻写作这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很熟的行当。但是实际上，我当时知道我爱文学，我只是需要一个饭碗。所以我当时再读新闻系的时候，跟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系的时候差不多的，我读了很多的古书，读了很多的外国的书，我继续......就是等于自学。我觉得当时因为我读的不是文学系嘛，所以很多东西我只能自学。自学的那个方式就是就是读不同的书，就是看哪个作家他的语言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感人。努力地从大师那里吸收这种力量，然后就给自己铺垫基础。 法广： 开始文学创作时，你用中文还是德文？ 罗令源： 我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用中文。我记得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小的作文比赛，就是大学范围内的，然后我就是当时写了一篇很短的小说，是写我父亲的，拿了个二等奖，所以非常高兴。结果后来一直写一些日记啊，自己给自己写一些小说，有的时候给同学看，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叫寸草书社，就是上海交大的大学生在一起，然后办了一个诗社，作诗啊，写文章啊，我也在那里就担任编辑，自己有的时候也写稿，然后也邀请。就是会写稿的同学写稿，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磨练吧。 后来到了复旦新闻系，因为只有3年，读研究生比读大学生还要松散多了，就是自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就读了很多的古书，我就因为我的那个教授，他的古文能力特别强，他也要求我读很多古书：读资治通鉴啦，读这一类的史记呀，再进一步就是挖掘中国古文化的这个力量吧。所以我（毕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已经就是基础很扎实了，写中文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往中国大陆的杂志上投稿。我一般就是也写些这里(德国)的生活见闻了，一些散文了，一些小故事了。 不过我记得是上海的，有一个散文杂志，我们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水平比较高的。当时他们也收了我的两篇、还是三篇文章，他们都发了，所以这也是对我的就是文字的水平的一个认可吧。后来我甚至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投到台湾的杂志上，结果台湾也也发表了，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嘛。但是在德国那个用中文的书是太少啊，后来慢慢改（用德文创作）的。 法广： 那中文和德文，在你创作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罗令源： 我觉得是个两种创作，不同的东西非常的多，相同的东西我还不太容易找到。当然就是说作为文学嘛，你肯定都是要追求一种非常美的、诗意的表达，这种追求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德国人喜欢的题目跟中国人喜欢的题目经常会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也会往中国投稿，有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点发表。 今年也在山花上发表了一篇，它就是，注重的一个是题材不一样，一个是表达的方式很多也不一样，你像我们中国的古典名著啊，像那个水浒传啊，像红楼梦啊，它的特点都是人物非常多，然后历史的篇幅啊，各种各样的人物很多，很大一部小说里面包含的这个社会各方面的都很多，德国人他不太喜欢这样写。他比较喜欢简洁，喜欢写一个爱情故事，主要是两个人，呃，什么东西都比较清晰，所以在这一方面构思啊，怎么构建一个文学作品啊，就是经常想的是思路要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当然就是这另外是两种语言，她完全不同嘛。呃，我觉得德文也是一种非常美的语言，但是她反而表达的很多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不一样啊呃，我们很喜欢孙悟空哈，猴子呃，在中国是一个大家都喜爱的动物，但是在这里猴子没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那个猴子的地位在这里是很普通的。然后人经常就说，你学别人，你模仿别人，那么你就像个猴子。它的地位一点都不高。所以如果你要把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喜爱的心情，就是也放进去的话，你就不能用猴子。写德文的时候，你就得想另一个动物，反正你经常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经常就是要注意这一点。 法广： 其实这就是文化传统的一些它的特定的东西，你不好随便改。是吧？. 罗令源： 一个是文化传统，另一个当然也就是德国人，当然他就喜欢它自己德国人的题材了，就是纳粹的这一段历史了。或者是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或者关于东德的历史。如果一个德国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他马上就肯定就有很多的观众，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些话题。我一般都是还是很喜欢写跟中国有关的话题，呃，跟中国人有关的话题。所以有的时候虽然可能一部作品写得很好，但它不一定那个关注力就没这么大。所以这时候就是也要靠出版社，靠朋友啊，他们支持我，。 法广： 来帮你宣传？ 罗令源：对， 法广：在德国，你获得了有十多个德国的奖项，其实这些都是对您写作生涯的一种一种奖励吧。 罗令源：对这一点，我对德国也是非常感激的，德国给了我很多奖项，这些奖项呢，都是带资金，因为要写作就是我开始考虑的那样一个问题嘛，就是总还是需要一个饭碗啊，光靠写作、卖书，你如果不是畅销作家的话，经常就不能靠写书过日子啊。所以这个奖励，这些资助，就经常能给我提供一段时间，经常提供半年的时间，让我安心写作，也是对我的写作的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我在来到德国以后还是很幸运的，虽然就是用德语写作非常不容易。 我现在的习惯，阅读习惯就是我读几本德语书之后，我就又想读中文书。我读完几本中文书之后，我就想读德文书，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个世界。然后我要从这两个世界里吸收营养。所以有的时候读德文书的话，我也就是经常注意，为什么这个作家这个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我自己写的话，我会那样写。就是经常也想办法继续贴近这个德国的作家的语言。

    13 min

  8. Mar 1

    专访德国华裔女作家罗令源 谈她即将出版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一)

    旅德华人女作家罗令源女士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即将出版。在这本用德文原创的长篇小说出版前夕，本台连线采访了罗女士。 法广：罗女士您好。 罗令源：艾娃，您好！. 法广：你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即将出版，能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罗令源：这本书是关于我母亲的，我2017年的时候得了一个采访奖学金。得到这个机会就回去采访我母亲，还有她的家人，她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采访完之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写，然后因为可能关于我母亲的采访得不够吧，所以我后来，又连续好几年一直采访我母亲，每次回去都会采访她，有的时候就在柏林这边也会，就是给她微信联系啊，这样有的时候也谈一两个小时啊，就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写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主要介绍我母亲是1957年，她是被保送去上叫“江西行政教育学院”，就去那里读书，因为她做小学老师做得比较好。然后就是她的那个吉安县保送她去读书，然后就在读书的时候就遇见我父亲，我父亲也是被他的那个县——高安县保送过去。那么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我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地主兼工商业主就非常糟糕的。所以呢，她一直得小心翼翼啊，她前面也都是做人非常的小心，到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也面临各种挑战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百花齐放“那个运动，然后后面58年的时候，她还在读书的时候，又开始大跃进炼钢，然后就一直的非常小心，但是呢，她那个时候是她的副校长追她。副校长（呢）是一个退役军人，然后所以在那个地方地位也比较高，然后校长给她做媒。其他的学生也追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所以就说这样一个地主的女儿稍微走错了一步，就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被排挤的对象的情况下，她怎么样，就是找到了她真正喜欢的人，最后还成立了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 法广：听你这么介绍，其实故事还是一个很曲折的，而且是跟中国当时、时代大氛围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故事。 罗令源：对，这个故事我从我母亲的家庭讲起。所以就是在战前——就是内战，中国内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然后讲她的这个家乡，然后讲她自己的后来的发展。最后呢，也就是（父母）他们俩怎么一起度过文革，我父亲怎么保护我母亲，然后一直讲到他们最后到深圳去，又开始建立新的这种补习学校，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史，就是从他们的爱情史上面，就能看到中国历史在这一段时期的发展，所以它也是一本，嗯，就是比较简单的中国历史书吧。 法广：就是说是从40年代到8、90年代，甚至2000年前后的这么一个跨度，半个多世纪的这么一个.....一个众生相？ 罗令源：对，这里也会涉及到校长，因为校长替副校长做媒嘛，这个校长呢，也是曾经参加过地下工作的人，然后也会涉及到这个高干的子女，有一个学生，他就是高干的孩子，追求我母亲。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对她(女主人公)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不能得罪谁，稍微得罪谁了，她就......自己就是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嘛，就是生活都非常的要非常谨慎，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错说，所以她也不能就是很简单地说拒绝，拒绝她的这个副校长的求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种很委屈、很谨慎的情况下，她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就是很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的气息。 法广：所有的周边的大环境、人际关系，对这个你的主人公，您的母亲对她的本性的压抑是怎么样的呢？. 罗令源：罗本来她很绝望嘛，她的这个家庭就是她父亲被判成....就是土改运动一来的时候，她父亲其实是一个很贫穷的农民，非常贫穷的一个农民之家里出来的农民；但是呢，因为太贫穷，所以呢可能就比较大胆。他（父亲）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得到一个机会，就到附近的城里，就叫横江渡，一个油店的——榨花生油店当伙计呢，就是在那里要做各种活的了，在店里作长工的了，然后因为他非常聪明，实际上他就不认得几个字，他可能就是认识到50到100个字，但是他因为非常聪明，然后他就看着这个打油店呢，这个怎么、怎么做，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可以做。到最后，都会了以后，他就又去叫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村里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很穷的，他那个乡村比较穷啊，当然里面有富的，但是我们家是当时村里比较穷的一家，然后他等于是我的外祖父了，就看了这一套后，他就想自己自己榨油，那榨油呢，又这些个设备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嘛，然后他就就是用泥巴就建了一个墙，就跟人家讲好，就在两个房子之间的角上搭了一个棚子，就后来这就是他的家，他就在那里搭了棚子，然后找了一个伙计，开始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夯啊，，就拼命的去榨油，后来他就卖（油卖）得很好，他就慢慢的就有点钱，开始就买个磨盘，还买了一头牛，让牛来拉磨。 后来，就是解放的时候，他就是有两个伙计就在里面干活，还有一个榨油的师傅，所以他就等于是雇了三个人，然后还有一头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棚子，后来做的越来越大，全家人全部都住了进来，伙计们也住在里面，所以呢，等于他就是比较有财产的了，就把他看成了地主。那个地主呢，就是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地嘛，就是不管每个人哪个家都会有一点的。可能那个时候，祖父当时总觉得做生意要显示自己有钱（有财力），所以在土改的时候，显示有钱，那不就完了嘛。所以就人家就要来把他（祖父）的财产翻出来，他就逃跑了，他已经感觉到人家（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很凶的，会打死人的，他逃到......，他还有一个儿子在武汉那里找到了一个工作，也是亲戚带出去的，找到了工作，所以他（外祖父）就逃到那个儿子那里去了。结果在家里，他的老婆本来就（在家）带着孩子嘛。后来他（外祖父）逃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员工都解雇了，然后就剩了老婆（外祖母）跟（女儿）我妈妈在家里。 那些个.......就是革命份子啊，然后就来抓人了，就说要去开批斗会。结果抓不到人嘛，因为等于我外祖父逃掉了，所以就把外祖母抓到牢里去了。就是要逼她，要求她丈夫回家。结果呢，外祖母很胆小，她本来就是在家里干活的一个女的，结果就是让她坐了三个月的牢。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完全就是个病人。后来就是全家一直花钱(给她)治病，可也治不好，就是人被吓（坏了）。出来的时候，人（外祖母）是颤抖的，脸是黄的，已经有黄疸肝炎了。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也没治好久，很快就......半年多之后就（病）死掉了。 那个时候外祖父还在外面，然后我妈妈就是......她是孤儿了，根本没法过（生活），一直想着要自杀，但是呢，又好像找不到恰当的方法。后来就是有一个、她的同学，也是个地主的女儿，当时也没路子，但是地主的那个女儿就跑过来说，哎呀，现在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读书，不要钱，可以免费读的，可以去读老师......简单的那个师范学校。那我妈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还有这样的机会，就一定要考上。所以呢，就开始就想办法去考，就是这个.......这个故事都写在书里面，她最后考上了师范。所以就是这样才把她从饥饿跟死亡的线上救了下来。 （我妈妈）她考上以后，马上到了学校，每天都有饭吃啊，之前可是已经没饭吃了，经常是挨饿饿的。这个故事呢，就整个的...实际上也写了阶级斗争给一个家庭，一个实际上是很普通、很朴实的家庭，带来的这个灾难吧！它也显示了（中国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残酷和无情。还有它实际上是毫无用处，它只是把整个中国人压扁他，压小他。所以我妈妈一生都得小心谨慎的。直到邓小平上台之后，他停止了阶级斗争，她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11 min
See All (24)

Ratings & Reviews

3
out of 5
3 Ratings

About

华人足迹，遍布世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每周四“中华世界”同您一起触摸华人社会的脉搏。

Information

  • Creator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Years Active
    2015 - 2026
  • Episodes
    24
  • Rating
    Clean
  • Copyright
    ©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 Show Website
    中华世界

More From RFI Chinese

You Might Also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