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界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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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d ago

    台大新研所洪贞玲、林丽云教授谈：AI时代的新闻教育、真实性与台湾媒体处境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上一期的中华世界，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节目特邀嘉宾，谈到她们对AI对媒体产业的冲击的看法。本在期节目中，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继续和听友们分享台大新闻研究所在这方面的应对之策，以及中国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对台湾媒体产生影响等话题。 AI对新闻教育的影响 法广：在两位老师教授的学生当中，他们对于人工智能与新闻业的未来，目前最担心哪些问题？有没有主动向两位老师反映？ 林丽云：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集中地反映这类担忧。不过，在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观察到，学生普遍知道人工智能可以使用，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把人工智能当作工具，或者当作研究助理，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直接代替学生完成论文。 第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个人能力逐渐退化。比如，有学生会使用人工智能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长期依赖这种翻译方式，自己的英文能力可能会下降。有些学生因此会主动告诉我们，他们不希望完全依靠人工智能翻译，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和翻译训练，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语言和语境并不一定符合华文使用者的实际需求。有些学生尝试用人工智能撰写论文或研究内容，但最后发现，生成的文字常常不够理想。特别是在中文语境、台湾语境以及具体的学术表达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往往需要反复修改。 研究写作尤其重视准确性、精确性和论证逻辑。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重新校正，那么使用它并不一定能够节省工作量，有时反而会增加修改和核对的负担。这是我们和学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共同观察到的情况。 新闻教育与就业前景 法广：两位老师所在的新闻研究所主要以新闻理论和研究为主。那么，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媒体行业的比例高吗？ 洪贞玲：如果问的是我们的毕业生，进入新闻媒体行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台大新闻所的创所目标相当独特。在台湾其他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所中，我们比较强调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并把这一目标落实在课程设计上。 除了新闻理论和研究课程，我们也安排了许多实务训练，包括基础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影像新闻报道，甚至新闻摄影等课程。授课教师当中，也有不少是在台湾重要媒体工作的资深记者或主管。这样的课程安排，与其他传播研究所相比，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们会吸引一些确实希望进入新闻业、发挥新闻专业能力的年轻人。总体来说，毕业生当中大约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进入新闻界工作，尝试在媒体行业中发展。 不过，近几年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明显。即使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新闻业之前，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对传统新闻产业造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新闻媒体的营收下降，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的信任度也持续受到挑战，这些现象在台湾同样存在。 这些变化会影响年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如果一个职业在社会上不再受到足够尊重，收入又不算高，年轻人自然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选择这条道路？这几年，我们确实会听到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甚至直接问老师，毕业之后是否真的应该进入新闻行业。 但我们仍然希望给学生比较积极的想象。虽然新闻产业目前处于低潮，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仍然需要真实、可靠、经过查证的信息，而这是专业新闻业不可替代的功能。自媒体可以提供个人观点，人工智能也可以整理大量数据，但这些工具无法自动承担新闻采访、事实查证、公共监督和社会责任。 从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认为，新闻产业对于民主社会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AI生成影像与新闻真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关注台湾新闻业目前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新闻影像的现象。 传统新闻专业训练强调，如果要报道一个现场，就应该尽可能到现场进行采访和拍摄。摄影当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例如影像是否真正等同于现实、摄影是否具有主观性等，但至少，现场影像是对事件发生情况的一种记录。 问题是，当新闻工作者没有到达现场时，应该怎么办？目前有些媒体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因此，我们在新闻版面上经常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制作的新闻图片。然而，人工智能示意图与真实事件的情境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所谓人工智能示意图，首先必须由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可是，这个指令从何而来？如果报道的是一起社会新闻，新闻工作者可能根据警方、检方或调查资料中的若干信息，想象并模拟事件发生的场景，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人工智能生成图像。 但问题在于，真实情况绝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时的想象。尤其是在案件事实尚未完全厘清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现场。这与新闻专业强调的真实性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现在，甚至有一些涉及犯罪或暴力的新闻，也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可是，真实事件不可能仅仅依靠几句指令就被准确重现。若媒体大量使用这种方式，新闻画面就可能从“记录现实”变成“制造一种关于现实的想象”。 这对新闻专业和新闻真实性原则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法广：这其实形成了一个悖论。 两位教授均表示：是的。这也是新闻业必须警惕和反思的地方。媒体如果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来重现新闻现场，就必须清楚说明其性质和局限，不能让观众把示意图误认为真实记录。否则，人工智能生成画面与新闻事实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新闻自由与台湾的媒体环境 法广：这也涉及新闻真实性、新闻来源、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一个标榜民主的社会中，当社会又面临外部渗透的风险时，这些问题尤其重要。中国近期通过了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该法自7月1日起生效。两位认为，这项法律是否会对台湾媒体造成影响？ 洪贞玲：这项法律生效之后，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台湾人持有台湾护照都可能被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无论这些说法具体如何理解，它反映的都是台湾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 中国一直试图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国对台湾并不拥有治理权。台湾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因此，对台湾人来说，很难接受一个没有给予人民充分自由选举权利的政权，单方面把台湾与其视为同一个政治实体。 中国修改自己的国内法，并试图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台湾，这是台湾社会无法接受的事情。 当然，台湾人在台湾境内生活时，受到台湾政府的保护，也享有相对充分的自由。但当台湾人前往国外，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量有限，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和权益保障，也因此面临现实困难。 过去就曾发生过台湾高级政治人物出访欧洲时遭到不当跟踪、恐吓等事件。近期，台湾一名媒体人也曾遭到公开的暴力威胁，相关案件很快查出，实施暴力者据称是中国籍人士，并且是从香港前往台湾。这些事件让人看到，来自境外的政治压力，有时会以具体的威胁和暴力形式出现。 从过去中国修改相关法律，到在国际上压缩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再到影响台湾人在海外的行动和自由，这些做法都构成了持续性的压力。甚至在台湾境内，台湾人也可能面对暴力威胁或遭泼漆等情况。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促使台湾社会不断思考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台湾需要与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单方面采取的法律和政治行动，不应该改变台湾人民真实拥有的自由与民主地位。 两岸议题与媒体言论空间 法广：那么，在媒体层面，尤其是在批评两岸关系的声音方面，两位老师认为未来的言论尺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台湾媒体的基本立场应该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台湾媒体本来就具有明显的党派化和立场化特征。相对亲中的媒体，应该不会因为这项法律而突然改变自身立场；而比较强调台湾主体性、支持台湾自主发展的媒体，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中国的压力，就改变报道方向，或者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主动妥协。 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通过相关法律，就能够直接改变台湾媒体的整体立场。 洪贞玲：台湾媒体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蓝立场，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绿立场。一方面，有些媒体可能会附和中国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媒体会把中国视为敌对外部势力。 但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社会应该认真分析中国的做法、台湾可能采取的策略，以及

  2. Jul 28

    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林丽云教授谈AI与媒体：记者叙事能力难以被取代，但产业模式正被重塑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法广的录音间嘉宾，和法广的听友们分享她们的经验与看法。 媒体永续与 AI 对生产模式的影响 法广： 两位老师先是去爱尔兰参加关于媒体研究的学术会议，请介绍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林丽云： 这次的主题是永续发展，因为媒体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平台时代的媒体如何经营下去，那也包括 AI，那 AI 这个科技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产模式，所以各国的学者都很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主要的主轴是这个。 记者 storytelling 的能力难以被 AI 取代 法广： 谈到 AI 确实它对新闻媒体的挑战很多，甚至觉得说 AI 有可能取代记者这个工作，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自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像 ChatGPT 的这一些 AI 的工具出来之后，其实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模式跟生活的方式，现在好像变成大家凡事都问 AI，我想，过去这几年我们也常常听到一种预测，就是未来会消失的十大行业，在这十大行业里面呢，新闻工作好像也常常在这个 list 上面。 可是我们认为，就是新闻工作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到现场，那记者很重要的能力是说，你要在一个现场观察、分析、提出一些评价，然后你要能够做 storytelling，而这些能力其实很多都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 AI 就是说这种语言训练模型，它是从网络上的这个大数据里面慢慢沉淀出来，可是一个人在各种的历史的现场里面去见证，观察到那个人类的社会行为怎么样的剧烈转变，这个其实并不是 AI 有办法做的。 当然现在我们大家讲，这个 AI 教父等等，就是说未来的整个 AI 的科技产业，那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他也一再讲到说其实在 AI 时代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他讲的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storytelling 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这个其实就是新闻人、媒体人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了，所以我个人并没有那么悲观，而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AI 时代，不管是记者个人或者是媒体产业，大家要知道怎么样用 AI 让我们工作可以更有效率，可是并不是让 AI 来取代我们。 平台和 AI 对新闻商业模式的冲击 法广： 那林老师您是一样的看法吗？ 林丽云：对，基本上就是说故事的能力，或者是脉络化的理解，对一个世界，对世界或者对一个社会，对一个事件，提供脉络化的理解，或者是第一手的观察，这个是要人类来做，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化工作者，其实这个角色更更为重要。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平台这些科技以及 AI 破坏了我们新闻产业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们过去有一套 business model，例如说我们的公广，那是由于国家来支持，人民来支持。如果是商业媒体的话，就是有广告来支持，那我们就是借由订阅，或者是浏览，那广告分润，广告来支持，有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平台或者是 AI 就破坏了这个模式，过去是平台拿走了新闻的内容，也拿走了广告，但是未必分润给媒体，给商业媒体，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很难维生，那在 AI 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 AI 的时代一般人就用 AI 来搜寻新闻，来搜寻事件的背景，但是 AI 怎么会知道呢？其实 AI 也是用新闻的内容啊，AI 大量的学习或阅读，然后以这个新闻的内容为基础，这个之后，它就开始能够 generate contents，就可以生成内容出来，但是它并没有付给新闻媒体钱，新闻媒体还是制作新的新闻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那个商业模式不平衡的问题出来。 谁来做好的新闻内容？新闻媒体它又没有广告，没有得到分润，又没有流量，因为未来的流量大家都会往 AI 转，所以怎么样让使用新闻媒体的公司，科技公司，平台也好，或者是 AI 公司也好，为新闻付费，如何避免整个 business model 被破坏，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议题。 AI 幻觉、假讯息、教学与国家资料库 法广：就个人新闻的从业的经验来看，比较担心的是，所谓的 AI 生成的新闻内容这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需要去警惕的，也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新闻，那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在用 AI 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AI 会有幻觉，它自己会造假，所以我们如果不查，就太轻易相信 AI 它给我们的答案的时候，它可能真的就是错的，然后人类也会被误导。 因为我这几年相当关注假讯息这件事情，这几年我们都在做假讯息的研究，然后每年我们也在台湾执行一个假消息的调查，那这两年我们就把 AI 的题目也新增加进去，问台湾民众说，你日常生活中会不会用 AI ？那你认为 AI 是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正确的、可信的？发现台湾民众对于 AI 的评价是蛮高的，这其实让我们蛮担心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那个 AI 的幻觉，然后它其实会造假。 这个不止在新闻上，我们在学术研究也发现，在过去，有些台湾的学者就发现说，他去口试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的 reference 出现了这个老师的著作，但问题是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那你看，一个研究生他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就用 AI 来帮他做事，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查证 AI 给的资讯的真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议题，更何况可能还有一点是说，很多人也会刻意的用 AI 的工具来造假。 法广：尤其是图像的部分，现在在图像的部分，就我们电台来讲，如果你的配图是示意图，即合成或生成图片，必须要标注。不晓得在台大新闻研究所关于 AI 的部分，怎么在教学内容当中去做一些规划？ 林丽云：在教学跟在研究上都有，就是说研究上我们就会关心到如何让 AI 是可靠，然后是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在国家政策上的推动就会希望说 AI 的资料库，资料库本身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但这是非常难的，因为都是以几个国家几个大公司的 AI 的 data 为主，例如说 OpenAI 或者是 Google，那些都是美国公司为主的，资料库里中文的部分就比较少。 因此在政策上，就会期待说国家要有国家的资料库，例如说必须要有没有歧视的内容，就有国家的观点，国家的文化脉络，以及多元文化的内容，包括对我们原住民、多元的文化，必须要有一定的尊重跟理解。期待说应该要建立本国的资料库。 再来在教学上或者对于媒体组织，就会期待说，AI 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守门，要有人，人类，不是人工，是要有 human，要有人类来审查，检查所有的讯息是否正确，是否有偏见，所以说，人类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层级是媒体，就是阅听人的层级，阅听人要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来判读说你从 AI 得到的讯息是不是可靠，那必须经过相关的查证，例如说特别是医疗的新闻，AI 可以直接讲出一大堆，说根据你的症状，然后应该怎么样使用药啊等等，但是不可以也就是说不能以它为唯一的来源，阅听人也必须要有素养，能够去做查证。这些不同层面，我们都会一再在研究上或教学上提醒同学。 法广：就建立所谓的国家资料库，曾经请问过国科会的主委，提到是有这样的计划，鉴于生成式 AI 输出的东西其实就是看你喂给它什么，那目前台湾对于建立国家资料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林丽云：台湾目前的规划就是在我们做一个 AI 十大建设，台湾原本就是以科技硬体为主，例如说我们半导体在 AI 层的产业链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资料库的部分，在那个计划里面，的确是有内容讲到这里。 但是国家的目前的做法就是希望广征，广征所有的 data，希望大家来 donate 这样，广征各种内容，但效果有限，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我的内容有著作权保障啊，为什么我要主动去提供？ 我访问了一些人，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基本的观点是期待说国家能够有一些做法，把一些好的 contents，有一部分它可以有著作权的方式给予著作权人一定的补偿，然后纳到资料库里面来，之后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公益组织也可以使用。 目前很多的 NGO 其实也需要 AI 来提供跟他们的社群做对话，例如说我们媒体观察基金会未来也可能有这样的 AI 来回答观众的会员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一些媒体一些 NGO 非商业性的使用，公益目的的使用，就不应该不用付费，另外有一些原来它只是新创公司，那也不用付费，但它如果一旦进入商转商业模式，例如说 AI 公司，它说使用我们的内容，本国的内容，它就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回馈到那个整个资料库里面来，这是目前访问了一些人的一些想法，还算不上完整就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思考。 不过，目前我看到有的国家的确有这样做，像挪威，它就会有公共图书馆的角色，然后把新闻的内容典藏放到资料，他们一直都有典藏，那只是说建立本国的资料库

  3. Jul 17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从"睦邻友好"到"没有止境"、中俄关系走到了哪一步？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冷战结束后，中俄之间签署的第一份长期有效的政治条约，也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两国关系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性重建。 今天，这份条约已经走过二十五年。而在这二十五年间，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俄罗斯则因乌克兰战争与西方全面对立。 回望这一条约，不仅可以看到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也看到世界力量格局不断重组的历史。 要理解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首先要回顾更早之前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完全依赖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一同盟维持的时间并没有太久。 随着斯大林去世，围绕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国家利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分歧。友好关系逐步转冷，1960年，苏联更是撤走了全部专家。1969年，两国一度兵戎相见，双方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此后的二十年间，中苏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才逐渐恢复正常。 苏联解体之后，新的俄罗斯需要稳定东方边境，中国则希望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双方的国家利益再次汇合。 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年之后的1997年，两国共同提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而真正赋予这种合作法律基础的，就是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当时，无论普京还是江泽民，都反复强调，这份条约"不针对第三国"。 双方显然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历史。因此，与共同防御义务相比，两国更希望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更加灵活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条约规定，双方承诺和平解决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加强经济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而贯穿整部条约的核心理念，就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事实上，2001年的国际背景，也让这份条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就在签约前，美国刚刚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试验，并准备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和中国一致认为，美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平衡。所以，在签约当天，两国领导人表示共同反对美国单方面改变国际安全架构，并重申了维护战略稳定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美国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代。俄罗斯和中国，则开始共同倡导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这一理念，后来几乎成为中俄所有联合声明中的固定表述。 如果说，二十五年前，中俄共同面对的是美国单极优势，那么今天，两国关系最大的变化，则来自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初，中俄贸易额只有一百多亿美元。根据双方公布的数据，到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45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和粮食，中国则向俄罗斯出口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以及各种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向亚洲转移，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不过，在双方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力量对比也悄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法国前驻华大使、欧亚问题专家皮埃尔·安德里厄（Pierre Andrieu），半年多前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指出，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junior partner），。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俄罗斯越来越像中国的"附庸"。 安德里厄指出，这与195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那个时代，是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今天，俄罗斯经济总量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市场出口能源，也越来越依赖中国提供的工业产品和技术设备。在双方不断强调"平等合作"的同时，经济上的天平实际上已经明显向北京倾斜。 不过，安德里厄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战略自主性。在他看来，中俄之间依然不是军事同盟，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安全纵深以及外交支持；俄罗斯则需要中国提供市场、资本和国际空间。双方合作密切，但彼此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乌克兰战争，更加凸显了这种复杂关系。中国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领土。北京一方面强调政治解决危机和尊重各国主权，另一方面继续扩大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 对此，安德里厄将中国的政策概括为一种"亲俄的中立"。他认为，北京最大的担忧，并不是俄罗斯是否能够取胜，而是怕俄罗斯出现严重动荡甚至国家解体。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俄罗斯，更有利于维护北方的战略安全，也有利于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太地区。 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也使美国和欧洲长期投入欧洲战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在亚太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压力。 尽管如此，中俄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更多依靠军事力量和传统地缘政治，希望恢复大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则更依赖经济实力、科技创新以及全球贸易网络扩大国际影响。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数字丝绸之路，再到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中国更加注重利用经济和技术塑造国际影响力。 安德里厄认为，中国并不准备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更倾向于直接挑战甚至打破现有秩序。这也是双方合作中始终存在的重要差异。 就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之前，为了第二次顺利续期五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来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是普京执政后第二十五次访问中国。而习近平上台十三年来，两位领导人已经举行近四十次面对面会谈。 双方再次强调，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稳定、最成熟、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国关系之一"，并重申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 法国媒体注意到，这次会晤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行同样希望确认，北京改善与华盛顿关系，不会以牺牲俄罗斯利益为代价。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国际秩序以及能源合作。其中，俄罗斯期待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再次成为焦点。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欧洲市场萎缩，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出口方向。不过，该项目至今仍迟迟没有正式启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然希望获得更多俄罗斯能源，却仍然坚持供应来源多元化，不愿形成新的能源依赖。这一点，同样体现出今天中俄关系中的现实考量。   二十五年前，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没有人能够预料，仅两个月之后，美国将遭遇"9·11"恐怖袭击，世界进入反恐时代。更没有人能够预料，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中俄关系会因为乌克兰战争、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国际秩序重组，而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阶段。 然而，历史同样告诉人们，中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而更多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 从1950年的中苏同盟，到2001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今天双方所称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变化的是国际环境，不变的是国家利益。 今天，中俄共同倡导的"多极世界"，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合作与竞争、互相依赖与彼此防范，也将继续塑造这一关系的未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走过二十五年，它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双边关系，更是一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

  4. Jul 9

    被限流的打假博主“耿同学”，一己之力如何揭开中国学术界造假之弊

    令中国学术界闻风丧胆的打假博主“耿同学”，最近又再揭露学术界的造假个案，甚至登上了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日，据该报报道，33岁研究生辍学生耿洪伟通过短视频揭发中国学术造假。本周二（7月7日）香港《明报》又指出，“耿同学”最新的打假矛头指向曾在美国大学任职的“海归”医学教授，据悉已有浙江大学学者因此离职。另据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热门话题。 “耿同学”打假矛头转向“海归”学者 香港《明报》在报道中表示，“耿同学”3日再发影片，点名多名曾在美国大学任职、但有严重科研诚信争议的华人学者，这些学者近期已回到中国并进入顶尖大学任教。 报道表示，被点名的“海归”学者之中，包括浙江大学医学院求是讲席教授卢雄斌；“耿同学”在视频中并未公开点名卢雄斌，但各方都指向他，事后其个人主页已经关闭，有接近校方的消息人士透露，卢雄斌已离职。 据报道，2024年5月，浙大对外公布卢雄斌担任该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求是讲席教授（最高学术头衔），并介绍卢雄斌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Vera Bradley前讲席教授、医学和分子遗传系终身教授、美国医学生物工程学院院士、肿瘤研究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国际知名专家。 今年4月，据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报道说，卢雄斌团队一篇关于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论文被期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撤稿，原因涉及图像伪造。据指出，这已是相关团队不到一年内至少第3篇撤稿。 据报道，“耿同学”在视频中声称，“在美国学术造假被抓了，突然爱国，转身回国入职顶尖高校（大学）担任讲习教授”，“对不起，我们不是美国垃圾桶！” 他还提到，在卢雄斌的问题论文中，另一名何姓的长期合作者也在美国3校联合调查范围内，何姓学者今年已进入北京清华大学。 打假第一炮效应出乎意料 今年4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被“耿同学”指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的一篇研究论文造假，打响打假风暴第一枪。王平被校方火速免职降级。  此后，“耿同学”连续出击，点名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和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以及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等四人。另有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湘雅学院的重量级学者也卷入其中。 “耿同学”也因此在中国声名大噪，但他近日却突然表示自己的抖音账号已被限流，他也宣布暂时停更，称因为压力太大，也保护家人安全。 有分析认为，限流平台或担心打假风暴愈演愈烈，引发更大争议后被指责未尽主体责任；但平台应给“耿同学”一个明确原因，做到依法限流。 登上华尔街日报：国际关注中国学术打假 值得一提的是，“耿同学”如今“享誉国际”，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也报道了其新闻，标题是“退学博士生『 耿同学』如何掀起一场中国学术打假风暴”，内文并提及，“与美国大学迟缓拖沓的调查步调相比，中国的惩治决定堪称快刀斩乱麻”。 随着一连串牵涉中国顶尖学者和知名科学期刊的造假事件曝光，“耿同学”在国内声名鹊起，甚至可能已成为中国医学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只需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这名33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就能让一位学术明星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耿同学”接受采访时说，校方行动这么快，可能跟他粉丝比较多，造成舆论影响比较大有关系。 6月21日，“耿同学”再度发布最新视频，将矛头对准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的一篇2025年论文。该论文部分作者所在的大学迅速宣布展开调查，《自然》期刊上周也表示正对该论文进行核查。这篇论文描述了一种有望向内脏器官输送药物的贴片。论文作者表示正在配合调查，此外不予置评。 中国的高校过去在前沿医学研究领域籍籍无名，如今已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行列，中国研发的药物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人的药箱。正因如此，耿同学关于顶尖学者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的指控，已不仅仅只关乎中国。 事件前期，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力挺“耿同学”，并对国家声誉可能受损表达了担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关于耿同学曝光事件的评论中指出：“如果连顶尖的学者团队都不能确保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我们又如何期望在全社会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 随着揭露出的疑似造假案例越来越多，“耿同学”的言辞也愈发犀利。他将这些造假行为归咎于两点：一是初级研究人员为求晋升急功近利，二是资深教授为了给自己的履历贴金而对学术不端听之任之。 “耿同学”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说，必须向这些大权在握的学术带头人发出严厉警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选择，必须对实验室的原始数据严格负责，如果拒绝监督，就是在亲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美媒报道指出，他的视频主要针对顶级科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发表的论文。在遭到“耿同学”批评后，《自然》旗下期刊上至少有六篇论文添加了编辑说明，表示正在进行调查，其中两篇发表在《自然》旗舰期刊上。目前这些论文均未被撤回。不过，《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周撤回了另一篇由中国研究人员牵头撰写的癌症治疗论文，该论文此前并未被耿同学点名。 “耿同学”谈到有关美国漫长调查过程的问题时表示，造假行为通常显而易见。他说，处理速度的差异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重视程度。从技术上讲，实际的调查工作量并不大。 他举例说，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伪造数据的手法极其恶劣。 几年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据华日报道说，“耿同学”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他发现，做自媒体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对博士学位的渴望也越来越低，于是他去年选择了退学。 “耿同学”还说，他咨询了自己的朋友和同行圈子，并调查了上百篇论文。他说，他们最终选择曝光的案例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那些论文存在极其严重且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 报道援引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 因调查问题论文而闻名的荷兰裔美国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给医生和科学家施加了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不切实际的规定正逼着人们弄虚作假”，她说。她赞扬了“耿同学”的努力，但也提醒说，未来的造假行为可能不会再这么容易被察觉。 这位生物学家还表示：“这是一场猫鼠游戏，而造假者总是领先我们一步。” 如何终结造假？“耿同学”给出的解方 “耿同学”表示比克的工作帮助了自己。他认为，杜绝学术造假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三次重复实验由不同的人进行。他说，三次实验由同一个人完成，那么这一个人造假空间就变大了。如果研究人员知道同行下周就会复现他们的实验，他们就根本不敢造假。 从揭发同济大学论文造假的第一枪，到如今将矛头指向“镀金归国”的学者，“耿同学”用短视频撕开了中国学术圈长期存在的诚信裂痕。他的走红，既折射出公众对科研公信力的渴求，也暴露出学术评价体系中“唯论文”导向所催生的结构性压力。然而，随着账号被限流、个人处境日趋敏感，这场由民间发起的打假运动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 学术造假从来不是一国独有的问题，但当中国的科研成果日益深度嵌入全球医药与科技体系，“耿同学”揭露的每一起个案，都不再只是内部治理问题，而关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制造”科研成果的信任基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否跟上民间打假的热度，将决定这场风暴最终是昙花一现，还是推动一场迟来的学术诚信改革。

  5. Jun 25

    中梵协议十问：一份秘密协议，如何搅动中国天主教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法国《十字架报》与《费加罗报》近期分别登出有关中国于梵蒂冈于2018年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秘密”协议的调查报道，以及对在中国秘密传道者的苦难的深入报道。这两篇报道共同的背景，是2026年4月人权观察发布的最新报告和5月24日“为中国受迫害基督徒祈祷日”。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从这两篇报道取材，并以十问十答的方式介绍中国天主教界与教徒的真实情况。 1. 这项中梵协议到底是什么？ 2018年9月，梵蒂冈与北京就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协议。协议此后在2020年、2022年、2024年三次续签，但双方始终拒绝公开完整文本——这种保密本身，就是六年来争议不断的根源之一。简单地说，协议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中国主教的人选——是教廷，还是中国政府？ 2. 为什么这份协议最近又被重新提起？ 2026年4月15日，人权观察（HRW）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报告，指责协议客观上助长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压迫。报告基于九位流亡中国天主教徒的证词整理而成，其中一位2024年才离开中国的地下教会成员形容，这份协议被中共当局当成了“瓦解地下教会最聪明的武器”；有被捕的神父甚至被告知“梵蒂冈命令你们加入爱国会”。这份报告把一个长期存在但常被搁置的问题，重新推到了台面上。 3. 批评者的核心论点是什么？ 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的分析是：这项协议非但没能保护中国天主教徒，反而消解了地下教会赖以生存的“模糊地带”——过去几十年里，地下教会正是靠着这种不被官方完全承认、也不被完全消灭的灰色状态存活下来的。一旦梵蒂冈与北京建立起官方层面的合作机制，这层象征性的“保护伞”也就跟着消失了。王梅雅还指出，中国当局采取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施压手法：不只是公开的暴力镇压，更包括改变一个人周遭的环境与结构，让人不得不顺从。 4. 支持协议一方又是怎么看的？ 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2022年8月的表态很能代表这一立场：“如果没有协议，中国可能再也没有天主教会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协议不是对中共的让步或投降，而是在一个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的一个极其有限、但确实存在的“行动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天主教研究专家米歇尔·尚邦的判断是：协议八年来的效果“相对积极”，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敌意、偏执的中国政治环境中运作的。他还提到一个微妙的变化——二十年前北京眼中的“问题群体”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效忠教宗这个“外国君主”），如今情况几乎反过来，天主教反倒不再是首要打击对象。不过，即便如此，按照GCatholic.org和Catholic-hierarchy.org这两机构的统计，中国教区主教职位仍有约一半处于空缺状态。 5. 协议签订前后，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什么结构性变化？ 这才是理解争议的关键背景。习近平上台后，“宗教中国化”成为巩固政权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的语境里，“中国化”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化或爱国情感，而是要求宗教彻底服从党的管控。2018年3月，恰好就在中梵协议签署前几个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序言，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此同时，国内的宗教事务监管权，从原本相对中性的行政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被直接划归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 6. 统战部接管宗教事务，意味着什么？ 统战部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部门，它的任务是团结、管控或压制一切可能脱离党控制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少数民族、海外侨民,如今加上宗教团体。据相关研究披露，统战部下设12个局，其中第12局专门负责宗教事务。自此，“中国化”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上升为国家政策,有分析甚至认为它正朝着“强制同化进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手段包括大规模拘禁。也正是在这套体系下，主教任命、神学生培养、日常讲道,都被纳入了管控范围：十字架被拆，圣像被习近平画像取代，弥撒前要唱国歌，教理被重写，圣经文本也被删改。 7. 协议的真实条款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没人能完全确认? 官方文本从未公开,这正是争议持续发酵的原因之一。在百度文库等中国大陆平台上，流传着几份被标注为“完整版”的简体中文文本，据《十字架报》采访的两位梵蒂冈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文本“可信”，但他们拒绝正式确认其真实性。这些流出版本传递的信息大致一致：中方主张“中国有权管理在中国的天主教活动”而梵蒂冈“未经中方同意不得干涉”；主教候选人须满足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要求”，做到“爱国爱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稳定”。同时，也有版本提到，罗马可能通过一个“联合委员会”参与主教人选的协商，这意味着教会的辨别权并未完全让渡。换句话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协议是把天主教纳入统战部主导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机制；就梵蒂冈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用最低限度的联系，换取宗座继承的延续性。 8. 对普通神父来说，协议落地后实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两难? 这是问题最痛的地方。北京方面要求神职人员进行“民事登记”，核心是签署一份被称为“宪章”的文件，神父需在文件中承诺尊重中国教会“独立、自治、自律”三原则，以及党的领导。据一些受访神父透露，中共长期散布的说法是协议“要求登记”，这种说法本身就促使不少地下教会神父选择妥协。梵蒂冈方面，其实在2019年6月发布过牧灵指导，允许神父在签署时附加书面或口头声明，表明自己不放弃教义忠诚，也明确表示不签署同样应被尊重。不过，一位与地下教会关系密切的法国神父的评价却相当尖锐：这种安排实际上等于说“既然教宗似乎站在他们那边，那就没理由再抵抗了”，签字与否最终都被卷入了一种道德两难——继续地下生活近乎窒息，登记又像是某种程度的投降。 9. 有哪些具体的镇压事例? 2025年是打击力度明显加强的一年。据《费加罗报》调查报道，浙江一位知名家庭教会黄姓牧师，因“非法经营”在住所外被捕——十年前他就曾因官方以城市规划名义拆除1500到2000个十字架的运动而入狱。同年7月，警方在东部地区出动300到400人对70余名基督徒展开联合行动；10月，一场全国性行动针对近30名锡安教会相关人员，两天内在11个城市完成抓捕。资深牧师之女格蕾丝·金·德雷克塞尔向媒体描述，她患重病的父亲被拘留期间不准服药,只能睡地铺，还遭受长时间审讯和剥夺睡眠；代理案件的律师在被约谈“喝茶”后纷纷放弃案件，部分律师执照被吊销。2025年12月圣诞节前，浙江雅阳的锡安教会（长期拒绝拆十字架、挂国旗、装监控、禁止未成年人示拜）遭上千名警力包围，超过200名信徒被捕。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文昌的境遇也颇具代表性——2018年根据协议安排，他放弃“地下”主教身份转任辅理主教，此后牧职持续受阻，被迫流落街头，2020年辞职，目前被软禁在家。 10. 官方教会内部和信众之间因为协议出现了什么样的撕裂? 这恰恰是协议最难评估的一面——它造成的分裂不只是“教会vs政权”，更是教会内部“登记vs不登记”的相互怀疑：登记在册的神父被怀疑背叛信仰，坚持地下活动的神父及其所在堂区则面临被报复的风险。这种分歧还带有世代差别色彩，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迫害、文革浩劫的老一代信徒，对“屈服”二字格外敏感,而年轻一代面对的现实压力——特工反复约谈、护照被没收（2025年12月起所有神职人员的护照及往来港澳台的旅行证件均被收缴，出境需提前至少一个月书面申请并附详细行程，回国后七天内还要提交任务报告）——也让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受访者中一位牧师的总结颇具代表性：“如果换作是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 总而言之，这两份调查报道共同指向一个无法简单下判断的现实——那就是，中梵协议既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救命稻草，也不完全是对中共的屈膝投降。它更像是在统战部主导、“宗教中国化”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梵蒂冈用极其有限的外交空间,换来的一种脆弱的、充满代价的延续策略。而这份协议是否值得续签、如何续签，直到今天，依然是教会内部和外部观察者激烈争论的问题。

  6. Jun 21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开罗影节负责人谈两国电影交流

    第二十八届上海电影节日前拉开帷幕，迎来全球各地第七艺术的从业人士。创办于1993年的这一亚洲电影节，刚开始是两年举办一次，自2001年后，改为一年一度，每年六月举办，为期九天。这一日期的选择可谓是紧随五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三大影节之一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之后，上海影节的组织者希望将影节打造为亚洲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作为展示世界优秀电影作品重要平台的同时，还是促进国际影视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机构、制片公司和电影节代表齐聚上海，共同探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在开幕式上，影节第二次将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颁发给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华裔女演员卢燕获得终身成就奖，年近百岁的她坐着轮椅上台领奖。 据中国媒体的报导，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入选主竞赛单元角逐金爵奖的影片和入围纪录片单元的影片，在本次影节上，首次实现百分百全球首映、“中国首发”。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放映场次超过1600场，其中12部影片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节主办方还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单元，展映《开天辟地》《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此外，金爵论坛、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等也将陆续推出。 不过因欧洲和中东的战事，全球经济明显低迷。难免不影响国际电影市场。月前在采访戛纳影节期间，就明显感觉电影市场的人流少于往年。当时，在采访埃及馆负责人，开罗影节电影产业日项目总监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时，面对戛纳影节电影市场的这一现状，他表示：“现在这种情况很常见。今年尤其如此。从参观的人群就能看出来。来电影市场的人不多。在戛纳公交站等车、或是去展馆的人也不多，只有参加招待会、大型活动之类人才会多。我认为全球的经济形势，当然还有导致经济恶化的战争，让很多人今年没来戛纳。他们负担不起戛纳的住宿费用，因为今年戛纳影节的费用比往年贵很多。而且，也许还因为，今年入选的好莱坞影片不多。今年没有一部好莱坞的大片。虽然有一些美国电影。但没有好莱坞大公司出品的电影。不过，我希望明年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人越多，流量越大，生意才能越旺。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有好处，不仅限于法国，也不仅限于像日本这样的主宾国。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采访中，赛义德主动提及自己将飞赴上海，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上海电影节。他表示：“今年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二年设立埃及展馆了。与去年相比，今年展馆的规模大了很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们会举办更多活动、更多的座谈会、更多的招待会，同时也会更多地参与电影市场中的各类项目，包括Fantastic Seven、网络合作拍摄，以及其他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希望埃及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枢纽。我们希望把开罗建设成为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重要平台。” 提起埃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尼罗河和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事实上，埃及也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拥有百余年的电影发展历史，被誉为“中东的好莱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开罗便成为阿拉伯电影工业的核心城市。出品的大量经典影片不仅影响了中东和北非地区，也成为世界电影版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埃及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两国电影界的合作也日益频繁。赛义德表示： “我们与上海国际电影节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不仅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下个月我们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相关活动意义重大，因为我们还将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相关活动。因为这一项目涵盖埃及。在上海期间，我们将参加多项活动，包括影片观摩、城市参访、考察影视基地，并与来自企业、机构乃至政府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我们希望推动两国开展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埃及和中国两国领导层都非常重视这种合作关系。 大约三年前，我们与中国媒体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邀请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嘉宾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去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在2024年也是如此，有22位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代表来到开罗，他们和埃及的制片人、发行商进行了大量交流，希望推动中国电影进入埃及市场，同时也希望将埃及电影引入中国市场。我认为需要这样的合作，而且应该不断加强。” 埃及影片其实时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央视就播放了长影译制的五十年代埃及黑白影片《忠诚》，七十年代末拍摄的《走向深渊》一片上映后不久，也很快引进中国，并由上影译制片厂译制。近十几年，埃及影片陆续参加中国电影节的展映，如获得国际影坛广泛关注的作品《678路公交车》，这部影片聚焦社会现实主义题材，深刻关注埃及女性的处境；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亚西提岛》一片，则以一个偏远小岛上的故事展现了埃及社会的复杂面貌；而《开罗时间》《开罗机密》等作品，也让世界观众从不同角度了解现代埃及的社会与文化。所有这些影片都让人记忆犹新。 那么在未来，中国观众能看到更多的埃及电影吗？目前是否已经有新的埃及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呢？赛义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是的，上海方面邀请我们推荐一些埃及电影在影节上放映，我们推荐了几部作品。其中有一部影片《投诉（Complaint）》，它在去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我希望这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埃及电影能够被更多中国观众看到，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埃及文化。正如我们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的影迷们，也都非常喜爱中国电影。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电影到埃及来，也希望更多埃及电影能够到中国去。”

  7. Jun 11

    习近平外，法国记者说不出三个当前中国人的名字：超尴尬沉默的背后是...

    5月28日，法国LCI电视台的一档国际时事座谈节目中，主持人戴维·普雅达斯（David Pujadas）向在座几位资深媒体人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今天谁能说出三个中国在世名人的名字？” 不料现场竟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他们开始思考，绞尽脑汁。其中一人开口道：“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然后就再无下文了。出现在电视画面中这种尴尬的沉默，是否直接映照出法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的无知和漠视？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据《费加罗报》在六月初报道说，这一幕被地缘政治学家、《大洲》（Le Grand Continent）杂志联合创始人吉勒·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写入了他的新著《定义我们的敌人》（L'Ennemi qui nous désigne，伽利玛出版社，2026年）的序言里，作为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仅2018至2019年间生产的水泥就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量，全球逾半数的AI研究在中国完成，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更令人咋舌！ 依格雷萨尼之见，“当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关注国际事务、阅读报刊的人，都难以列举出三位中国公众人物时，这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格雷萨尼尼补充说，“我们生活的心理认知还停留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我们觉得自己还活在2000年，但实际上，我们离2050年更近。” 《定义我们的敌人》这本书汇集了多位“知名汉学家和习近平的关键理论家”的文章，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独家文档档”。格雷萨尼呼吁读者审视前述中国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然而，我们依然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感慨道。 或为帮助填补这一空白，《费加罗报》在报道此一事件后，又发表了第二篇题为：「无法列出三个在世中国人的名字？这里有十位代表当代中国的人物」报道。文中例举出10位活跃于当代中国政治、科技、商业、文化与体育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政治与权力：掌舵者与幕后人 王沪宁——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 如果说习近平想当然尔是中国的掌舵者，那么70岁的王沪宁便是为这艘巨轮校准航向的人。这位低调的政治学者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提供思想资源，被视为“中国梦”这一执政叙事的核心缔造者。他名义上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但其真实分量在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对外宣传，皆出自他的主导。 蔡奇——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在国际峰会的镜头里，那个高大身形、银发短促、始终出现在习近平身后的男人，便是蔡奇。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今年4月将其描述为“可能是中国第二强有力的人物”。作为习近平的办公厅主任与安全事务负责人，70岁的蔡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称“接触到中共的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有关习近平继任者的讨论中，尽管在中国政治的逻辑里，权臣随时面临被清洗的风险。 科技与商业：重塑世界的造局者 梁文峰——AI领域的国家冠军 2025年初，一家名为DeepSeek的中国AI公司以低成本开源模型横空出世，令硅谷巨头猝不及防。其创始人梁文峰，这位41岁的工程师，在短短数月内从默默无闻的技术极客，跃升为举国称颂的科技英雄。投资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评价说，“DeepSeek驱散了中国人的低迷情绪”，梁文峰“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彼时，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阴云正笼罩全球。 张一鸣——可怕算法的缔造者 他被描述为低调、内向，甚至有些社交障碍。但43岁的张一鸣所创造的TikTok，却拥有近20亿活跃用户，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社交平台之一。这个短视频巨兽在世界各地引发恐慌：美国将其美国分公司国有化，欧洲着力监管其成瘾性算法，澳大利亚则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作为字节跳动集团创始人，张一鸣身家约693亿美元，位列中国三大富豪之列。 李柯——向全球汽车市场发起冲击的女将 2025年，比亚迪全球销售226万辆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首次超越特斯拉，令整个汽车工业界震动。这份成绩背后，比亚迪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Stella Li李柯功不可没。这位56岁的女性高管在企业内部逐级晋升，如今环游世界推广比亚迪品牌，并于2025年荣获《世界汽车奖》年度人物称号。今年4月，为在欧洲推出Denza品牌，她包下了巴黎加尼叶宫，邀请动作片明星丹尼尔·克雷格出席，气势恢宏。 文化与媒体：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杨澜——中国的“奥普拉·温弗里” 58岁的杨澜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她的《一对一》节目采访过比尔·克林顿、埃隆·马斯克、妮可尔·基德曼、迈克尔·菲尔普斯等全球名人。她创立的阳光卫视集团见证了中国媒体在本世纪初的崛起。如今，她活跃于媒体、文化与新技术交汇的多个领域，同时持续为中国社会中的女性议题发声。 赵婷——流亡的导演 这位44岁的导演在北京度过了对美国电影充满热情的童年，后来却成了在西方最负盛名、在中国却近乎“禁区”的中国裔创作者。赵婷（Chloé Zhao）的《无依之地》（2020年出品）横扫威尼斯金狮奖、两项金球奖，以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奥斯卡大奖。然而，这部影片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她此前对共产党思想管控的批评让她成了北京眼中的“不受欢迎的人”。某种意义上，赵婷的存在本身，便代表着那个北京尚无法完全掌控的领域。 宁宁（Ningning）——跨越边界的青春偶像 她在Instagram上拥有1100万粉丝，是法语歌手Aya Nakamura的两倍。出生于哈尔滨的宁艺卓，艺名“宁宁”，是韩国K-pop女团aespa的成员，也是这一全球流行文化现象的代表面孔之一。23岁的她已成为古驰（Gucci）全球代言人——品牌方盛赞她"具有磁性的舞台表现力、罕见的声乐实力，以及超越原有受众群体的鲜明艺术身份"。 体育：竞技场上的国家象征 樊振东——乒乓球赛超级巨星 在中国，顶尖乒乓球运动员的国民地位，不亚于基利安·姆巴佩之于法国。29岁的樊振东正是这一国民运动的最耀眼符号：他在2021年东京和2024年巴黎两届奥运会上共斩获三枚金牌，并拥有九个世界冠军头衔，其中三次为单打冠军。昵称FZD目前效力于竞争最为激烈的德国联赛，持续书写着这项运动的传奇。 郑钦文——网球新星，压力下的眼泪 2024年巴黎奥运会，年仅21岁的郑钦文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摘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子单打网球金牌，一时间成为无数人眼中“来自东方的闪亮红色流星”。然而，荣耀之下是难以承受之重。今年法网首轮出局后，她在发布会上泪流满面地说：“压力让我无法发挥。” 这位23岁的年轻人坦言，自己需要“从零开始”。在伤病与期待的双重重压下，她的重新崛起，或许将是另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诚如，格雷萨尼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剧变感到如此晕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依然拒绝正视当代社会的一个巨大维度：中国。” 这十个名字，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8. May 28

    算一算“未富先老”的中国退休金的账单

    大家好，近期法国电视台BMF与《解放报》及《费加罗报》纷纷关注中国退休制度与养老金危机，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相关议题。话说有一组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位人口学家失眠。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全国退休年龄人口约为3亿。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超过美国的全部人口。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失去了340万人口，荣鼎咨询预测，未来十五年内还将再减少约6000万，这数字相当于整整一个法国从地图上消失。且这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法国电视台BMF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超其经济发展的步伐。用学界的表述，这叫“未富先老”——在尚未积累起西方国家那种财富厚度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承受与之匹配的人口老龄化代价。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人员将此概括为"双重挑战"：既要维护急速扩张的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又要在财政上撑住一个日益沉重的养老金体系。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不足170万对，创下2020年封控以来的最低纪录，较十年前腰斩。婚姻数量是出生率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曲线只会更加险峻。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16%，高学历年轻人难觅适配职位，即便步入婚姻，生育计划也一再延后。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地压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这一切汇聚成一条越来越陡峭的下行线——而养老体系，正处于这条线的最前端。 两套制度，十五倍鸿沟 报道表示，若欲理解中国养老危机，必须先理解它的制度结构。 中国并非只有一套养老体系，而是并行运转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各自覆盖约一半的人口，彼此之间的落差，触目惊心。 第一套，面向城镇正规就业人员。它运作方式类似社会保险，养老金与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直接挂钩。2024年，这类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3825元（约合485欧元）。 第二套，覆盖农村居民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群体——也就是那些在建筑工地劳碌一生的农民工，那些撑起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名劳动者。他们历史上缴费普遍较少，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基础补贴。平均下来，每月仅约246元——约合31欧元。 两套制度之间，相差竟有十五倍。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王子晨（音译）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共同富裕”的旗帜在国际上高高飘扬，仿佛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均等化实验。然而现实是，国家在向普通公民直接转移支付方面，始终极为克制。 今年3月出台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被许多代表寄予厚望，期待能给农村退休人员一次大幅加码。结果令人失望：最低基础养老金仅上调20元/月，调整后为163元（约20.6欧元）。 报道认为，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研究员亚历山大·布朗直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并将继续以支持产业为导向，而非以惠及家庭为导向。习近平坚信，在大国博弈的时代，产业优先是强国的必要路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仅为13%，而欧洲国家平均高达30%——这一差距，既是造成内需疲软的深层根源，也是中国出口持续高歌猛进的结构性燃料。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已在路上。法定退休年龄正在逐步上调：男性从60岁提至63岁，女性工人从50岁提至55岁，女性管理人员从55岁提至58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一调整将使2050年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15.3%降至11.9%。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19年便已预警：若无系统性改革，养老金体系可能在2035年前后陷入赤字。北京为此在2025年动用了约3670亿欧元来填补社保基金缺口，占一般预算支出的10%以上——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判断则更为悲观：人口压力对中国财政平衡的冲击，可能仍然被严重低估。 香港老人的出走：用脚投票的养老选择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农村老人是在制度的夹缝中无声等待，那么香港的退休人员，则用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回应着另一套失效的养老体系——他们选择出走。 据《解放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说，陈先生（Eric Chan）六十多岁，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两年前，他与妻子斯黛拉迁居广东中山。“我们想过上舒适的生活，留在香港已不是选项”，他说。他们在中山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在香港，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奢望。香港长期高居全球生活成本榜首，即便是公务员，也难逃退休后的贫困恐惧。 那个形象始终萦绕着他们：“纸皮婆婆”——那些在街头低头捡纸皮箱卖钱维生的老人。“我们曾觉得，可能得工作到死，才能不成为子女的负担”，陈先生如是告诉《解放报》。如今在中山，这些恐惧都消散了。他们过上了一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活”，甚至每次回港探亲，反倒是祖父母请全家吃饭。 报道强调出，陈先生的故事，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趋势的缩影。 香港大学老年学家卢佩仪教授揭示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在政府补贴介入之前，香港65岁以上人口中，有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力退休。公立养老院候位时间约两年，医院一床难求，牙科预约有时需要等待数月。更令人忧虑的是，2022至2024年间，香港老年人自杀人数年均达470人，占全港自杀总数的40%。 而在边界对面，一座名叫中山的城市，正成为越来越多港籍退休人员的新家。中山距香港车程仅两小时，房价、医疗、餐饮开销都大幅低廉，文化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中山房产中介艾伦·杨描述，自疫情结束以来，来自香港的购房客户络绎不绝——教师、公务员、“普通职员”，有些尚在五十多岁，便已开始布局退休生活。 事实上，数字印证了这一趋势：2025年，约10万名65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定居广东省，较十年前增加40.5%。今年3月，已有1100名港籍老年人入住广东省26家养老院，是2022年的九倍。 这场悄然进行的迁徙，有其深刻的结构性逻辑。它是香港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积弊的折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进程的现实写照——当政策倡导的融合遭遇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人口自然会以最经济理性的方式流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已表示，若需求持续增长，将进一步与内地协商对接。一场养老意义上的“北上”，已成规模。 机器人的介入：技术能否填补人情的空缺？ 无论是大陆老人还是香港移居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困境：子女不在身边，或数量本就稀少。在中国城市，飞涨的房价让四五十岁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人口缺口，正在以一代人为周期显现其后果。 当人手不足、机构床位告急，技术的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或者说，一种无奈的必然。 据《费加罗报》题为「中国：老年人依赖陪伴机器人已成必然」报道指出，中国工程师正在将这一答案具象化：人形机器人。 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双足金属机器人，正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养老机构中。它们能翻动身体、协助按摩、递水喂药，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行走，胜任大量重复性照护任务。部分机器人配有AI驱动的动态面孔显示屏，可呈现出使用者熟悉的亲人面容，以激发情感上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不疲惫与不耐烦，不会闹脾气，也不会在凌晨三点拒绝回应呼叫。 展望2040年，这些机器人将能掌握同住者的生活习惯，回答问题，帮忙找回丢失的眼镜，甚至陪老人下棋——并刻意避免每局都赢，以照顾对方的情绪。中国每年新增约1700万60岁以上老人，庞大的需求缺口为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然而，技术的边界，在《费加罗报》报道描述的那幅清晨公园图景中，显得格外清晰。 每天清早，中国各大城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老人们随着悠扬的传统音乐，成群结伴，缓缓做着晨练。那是一种对陪伴与温情的渴望，一种机器人永远无法填补的人类需求。机器人可以协助照料身体，却无法给予真正的情感联结。它们是效率的补丁，而非人情的替代品。 这一局限，在香港移居中山的退休人员那里，被另一种方式诠释：人类仍然需要真实的社区、可负担的医疗、物质上的安全感，以及与子孙辈分享一顿饭的简单快乐——这些，机器人一样也给不了。 最后，我们若将前述这三篇报道放在一起思考，其实都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未富先老”的中国，正在用一个尚未充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去承接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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