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酷儿学者包宏伟：上街游行和艺术创作一样重要

近些年来，性别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最时代年轻人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质疑性别刻板印象，关注性别流动性，跨性别群体的权益，以及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并且这时代更倾向于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推动性别平等和多元化的社会认知。可以说这一代人对性别表达的自由度，有了更开放的态度，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定义和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

而在海外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华语酷儿群体显得更加活跃。本期公民论坛邀请到了学者包宏伟，他是当代中国酷儿文化领域的知名学者。从学术到文学创作，他用诗歌重塑华语酷儿想象，并用自己的书写告诉人们，酷儿书写不只是抗争，也可以是温柔的自我凝视。

RFI：首先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能不能请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也介绍一下您的新书。

大家好，我是包宏伟，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媒介研究专业的副教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我同时是一个作家、诗人，还有戏剧创作者。最近两年我专注于写诗歌。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Rabbit God，叫《兔儿神之生死爱欲》。那今年刚书版的这本新的诗集呢，叫做 Self-Portrait as a Banana，叫做《香蕉的自画像》。

RFI：能不能给不太了解的听众讲一讲，您这本书写了什么或者想表达什么？

这本书的切入点是用“香蕉”作为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听说过“香蕉人”这个说法，通常指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在日常生活中，“香蕉”或“香蕉人”多少带有一点贬义，意思是这种人“不伦不类”，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

我在书里把“香蕉”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把它作为一个华语酷儿的象征性符号。我的意思是，作为“香蕉”其实没有什么不好。香蕉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它永远是弯的。大家都知道，“弯”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不直”，也就是非异性恋、偏向酷儿的形态。

所以，这本书的核心，是通过重新书写“香蕉人”这一形象，去想象、去构建一种亚洲酷儿的身份。

当然，全书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的，而诗歌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书写特质。我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移民经历，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对身份的思考与挣扎，以及个人的情感与欲望，把这些都写进了这本书里。

RFI：我看到您很早就开始从事酷儿研究、性别理论以及酷儿文化的研究。您能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正式开始大概是在2006年。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有一个很巧合的契机，我见到了中国的酷儿运动家、电影人、作家崔子恩。崔子恩向我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酷儿运动现状，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兴趣。后来我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做了一些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中国城市中酷儿社群的情况。这些研究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

之后的学术研究，其实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与深化。我主要聚焦于中国现当代的酷儿历史，尤其是酷儿社群的文化史，包括文学与艺术创作、戏剧表演形式等方面。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我无法回国继续田野调查，所以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海外华人社群，特别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创作。

RFI：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本身是学者出身，但在这本书里，您并没有采用理论分析，或者中国当下比较流行的那种“非虚构”写法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选择了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而且还是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小说。我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是的，写作方面我的确是以学者的身份出发的。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出版过几本关于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些学术书写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它们在分析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做宏观性的论述时非常有力，但同时也有局限，因为它们难以触及那些更细微、更个体化的层面，比如个人生命的体验、内心的感受、情感的波动等等。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和艺术更擅长表达的部分。

我真正开始写诗，是在疫情之后。那段时间我常常在想：怎样才能用一种方式，把自己的个体经验表达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像写日记一样创作诗歌，有时每天写一首，有时只是写下几行想到的句子。慢慢地，这些片段积累成了这本书。后来我意识到，虽然这些诗源自个人的感受，但它们其实也反映了某种群体经验，以及我对社会、身份与情感的思考。于是我决定把它们发表出来。

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当然非常不同。文学写作让我感觉到理论变得更“有人味”，更有深度，也更能体现生命的温度。我不再是在讨论那些抽象的大理论，而是试图触及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个体。

我发现，文学，尤其是诗歌，比起学术研究，更容易打动人。它能拉近我与读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引起共鸣。它还能起到沟通的作用，让更多人理解这个群体，也促进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一点，是学术写作所难以做到的。

RFI：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您希望它能在海外的酷儿群体中引起怎样的反响呢？

首先，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每个人的经验，无论多么独特，都是有共性的。过去我常常以为，自己的经历太个人、太特殊了，读者可能不会感兴趣，也不会理解。但后来我发现，在我们日常接触的文学、艺术、电影或电视作品中，大多数描写的都是主流社会的生活经验。而像我们这样的“边缘经验”，这些非主流的、被忽视的生命体验，其实同样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书写。

所以对更多的酷儿群体来说，我想传达的信息是：你的经历很重要。无论它多么个人化，它都具有社会意义。它既反映了社会如何塑造个人，也体现了个人如何回应社会。也许你的反应方式与别人不同，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可以共鸣的部分。

过去在一些社群运动中，比如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人们往往强调抗争性的行动方式，比如上街游行、呼喊口号等等。这些当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诗歌、小说、艺术、电影这样的创作也同样关键。因为这些形式记录的是微观的生命体验，它们能把群体凝聚在一起，让人们在创作和共情中建立联系。这种以文化为载体的抵抗方式，是一种更温柔但也更深刻的抗争。

此外，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广泛的公众能更深入地了解华语酷儿社群。这个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经历和身份背景。而正是这种身份的交织与交叉，造就了他们独特而复杂的生命体验。

RFI：近年来我们看到，Z世代的酷儿群体在海外变得越来越活跃。您认为这一代的酷儿群体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觉得当下的Z世代华语酷儿群体，表面上看似面临很多困难：在国内，他们承受多重压制；在海外，他们又要面对种族歧视、保守势力的反弹等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外部的压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他们更强的行动力与创造力。过去两年，欧洲各地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华语酷儿组织和文化活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

酷儿群体本身是很难被单一定义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不相同。但就我的观察而言，我其实很欣赏、甚至有点羡慕当下这一代年轻的华语酷儿。他们大多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里，生活条件也比上一代更好，有更多机会去探索自我、表达自我。

当然，他们也面临一些当代的共同困境。

第一，他们往往更强调个体经验，注重自我表达，但有时可能忽略了个人经验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或群体之间的联系。 第二，如今的年轻一代非常善于寻找自己的“同温层”。这很好，因为同温层能带来情感支持，也能增强面对社会压力的勇气和智慧。但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减少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交流机会。过于强调差异，反而容易忽视各群体之间潜在的共性。其实无论是酷儿群体、移民群体、黑人群体还是劳工群体，都有许多相似的处境与经验，而这些共性正是对话与团结的基础。

当然，我也要强调，所谓“代际差异”这个说法本身其实是有局限的。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体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差异，可能与成长环境、时代机遇、社会挑战等多种因素相关。每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与抗争策略，而这些多样的策略都值得被理解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