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

ColvinZ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对简单逻辑有警惕，与拯救世界保持距离。合情合理，不激不随，力求“出新奇于法度”，为每一个热点或焦虑勾勒出其背后的历史轨迹与知识图谱，在循环往复的历史和缓慢进化的人性中，识别固有模式与可能的转折。 主播Colvin是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士，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1. 5d ago

    38 中期选举掀起蓝色狂潮，特朗普2.0宣告结束……了吗？

    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正如市场与各路民调机构所预测，民主党取得大胜，但胜利的规模仍然超出预期。随着特朗普阵营遭遇惨败，我们是否到了宣判特朗普2.0时代终结的时刻了呢？ Part 1：解读2026蓝色狂潮：历史传统与城乡割裂 03:45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期选举成了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的舞台。但纵观美国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中期选举对在任总统往往并不友好：总统所在党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维持现状，更常见的是或多或少失去对国会的控制。近 20 年来，几乎每一任总统都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本党对国会的控制，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民主党今年的这场大胜，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从历史传统来看，美国建国者刻意把众议院的选举频率定为两年一次，本意是约束众议员。但随着美国政党政治逐渐成熟，这场原本针对众议员的考试，变成了针对总统的考试。加上回溯投票在美国选民中是一种强大的投票动机，选民逐渐把手中的中期选举选票，当作惩罚或奖励在任总统的工具。一旦在任总统表现不佳（比如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选民就会积极动用这件惩罚武器。 不过，这次选举也有一些 2026 年独有的特殊因素。第一，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向来低于大选年。美国选民可以分为核心选民和边缘选民两个群体：核心选民在每次选举中都不会缺席，边缘选民却可能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中期选举中缺席。因此，一种可能是，投票率下降让特朗普、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票仓出现了重组。第二，美国的城乡政治分裂。以这次选举中出现巨变的德克萨斯州为例：在参议员选举中，如果只看地图，共和党在州内大部分县都占优势。但对民主党来说，只要守住州内几座核心大城市的稳固票仓，并在那里取得巨大领先，就足以压过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城乡分裂自 2016 年以来一直横亘在美国两党政治之间。如今在德州，民主党苦心经营的城市票仓，终于战胜了乡村的共和党票仓。 图1: 战后的历次中期选举中，在任总统所在政党常常表现不佳；近20年以来，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一至两院的主导几乎已成传统 图2：在德州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拿下了更多的县，但这不代表着更多的票。民主党在德州苦心经营城市战略，使得大城市的活跃选民压倒乡村，促进德州转蓝。本图中，圆圈颜色代表获胜党派，圆圈大小与深度代表获胜幅度。该地图中的大型蓝色圆圈，对应了德州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圣安东尼奥等的主要大城市。（图源：美联） 图3：在南部与中南部，大城市驱动的政党重组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表现出更强的民主党倾向。（图源：卫报） Part 2：中期选举会终结特朗普2.0时代吗？ 36:18 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未必足以终结“特朗普 2.0 时代”，更可能带来的是立法僵局。民主党虽然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但只是简单多数，而非三分之二的特别多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享有立法权，总统则对立法拥有否决权，国会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支持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因此，在当前的格局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民主党可以在国会通过自己心仪的法案，却会遭到总统否决，且无力推翻；另一方面，总统或其他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也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由此，民主党与特朗普陷入立法僵局，双方相互牵制，彼此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考虑到当前的政策现状偏向特朗普一边，这种现状可能会因为僵局而长期维持下去。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基于Krehbiel(1998)的空间模型来理解这一点。 为了把问题简化，我们假设一个只有 11 名议员的议会，其中共和党 6 席、民主党 5 席。所有政策都可以放在一条从左（自由派）到右（保守派）的一维政策轴上，每名议员在轴上都有一个自己最理想的位置，政策离这个位置越近，他就越满意。议员按简单多数投票，也就是 11 票中拿到 6 票即可通过，并且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真实偏好投票。按理想位置从左到右排序，第 6 名议员 L6 就是中位议员：他的左右两边各有 5 人，谁能拿到他这一票，谁就能过半。图中的“现状”是拜登时期留下的政策，位于偏左的位置。我们假设不存在强力党鞭。 在第一张图中，现状是拜登时期留下的偏左政策，位于 L3 和 L4 之间。中位议员 L6 提议把政策移到自己的理想位置。对 L6 和右边的 5 名共和党议员来说，这个新方案都比现状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位置，所以这 6 个人会投赞成票；左边的 5 名民主党议员离现状更近，会投反对票。结果是 6 比 5，提案通过，政策从现状移到中位议员的位置。不论现状一开始落在哪里，中位议员总能拉上一侧的议员凑够半数，所以在不存在总统的情况下，最终胜出的一定是中位议员所偏好的政策。 在第二张图中，我们图 1 的基础上加入了总统。总统是共和党人，他的理想位置在 L9 和 L10 之间，比中位议员更偏保守。现状仍然是拜登时期留下的偏左政策。中位议员 L6 提出自己的理想点，和图 1 一样，L6 加上 5 名共和党议员共 6 票，以 6 比 5 在国会通过。法案送到总统面前时，总统只需要比较新方案和现状：中位议员的位置比偏左的现状更接近总统自己的理想位置，所以总统会签字。最终政策将移到中位议员的位置，和不存在总统时的结果相同。也就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总统与国会多数同属共和党，总统的否决权不构成障碍，政策顺利向右移动，总统与共和党共同胜出。 中期选举之后，在我们的简化模型中，假设民主党拿下 6 席，中位议员 L6 变成了民主党人，而总统仍然是共和党人。此时的现状是共和党统一执政期间留下的政策，位于 L6 和 L7 之间。民主党想把政策往左推，可以在国会以 6 票过半通过，但总统会否决，因为新方案离他的理想位置比现状更远。推翻否决需要 11 票中的 2/3，也就是 8 票，从左往右数，第 8 票落在共和党议员 L8 身上。而 L7 和 L8 都离现状更近，不会支持推翻，民主党最多只能凑到 6 票。反过来，总统和共和党想把政策继续往右推，又会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多数否决。于是，50% 赢家线和 2/3 否决线之间形成了一段僵局区：只要现状落在这个区间里，向哪个方向修改都无法通过，政策只能维持原状。 如果再加入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即结束辩论、进入表决需要 3/5 的议员同意，在 11 人的议会里就是 7 票。如果共和党提出向右的政策，第 7 票落在民主党议员 L5 身上，民主党可以用阻挠议事拖住共和党的法案。如果民主党提出向左的政策：第 7 票落在共和党议员 L7 身上，共和党同样可以阻挠民主党的法案。不过往左改本来就要过总统否决这一关，需要拿到 L8 的第 8 票，这道门槛比 7 票更高，所以左侧的阻挠议事线并不会让僵局区变得更大。结果是，僵局区从原来 L6 到 L8 的范围，向左扩大到 L5 到 L8：即使现状稍微偏左，只要落在这个区间里，任何修改都会被总统否决或者被阻挠议事挡下，政策同样只能维持原状。 参考文献 Campbell, Angus. 1960. “Surge and Decline: A Study of Electoral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3): 397–418.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rehbiel, Keith. 1998. Pivotal Politics: A Theory of U.S. Law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dison, James. 1788. The Federalist No. 52.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2. Nov 2

    37 美以选战焦灼，伊朗战争能否迎转机？

    全球超级选举周期在十一月初迎来高潮：以色列大选已经落幕，但谁来组阁依然悬而未决；美国中期选举即将登场，大概率会改变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备受瞩目。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内政从来都牵动外交。这两场选举将如何改变两国的国内政治，又会怎样影响国际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争的走向？ Part 1：「选完没赢家」——以色列大选复盘 04:062022年以来，这届以色列议会难得地完成了四年任期，但这四年并不太平：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接连爆发，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途也随之扑朔迷离。2026年大选中，艾森科特领衔反对派向内塔尼亚胡阵营发起新一轮冲击，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都没能拿到组阁所需的61个席位。然而，手握关键席位的阿拉伯政党，未必能成为以色列的"造王者"。对两大阵营来说，与阿拉伯政党结盟都不是好选项。因此，以色列的组阁僵局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最有利的做法就是继续拖下去，保住自己看守总理的位置。 Part 2：「选前分胜负」——美国中期选举前瞻 24:47美国中期选举向来被看作总统的"期中考试"，而且历史上，总统所在的政党往往考不好。从这次的民调来看，民主党很有可能夺回众议院，参议院也有机会翻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正是由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参众两院，他最重要的几部立法才能侥幸通过；但即便如此，最终的优势依然很微弱。倘若民主党真如民调所示拿下国会，特朗普的任期后两年恐怕将面临"分立政府"的局面。 Part 3：国内政治变动与伊朗战争前景 39:36 两场选举过后，伊朗战争会不会再度升级，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何况这场战争早已不只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之间的事，战火已经蔓延到海湾、红海和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美以两国胶着的选情，会如何影响伊朗战争的走向？关键还要看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决策是怎么做出。在以色列，开战的决定权牢牢握在政府手里，议会只需要被告知。而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朝野的立场高度一致。因此，无论这次是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还是艾森科特逆袭上台，以色列对伊朗的强硬路线都不太可能根本改变。在美国，开战的主动权长期以来已经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手中，但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尝试从未停止。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缺乏约束力，于是"钱袋子"成了更有效的武器。国会至今没有为这场战争批过一分钱专项拨款，参议院民主党还挡住了年度国防授权法，以至于五角大楼只能挪用训练和维护的经费来打仗。倘若民主党真如民调所示拿下国会，这种施压只会更加有力，或许将成为约束伊朗战争最现实的力量。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3. Oct 26

    36 卢拉逆转险胜，拉美右翼浪潮止步巴西

    当地时间10月25日，备受瞩目的巴西总统大选决选结果揭晓。首轮领先、决选前民调一度占优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功亏一篑，80岁的左翼老将卢拉以约51.8%对48.2%的微弱优势逆转胜出，即将开启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这不仅是巴西左翼的一场胜利，也让席卷拉美的右翼浪潮在巴西止步。如何理解今天的巴西政治，以及它背后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卢拉的胜选，又会给拉美的右转浪潮带来怎样的影响？ Part 1：巴西政治百年史 03:19 近一百年来，巴西政治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 1930年，瓦加斯通过革命上台，开启了巴西的民众主义时代。作为强人，他推动巴西从农业出口国转向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并通过劳工立法把城市工人纳入政治；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他在二战后的民主化浪潮中被迫下台，又在1950年通过选举重返总统府。1954年，瓦加斯在政治危机中饮弹自尽，但他缔造的政治联盟又主导了此后十年的巴西政坛。瓦加斯身后，巴西经历了十年动荡的民主竞争，最终在1964年迎来军事政变和长达21年的军人统治。军政府延续了瓦加斯开创的国家主导工业化，却抛弃了他的劳工路线，以压制代替动员。依靠外债维持的高速增长，最终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难以为继。 1985年军政府退场后，巴西政治进入新的轨道。最初的十几年里，中间派和中右翼主导政坛，左翼的卢拉三度竞选总统都铩羽而归。2002年卢拉终于胜选，巴西进入"卢拉时代"。以中庸、妥协和渐进改革为特征的"卢拉主义"，在不触动精英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了大规模减贫，卢拉也由此成为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劳工党的执政一直延续到2016年罗塞夫被弹劾。2016年前后，"洗车行动"反腐风暴、经济衰退与全球右翼复兴相互叠加，老博索纳罗从国会边缘一跃登上总统宝座。从此，卢拉代表的左翼与博索纳罗家族代表的右翼，成为巴西政治的新主线。 Part 2：2026，卢拉的惊险逆转与拉美右翼浪潮的止步 41:48 图1：在选举结果揭晓前，某预测平台的市场分布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2026年的选举堪称戏剧性。 首轮投票中，小博索纳罗以47%对45%领先卢拉；此后的多数民调也显示他保持优势。首轮众，其他候选人合计不到8%，且大多来自右翼，在高度极化的巴西政坛，外界普遍认为这部分选票难以撼动选情，甚至会进一步流向小博索纳罗。然而决选当天，卢拉在计票中途反超，最终逆转胜出。 从选票分布看，两位候选人都守住了各自的核心票仓。 卢拉在东北部各州的底层选民中取得了比对手更大的领先优势，这或许得益于更充分的选民动员；弗拉维奥在圣保罗、里约和南部等经济发达地区更受支持，但优势不足以抵消卢拉在东北部的领先。而被视为"风向标"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卢拉在首轮落后近60万票的情况下实现反超，延续了"谁赢米纳斯，谁赢巴西"的规律。这次选举也让近年席卷拉美的右翼浪潮在巴西止步。 巴西没有成为右翼的"最后一块拼图"，它在金砖和多边外交中的活跃角色也有望延续。 图2：两位候选人均守住了自己的核心票仓，但卢拉在东北方的领先优势更大，这是他胜利的关键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4. Oct 19

    35 法国人为什么又在抗议？

    "革命老区”法国又一次爆发街头抗议，并在最近几天演变成了暴力手段，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场抗议为何发生？为什么爱上街的偏偏总是法国人？它又和明年即将发生的法国大选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场街头运动，正在变成各方争夺议程的战场。谁能借势而起，谁又会被拖下水？ Part 1：马克龙的十年之痒与法国的教育危机 03:37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法国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危机终于爆发。法国有一套完善的师范教育体系，但当一名中学老师的门槛并不低。2010年的"硕士化"改革之后，想当老师必须读完三年本科加两年硕士。大约十年后的新一轮改革，又把教师资格考试推迟到硕士第二年末，门槛进一步抬高，法国教育系统由此陷入长期的人手短缺。与此同时，马克龙执政以来持续压缩公共开支，流向教育的财政资源和人力日益捉襟见肘。到今年开学季前夕，法国不少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的局面。正是这一困境，最先把教职工和学生推上了街头，拉开了这场大规模抗议的序幕。 Part 2：大选来临前的「抗争剧目」20:46一场抗议之所以不断升级，离不开背后高度政治化的大环境。这场抗议发生在距离明年法国大选不到半年的时候，四位主要候选人早已摩拳擦掌。在高度分裂、两极分化的法国政坛，他们从左到右分列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与中间：极左翼的梅朗雄、中左翼的格鲁克斯曼、中右翼的菲利普，以及极右翼的勒庞，彼此之间敌意重重。法国实行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无人过半，得票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对决。在选情胶着的当下，这四个人都有机会走进最后的决战。因此，四位候选人都在等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好让自己最擅长、最"拥有"的议题成为舆论焦点。这次抗议，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抗议之初，代表左翼的梅朗雄视之为推行自身政治纲领的绝佳机会，高调站在抗议的高中生一边。但随着暴力逐步升级，更加强调秩序的勒庞找到了反击的突破口；另外两位走中间路线的候选人，也纷纷与梅朗雄划清界线。这场抗议原本关注的是民生，但民生议题被政治化为梅朗雄的武器，抗议中的暴力又被包装成勒庞反击梅朗雄的武器。一场原本关乎民生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变成了两种议题立场之间的较量。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5. Oct 12

    34 解码「中国冲击论」：欧美贸易焦虑背后的经济政治逻辑

    随着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冲击”“中国冲击2.0”这些说法又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中国冲击”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一样，它是一个诞生于严肃经济学研究、后来才走进公共讨论的学术概念。然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它就渐渐脱离了原本的含义，变成了一件政治工具。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回到贸易理论的脉络里，“中国冲击”究竟在说什么？它的真实面目和本质是什么？“中国冲击2.0”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欧洲对它格外焦虑？ Part 1：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03:29自大航海时代起，全球贸易就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底色，“什么样的贸易才是好的”也随之成为一个反复被争论的问题。这其中，最早占上风的是重商主义：国与国做生意要分输赢，关键是保持对外顺差。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希望买到更便宜的原料和粮食，压低生产成本，也需要更大的海外市场，于是转而拥抱自由贸易，两位早就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被推到了台前：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再互相交换。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样样都比别人强，它也应该专做机会成本最低、相对最拿手的产品，其余的拿去交换。这样一来，强国和弱国之间的贸易同样对双方有利。然而，这两位经济学巨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他们只关心一个国家的总福利是受益还是受损的时候，便忽略了国家内部赢家与输家的分野。 Part 2：谁是自由贸易的赢家和输家？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 vs 李嘉图-维纳框架 18:55整个贸易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贸易展开之后，一国之内谁会受益，谁会受损？赫克歇尔和奥林率先接过了李嘉图没有回答的问题，把比较优势的来源解释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多寡。由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随后，经济学巨匠保罗·萨缪尔森和他的合作者斯托尔珀在这个框架里更进一步，提出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自由贸易会让一国丰裕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富，让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穷。 大约三十年后，萨缪尔森又和经济学家琼斯一起，重新整理了李嘉图和维纳早年的思想，形成了“特定要素模型”，为这个定理补上了短期的一面：当生产要素被锁在原来的行业里难以流动的时候，输赢将按行业划分：出口行业赢，进口竞争行业输。 这些理论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自由贸易注定会在一国之内制造赢家和输家。至于赢家和输家具体是谁，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Part 3：中国冲击1.0：一个被政治包装的必然结果 34:342013年，Autor、Dorn 和 Hanson 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China Sydrome》。这篇论文横空出世，成为21世纪影响美国政策，乃至全球贸易格局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和前面那些理论框架不同，它是一项实证研究，用数据证明了中国进口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的重要推手，而且损失高度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李嘉图-维纳框架的预测。然而，“中国冲击”这个概念一进入政治领域，就逐渐偏离了它的本意。其实，“中国冲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历史上，贸易给一国内部的输家带来冲击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洲的廉价粮食涌入欧洲，冲垮了欧洲的农民；到了1890年代，美国农民自己也被全球粮价暴跌拖入困境；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纺织品、钢铁、彩电和汽车又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美国。中国冲击，成为了一个沦为政治工具的概念。 Part 4：中国冲击2.0 为什么欧洲尤其焦虑？50:272025年，ADH 中的 Autor 和 Hanson 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到来，而且会比第一次更严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转向了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轮冲击的性质：这一次，被冲击的不再是美国小镇上的服装厂和家具厂，而是美国和欧洲赖以立身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一轮冲击里，欧洲比美国更焦虑。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筑起了关税墙，中国出口转而大量流向更开放的欧洲市场，欧洲成了承接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领导人由此陷入强烈的焦虑，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经济结构：补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然而，补贴也好，顺差也好，失衡也好，市场竞争也好，这些原本可以在经济学框架里讨论的问题，一旦被卷进地缘政治，就很难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关于第一次“中国冲击”，请见：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https://doi.org/10.1257/aer.103.6.2121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05–24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315-015041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在政治上的影响，请见： Stolper, W. F., & Samuelson, P. A.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 58–73. https://doi.org/10.2307/2967638 Rogowski, R.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李嘉图–维纳模型，见： Jones, R. W. (1971). A three-factor model in theory, trade, and history. In J. N. Bhagwati, R. W. Jones, R. A. Mundell, & J. Vanek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p. 3–21). North-Holland.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与李嘉图–维纳模型的协调，见： Mussa, M. (1974). Tariff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importance of factor specificity, substitutability, and intensity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 1191–1203. https://doi.org/10.1086/260271 Hiscox, M. J.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中国冲击2.0”与欧洲，请见： Hass, R., & Czin, J. A. (Hosts). (2026, August 5). Can Europe survive China Shock 2.0? (No. 10) [Audio podcast episode]. In The Beijing Brief.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an-europe-survive-china-shock-2-0/ Szczudlik, J. (2026, July 20). The European Union faces “China Shock 2.0” (PISM Bulletin No. 49 [2681]).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pism.pl/publications/the-european-union-faces-china-shock-20 Tordoir, S., & Setser, B. (2026, May 20). China shock 2.0: The cost of Germany’s complacency [Policy brief].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6/china-shock-20-cost-germanys-complacency Capital Economics. (2026, March 4). Will China finally pass its big rebalancing test? [Chief Economist’s Note]. https://www.capitaleconomics.com/print/pdf/node/89488 关于中方立场，请见：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July). China’s position on the so-called excess capacity issue [Material for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关于产业政策的历史合理性，见张夏准与克鲁格曼的早年讨论 Chang, H.-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Krugman, P. R. (Ed.). (1986).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T Press. Krugman, P. R.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469–479. https://doi.org/10.1016/0022-1996(79)90017-5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6. Sep 28

    33 历史性访美的三重暗线：伊朗降温、二战旧谊与AI军备竞赛

    因审核原因，节目中某些部分可能出现不连贯的听感，抱歉！ 一场历史性的访美之旅落下帷幕。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打破近十年坚冰、实现互访，堪称今年分量最重的外交大戏。在刷屏的仪式感背后，双方在实质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共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这次元首会晤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外界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伊朗问题、台湾与日本问题，以及AI军备竞赛，拆解这场历史性访美背后的三条暗线。 Part 1｜伊朗：新问题与降温 02:25 伊朗是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最关心、也最有求于中方的议题，双方将其列为实质性成果的首位。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征收通行费"这两项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可以预见，伊朗问题及其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望进入中美合力解决的快车道。更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报中提到，特朗普希望中国提高成品油产量——这是否如部分美媒所言，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求援"，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无论答案如何，能源危机确实让美国陷入了某种被动，这也为此次互访中种种隆重的仪式感，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注解。 Part 2｜二战盟友，旧瓶新酒 13:142026年并非二战爆发或胜利的整数纪念年份，但此次会晤中，双方却在成果清单和系列讲话里高调重温中美二战同盟情谊，颇为不同寻常。今年恰逢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一强调的重心在于维护战后秩序，而非单纯纪念战争胜利，也鲜明体现了特朗普对所谓"G2格局"的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关成果公布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反应激烈：重提二战同盟，让当年的共同敌人日本坐立不安，也让台湾当局无所适从。这是本次会晤成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项。它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委婉松动对台立场，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Part 3｜AI作为一场军备竞赛 26:24全球AI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这也让这场技术竞争越来越像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一国为自保而增强实力，却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各方都被迫竭力扩充军备，陷入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今天的AI竞赛，恰如彼时彼刻，中美或将面临一场"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合理管控各自的AI发展节奏，AI带来的社会风险就有望得到控制；但如果双方都无法抵御背叛的诱惑，试图通过暗中放任AI发展来谋取地缘政治优势，就会陷入AI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中，像AI这样军民界限模糊、又深度嵌入经济体系的技术，与当年的核武器一样，是国际监管合作中最难啃的骨头。所幸此次会晤就AI问题建立了对话管控渠道。AI治理并非无解，而人类未来的走向，或许正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抉择。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7. Sep 21

    32 我们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有多远？

    探讨下一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注定是和平年代人们最热衷的国际政治谈资。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有人认为世界大战遥不可及，也有人认为它早已悄然爆发。尽管2026注定是战火频仍的一年，但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了吗？ 图1：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数据表明，进入2020年代后，全球国家间战争的伤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 Part 1：「世界大战」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04:37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始于1914年和1931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如果代入当时人们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确信自己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呢？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一场战争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大战"，其实是在战争进程与战后的历史总结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 1848年，"世界大战"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但那时它不过是用来形容一场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战争的夸张说法。一战爆发之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世界大战的意义。然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围绕"二战"爆发的讨论甚嚣尘上，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预见它的规模。二战真正爆发后，身处其中的各国，也没有在第一时刻认定自己处在世界大战当中，仍主要将自己卷入的局部战事视为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皆是如此。直到美国参战之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才被不断强调、逐渐建构与凸显，为了团结广大反法西斯国家的精神符号。 图2：发表于1934年《群言》杂志上的文章，代表着民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兴趣。 Part 2：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8:15 图3：凡有世界大战，必有大规模军事联盟 世界大战的根本定义在于两个要素：其一，需牵涉众多主要国家，引发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争；其二，战后必须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以此为标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可扩充至至少五次。纵观历次世界大战，国家间联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表明，联盟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凡有世界大战，战前必有大规模的国家间结盟。这一理论由两项机制支撑： 其一，世界大战意味着多边战争，而"选边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国家的轻举妄动。然而一旦联盟确立，第三方国家的立场便变得相当明确，这反而提升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938年前后，希特勒在欧洲的布局，特别是与苏联结成互不侵犯同盟，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入侵波兰的重要因素。 其二，盟友与盟友的盟友，共同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某处冲突爆发，便可能牵动整个联盟网络，将各方悉数卷入战局。在一战当中，由一声枪响引发的世界大战，其关键机制就在于原本处于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经由双方各自的盟友以及盟友的盟友网络传递，成了一场大规模世界大战。 Part 3：今天的世界并未出现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 40:20 大规模国家间联盟是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而在2026年，我们并未看到这一条件的出现。就美国而言，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不断消耗着美国战后数十年苦心经营、赖以维系的盟友网络；而中国则始终奉行不结盟政策。面对"中美必有一战"这一潜在结局，世界主要大国均未通过结盟来完成选边站队——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至今仍未出现。 参考文献：关于世界大战的名称流变，可见 Wilton, David. 2021. "World War." Wordorigins.org,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wordorigins.org/big-list-entries/world-war.与 张士伟. 20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称的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年7月8日. https://www.cssn.cn/lsx/slcz/202507/t20250708_5885187.shtml. 关于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理论，可见：Vasquez, John A., and Ashlea Rundlett. 2016. "Allianc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Multiparty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8): 1395–1418. doi:10.1177/0022002715569770.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8. Sep 7

    31 星宇「告洋状」事件背后，重思企业跨国监管的真实与幻觉

    8月底，一场劳资纠纷登上了热搜：汽车行业知名供应商星宇股份以"二选一"的方式逼退应届生，引发广泛争议。比争议本身更值得思索的，是其中发酵出的"告洋状"现象——据称，一些被逼签的应届生将举报材料投向了欧洲车企，甚至试图触达欧盟，希望借助境外的跨国监管力量，倒逼国内的星宇股份。"告洋状"到底管不管用，也成了这几天争论的焦点。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告洋状何以可能？为什么欧盟总能拿捏跨国企业？它背后的跨国监管体系是怎么发展、怎么运行的？它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把万能钥匙吗？ Part 1：跨国监管与「看得见的手」—— 长臂管辖、阿尔斯通与安世案 07:31 围绕"告洋状"的争议，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概念——"跨国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现象：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规则，通过某种跨国机制，被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企业之上。这种强加有时粗暴直接，有时迂回间接。粗暴直接的一端，体现为"长臂管辖"——过去的阿尔斯通案，以及最近的安世半导体案，展现的正是这种直接强制的跨国监管。 图1：《美国陷阱》与阿尔斯通案 Part 2：跨国监管与「看不见的手」—— 加利福尼亚效应 18:05监管规则还有另一种向境外传递的方式，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简单来说，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于是在美国率先出手，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加严苛的排放标准。由于加州本身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汽车市场，车企为了保住这块市场，被迫改进自己的排放技术——而与其单独为加州开一条生产线，不如干脆把这套更严格的标准，直接推广到加州以外的其他市场。这种监管规则从一个地区出发，借由市场机制扩散到全球的路径，就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是监管规则向外扩散最经典的一种间接方式。 Part 3：欧盟的监管崛起与「告洋状」的复杂一面 31:31 今天的欧盟，似乎成了全球监管力量下手最狠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人类对大企业的系统性监管，起始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型垄断巨头的崛起，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老罗斯福任内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打击垄断组织，开启了监管大企业的先河。 1990年之后，这股监管力量出现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大反转。欧洲率先树立起"预防原则"这套监管理念，并借助一个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催生出比"加利福尼亚效应"更强大的"布鲁塞尔效应"。欧洲由此开启了一个强监管年代，成了跨国巨头的克星——苹果、谷歌、Meta这些曾经予取予求的巨头，纷纷在欧盟栽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告洋状"是一件真正好用的工具。在今天的星宇事件里，它未必真的立了功；而放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中，跨国监管也未必总能带来正向效应——它同样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或者被地缘政治武器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有关"加利福尼亚效应"，请见：Vogel, D. (199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布鲁塞尔效应"，请见：Bradford, A. (2020).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越南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请见：Malesky, E., & Mosley, L. (2018). Chains of lov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firm‐level diffusion of labor stand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3), 712–728. 有关"跨大西洋监管大反转"，请见：Vogel, D. (2012). The politics of precaution: Regulating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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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对简单逻辑有警惕，与拯救世界保持距离。合情合理，不激不随，力求“出新奇于法度”，为每一个热点或焦虑勾勒出其背后的历史轨迹与知识图谱，在循环往复的历史和缓慢进化的人性中，识别固有模式与可能的转折。 主播Colvin是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士，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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