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世民聲音專欄

利世民

【利世民聲音專欄.文字版】 https;// leesimon.substack.com 利世民,香港人,自媒體 Unsubject 主筆。表面上係時事評論人,實際上係世俗嘅哲學愛好者。樂天知命,不問鬼神,意識形態為古典自由主義,人物設定介乎於 Chaotic Good 與 Chaotic Neutral 之間,長期處於存在危機。過去四分一世紀,平均半年就有新興趣方向;由物理學到心理學,由政治到經濟、撈埋歷史、宗教同哲學等,搓埋成為「實用經濟學」、「日常政治學」、「紀事本末」三大內容系列。 leesimon.substack.com

  1. 如何用人民幣攻下澳洲

    HACE 7 H

    如何用人民幣攻下澳洲

    中國政府對澳洲礦業巨頭必和必拓(BHP)採取的要求以人民幣而非美元結算鐵礦石進口,核心目的遠超單純的貿易利益,而在於推進「國際人民幣化」。 中國在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下,國家權力對微觀經濟的深度滲透。通過中央企業中國礦產資源集團(CMRG)作為單一採購代理,北京在商業交易層面混入其國家戰略意志。這種手法亦避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的關稅壁壘限制。 「國際人民幣化」的背後動機,不只是減少中國對美元的需求,更重要是將人民幣推廣至貿易夥伴的資產負債表。對於如 BHP 般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企業而言,利潤和股東回報的壓力使其難以拒絕;即使面對本幣貶值風險和資金運用受限的困境,也可能被迫就範。 當國家將經濟交易視為政治博弈,並透過強制手段輸出其本幣時,受衝擊的貿易夥伴(如澳洲)的企業利益,將被國家層面的政治考量所綁架。這迫使自由民主國家政府亦不得不介入,久而久之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集權化且更具保護主義色彩。這個趨勢是對二戰後建立的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根本的威脅。當然,令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逐漸走向「誰大誰惡誰正確」的叢林法則,美國的變異也是關鍵之一。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49 min
  2. 港元掛鉤人民幣的奇思妙想.深度講解聯繫匯率為何不能.不需要亦不應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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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掛鉤人民幣的奇思妙想.深度講解聯繫匯率為何不能.不需要亦不應該變

    圖,由 AI 合成;因為太怪,所以貼堂。 近期坊間又有港元與美元脫鉤改掛人民幣的建議,更講成是協助中國突破美元困局的國家金融戰略。 深入分析就知道無論從香港的制度基礎或國際金融的現實來看,港元改掛人民幣是無知的主張。 首先,直接將香港人民幣化,簡單、直接。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出為甚麼不可以?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無錯,貨幣發行局制度,從來都不能掛鉤一隻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 又假如說,只用離岸人民幣做掛鉤,問題就是:「離岸人民幣市場有美元的深度嗎?」甚至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目標,從來都是要擴大離岸人民幣的市場。假如這是最終目的,直接將離岸人民幣提升到近乎法定貨幣的地位就是,無必要將港元掛人民幣。 更重要是,當港元掛鉤美元,在危機時刻香港的銀行仍然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美聯儲獲得美元拆借,改掛人民幣之後,假如出現市場流動性不足時,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拿出甚麼來支持香港的金融系統。要留意,我以上提到獲得流動性的是銀行,而不是國家或者政府;自 2008 年金融危機,美聯儲作出了不少改動,減少美元流動性風險,而這一點是其他貨幣暫時仍然做不到的。 影片中沒有講到是,小粉紅整天提心吊膽,怕美聯儲會針對香港。但人家的對象是美元和銀行系統,就算香港銀行直接拿不到美聯儲的流動性,只要美元不出現流動性危機,問題只是付出成本高低的分別。 離岸人民幣沒有這種市場深度。明白無?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要點,不僅依賴於外匯儲備,更取決於嚴格的財政紀律。根據《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香港必須維持「平衡預算」,結構性赤字將直接威脅聯繫匯率的存續。所以,聯繫匯率制度無疑是有代價,至於值得與否,絕對可以討論。 過往為爭取「貨幣政策自主權」而提出的脫鉤論點,或是建議「掛鉤一籃子貨幣」的方案,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中庸之道,被認為是缺乏對貨幣制度基本二元選擇(掛鉤主流貨幣或自由浮動)的理解。 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若放棄規則為本的貨幣制度而走向政策干預,民眾將預期政府會不斷寬鬆貨幣,導致貨幣貶值和資本轉成美元,變相也令香港市場直接美元化。就算今時今日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美元地位仍無可替代代,皆因其市場網絡效應及深厚的債券市場。 與其說中國想突破美元主導地位的策略,是「人民幣國際化」,不如說是「國際人民幣化」。 後者的核心迫使外國實體(如大宗商品交易商)接受並持有離岸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所以,還是回到一直以來所講的,香港最終也是最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一市兩幣的「雙軌制」模式。其實中國大陸歷史上也有「外匯券」機制,說穿了跟目前的離岸人民幣本質相似。 最後,港元「自願脫鉤」的可能性極低,只有在被迫系統性衝擊下才可能發生,而系統性衝擊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港府要以不斷發債,甚至「以債冚債」。到時,大家自然會見到港元利率不斷攀升但結餘卻不斷下降的現象。出現這種環境時大家才恐懼吧,目前沒有「自己嚇自己」的理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29 min
  3. 香港已死?制度崩壞的歷史教訓

    HACE 2 DÍAS

    香港已死?制度崩壞的歷史教訓

    曾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繁榮並非單純仰賴勤奮的人民或單一的制度要素,而是歷史機遇、資本累積和制度設計在特定時空特殊性下的交集產物。 香港成功的「時空特殊性」與「自由港」基因 戰後香港急速發展,得益於兩個關鍵外在環境因素: 資本與人力輸入: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來自上海等地的企業家攜帶資本、技術和商業網絡湧入香港;隨後數十年,中國大陸的動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集中,為香港的工業化和貿易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湧入的上海資本不僅提供了資金,更帶來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營商知識和國際市場的脈絡,尤其在紡織和製造業方面。這批精英與本地既有的活躍商業社會結合,迅速提升了香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層級。廉價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則使香港在亞洲其他國家尚未完成戰後復甦時,擁有巨大的生產成本優勢。 區域競爭真空: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亞洲其他主要競爭對手(如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尚處於戰後重建、內戰威脅或尋求獨立的階段,未能形成有效競爭。香港在冷戰格局下,享有近乎獨特的發展機遇。 香港的制度核心是自由港(Free Port)精神,不僅是沒有關稅,更重要是有公平的司法制度。這種制度承諾,任何國家或政治勢力的資本,都能在香港進行可預期的商業活動。;公平待遇甚至延伸至宗主國的敵對勢力。例如在韓戰時期,香港商人依然能夠在禁運背景下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儘管此舉在政治上具有爭議,但它體現了殖民地政府對商業利益與法治承諾的優先級,使香港成為一個能有效規避地緣政治風險的特殊交易節點。 法治作為商業契約的最終仲裁者 法治是維持其商業信任和國際地位的基石。法治的定義,並非僅指政府依法治國。通俗的理解,是個人與政府發生進行訴訟時,人民有合理勝訴的機會。法庭作為獨立的裁判者,能夠基於可推論的法理原則作出判決,從而制衡政府的行政權力不至為所欲為。 英國殖民地時代,倫敦對香港是鞭長莫及的。英國政府的有效管治,必須仰賴香港本地社會精英。包括後來的商界與「地產黨」的合作與平衡。港英政府必須仰賴這些精英階層進行「協商式管治」,這間接使得權力無法集中於單一行政主體。這種多方勢力相互制衡的結構,導致了司法獨立作為一個相對中立的裁判機制得以強化。它的存在正正是建立在各方不可能有絕對的政治信任,反而令建立在制度的監督力量,成為所有人的最大公約數;透過一套可預見的規則體系,以制衡任何一方(包括政府自身)的越權以及對契約的反悔,也成為了商業社會的必要條件。 然而,以上的這一套制衡機制,逐漸出現顯著崩壞。司法覆核等案件中市民勝訴率的驟降,正是制度衰退的量化體現。當市民與政府打官司時不再有合理的勝算機會,法院作為最終仲裁者的功能自然隨之瓦解。 「一國兩制」的北京視角:體制防火牆與剩餘價值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為了保護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是作為一個體制防火牆(Firewall),保護中國大陸的「內循環」免受自由市場與政治開放帶來的衝擊。 香港曾是北京吸納國際資金、技術和賺取創匯唯一的門戶。而「創匯」一詞有雙重意義:一是為中國提供稀缺的外匯(如美元),用以在全球市場購買資源與技術;二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窗口,將其產品輸出。香港作為活口,允許中國在保持內部政治高度控制的同時,能夠享受到國際金融和自由市場秩序的好處。 然而,香港的存在由 2012 年後發生質變。一旦北京認為其經濟體量已足夠強大,或香港作為創匯平台的利用價值減弱,同時香港的自由氛圍開始對其內部構成政治風險(如太子黨資產在港曝光、異見書籍出版、民間政治動員),香港便從「經濟資產」轉變為「政治負債」。 在這種權力邏輯下,當政治風險高於經濟效益時,全面控制便成為首要任務,體現了「可一不可再」的環境特殊性已然終結。 這種控制的最終邏輯,是為固存政權的統治基礎。當經濟增長放緩,利益分配內捲(Involution)加劇,政權會傾向於打出民族主義(Nationalism)牌,以轉移內部矛盾。為了維護民族主義「洗刷百年屈辱」的敘事,必須徹底否定香港的殖民地過去(Colonial Past)以及由該歷史孕育出的制度優越性。這一否定過程導致了本地親北京的地產黨等社會精英被視為「用完即棄」的工具,因為維護其利益的必要性,已低於維護政權統治合法性的迫切性。 只有在沒有絕對權力(Absence of Absolute Power)的社會狀態,人民才享有真正的自由(Liberty);尤其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之間存在有效制衡,且每一方都可能被司法機構挑戰時,公民權利和商業契約才得以保障。香港制度的衰落,是「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進入一個本應由制衡力量維護的體制後,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58 min
  4.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微言大義

    HACE 6 DÍAS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微言大義

    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增長理論:從知識累積到創造性破壞的當代啟示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默克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學者,表彰他們在經濟增長理論領域的開創性貢獻。這項選擇並非偶然,它精確地呼應了我們當前面臨的時代脈搏——一個由人工智慧(AI)驅動、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積與更新的時代。 這三位學者的研究核心,是探討經濟增長背後的根本動力,尤其是區分傳統的物質積累(如資本和勞動力投入)與更為關鍵的生產力提升。若從歷史維度審視,人類社會這種高密度、快節奏的增長模式,僅存在於過去的兩百多年。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前,無論東方或西方,經濟作業模式的轉變極為緩慢,遠非今日的常態。因此,傳統模型無法解釋工業革命後經濟體呈現出的加速增長。 默克爾(Mokyr):知識累積與兩大體系 默克爾教授的貢獻,正在於引入知識累積作為解釋爆發性增長的核心要素。她將知識劃分為兩個相互作用的體系: * 實用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 / How): 這是關於「如何做一件事」的技術層面知識,即我們所說的技術。 * 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 Why): 這是關於「一件事物為何能夠運作」的根本原理,即我們所稱的科學或科學精神。 這兩種知識體系形成一個強大的正向迴圈(Reinforcing Loop):科學上的突破帶來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拓展了我們對科學規律的探究,從而確保了經濟增長的持續性(Sustain)。相較於物質上的投入,這種知識迴圈對長期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 然而,默克爾亦指出,單純的知識積累並不充分。要讓這種增長機制得以啟動並持續,社會必須具備幾個制度性先決條件: * 產權保障: 確保包括智慧財產權在內的一切私有財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使發明者能夠收回與其投資相稱的預期回報。 * 公平競爭與信任: 社會需建立公平的制度與足夠的信任基礎,使個體和機構能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取得平衡。 阿吉翁與豪伊特(Aghion & Howitt):創造性破壞與內生增長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則將增長理論推進至第二代,他們將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進行了數學模型化和科學驗證。 創造性破壞,本質上是社會和經濟體系透過不斷地淘汰低效、過時的技術、方法或企業,從而達成更高級進步狀態的過程。這是一種內在的、由市場競爭引發的「狂風掃落葉式」(Perennial Gale)的過程。在他們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技術進步不再是外在因素(如 Solow Growth Model 索洛增長模型所示),而是成為經濟體制內部的變量(Endogenous),受制度設計和市場動力的影響。 從微觀層面看,「推陳」是企業間的動盪、矛盾與衝突;但從宏觀層面看,「出新」則是社會整體生產力的持續提升。這意味著,追求可持續增長,必須容忍微觀層面的波動與動盪,因為這是淘汰與創新的必要代價。 當代警示:壟斷、尋租與知識的未來 三位學者的研究對於當代社會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尤其是在面對高速發展的AI技術時: 1. 警惕長期壟斷與尋租活動: 在鼓勵創新(特別是知識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社會在短期內必須容許創造者享有一定程度的壟斷利益(如專利權),以激勵其投入資本。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壟斷必須被競爭打破。最大的風險在於既得利益者利用短期壟斷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去設定更有利於自身的社會制度——這種行為被稱為尋租活動(Rent-Seeking)。持續的增長要求社會具備足夠的競爭空間,任何思想、方法或既得利益者都必須能夠被市場和科學精神所挑戰和取締。 2. 科學精神的核心與知識的「共產主義」: 貫穿所有理論的核心精神,即是開放社會。科學精神的根本,並非在於界定「是什麼」或「如何做」,而在於追問「為什麼」。它體現了任何人都可以基於足夠的證據,推翻任何權威理論的平等原則。當前,由於資訊本身具備非排他性(Non-Rivalry),即一人分享知識不會損及另一人對該知識的使用效率,使得知識的傳播近乎零成本。 AI工具的普及正將人類社會推向一個「知識共產主義」的邊緣——人人可透過近乎免費的工具獲取和應用海量知識。這將極大地壓縮過去專業人士憑藉知識壁壘所獲得的短期壟斷回報(Premium)。資本的重點,將從「擁有」知識轉變為「應用」知識的能力。 總結而言,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體現的,是對維持現代化進程動力的深刻反思。它告誡我們,若要迎來更加永續、樂觀的未來增長,社會必須堅守開放性,確保權威能夠被挑戰,並有能力承擔「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衝擊,徹底消除知識與利益的長期集中現象。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47 min
  5. 超越貿易戰.中美經濟戰的結構性矛盾

    14 OCT

    超越貿易戰.中美經濟戰的結構性矛盾

    中美矛盾早已超越了「貿易戰」範疇,演變為各方面的矛盾;兩國之間不可磨滅的利益衝突,且難以透過談判解決。如果戰爭的定義是「以矛盾衝突和懲罰對方的方法去達到某些政治上的目標」 ,當前的狀態便可被視為一場經濟上的戰爭。 有理由相信,雙方互相尅制的狀態會持續很久。 美國首要利益是什麼?美國需要處理其財政赤字問題。最簡單的做法是迫使其他國家購買更多美債,讓美國政府能以相對低的代價融資。故此,美國必須繼續維持其現有的金融體系與國際秩序,保持美元單一的主導地位。 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與國際秩序,跟以下三點互為因果: * 生產力 (Productivity):資本增長與累積率遠高於其他開放世界國家。 * 制度優勢:包括高等教育界、科研與言論自由。 * 信任:美國制度上的可預見性(predictability)是信任的重要基礎。 中國經濟依賴貿易不平衡的狀態,即出口貨物價值遠高於進口,累積貿易盈餘,來維持國內的穩定與現有的利益與權力結構。 目前中國最希望達成的目標是打破美元「一幣獨大」的局面,令世界經濟轉變為區域性的板塊(Regional Blocs),中國則在亞洲區域內發揮金融上的集中領導能力。 中美也在產業政策上有利益衝突;例如,中國要借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等產業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中國透過國家政策主導關鍵產業,並利用其規模效益(Economies of Scale)壓低價格,結果影響到產業的競爭環境,亦經常與美國的經濟利益有衝突。 在經濟的維度,最少有三個核心層次的衝突: * 金融財經範疇的領導地位。 * 制度與文化 * 產業:雙方在晶片、稀土、新能源等關鍵產業上實施互相限制和制裁。 由於以上都是根本、結構性的矛盾,可以大膽斷言,這種互相尅制的狀態不會短時間內有解決的方法。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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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澳洲首次置業「5%首期擔保」幫唔幫到後生仔上車?定係令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13 OCT

    澳洲首次置業「5%首期擔保」幫唔幫到後生仔上車?定係令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政策變動與細節 聯邦政府擴大了首次置業貸款保證計畫(First Home Mortgage Guarantee),讓首次置業的年輕人只需支付 5% 的首期就可以上車,由政府擔保,理論上銀行無風險1 。 舊制與擴大後的新制主要變化是: * 年度名額:舊制每年限制 5 萬個申請人,新制取消了限額。 * 收入上限:舊制規定單身年薪最高 12.5 萬澳元,兩人合計不超過 20 萬澳元,新制取消了收入限制。 * 樓價上限:新制大幅提高城市房價上限;例如,雪梨(Sydney) 從 90 萬澳元提高到 150 萬澳元;墨爾本(Melbourne) 提高到 95 萬澳元。 舊制規定的雪梨最高 90 萬澳元房價,遠低於雪梨在 2025 年 9 月所有住宅(Dwelling)的中位價 124.1 萬澳元。這意味著申請人連中位價的房子都買不到,只能購買距離市中心 50 公里以外,甚至更遠的物業。 經濟影響與道德風險 政策放寬前,房市已出現「春江鴨」效應。根據數據,在政策放寬前的 9 月份,澳洲全國房價已按月上升 0.8%,是兩年來最厲害的增幅。 批評者認為這是「silly policy」(愚蠢政策),政策的實質是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由銀行轉嫁給政府。 澳洲人口集中主要大城市,導致出現結構問題包括: * 供應不足:雖然政府承諾五年內興建 120 萬個單位,但進度緩慢,跟不上大量移民湧入的需求。 * 基建與規劃: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導致居住和交通問題,需要大型集體運輸系統 23。地方政府在城市規劃上受限,難以推動結構性改革 24。 但更根本問題是工資增長緩慢;例如要負擔 95 萬澳元的物業,並通過壓力測試,申請人稅前年收入需要達到約 16.5 萬澳元,這已經屬於澳洲統計局的 92% 高收入群體。 資本取代人力價值是全球趨勢,當資產價格(如樓價、黃金)的上升速度遠遠高於人類的勞動力價值,加劇了收入和財富上的差距。 資產價格上漲,其實也是個「Happy Problem」(快樂的問題) ,因為代表城市有增長和進步;若城市衰落(如底特律或芝加哥部分地區),樓市不景氣也不見得一般人的生活會過得更好。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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