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现代文学的灯塔熄灭，一个时代的清醒者落幕​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0月18日。八十九年前的明天，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32弄9号的一栋石库门老房子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块铅。许广平守在床前，握着鲁迅的手，感受着他逐渐微弱的脉搏。床头的台灯还亮着，照见他案头摊开的《故事新编》手稿，砚台里的墨汁已经干涸，旁边散落着几支用秃的毛笔。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作家，这位用文字劈开旧中国黑暗的战士，终究还是没能熬过这年的深秋。上午5点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55岁。消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都震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陨落了，一个时代的清醒者永远闭上了眼睛。

要理解鲁迅的离去为何如此锥心，得先回到他的一生轨迹。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东昌坊口的新台门。这是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曾是翰林院编修，父亲周伯宜却因科举舞弊案入狱，家道中落。鲁迅13岁时，父亲病重，他常去当铺当掉值钱的物件换钱抓药，看够了掌柜的冷脸和街坊的议论。这段“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经历，让他过早看透了世态炎凉，也埋下了关注底层疾苦的种子。他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902年，21岁的鲁迅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学医的初衷很单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一次课堂上的“幻灯片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当时老师播放日俄战争的纪录片，画面里，一群中国人被日军当作俄国间谍处决，围观的中国人却麻木地伸长脖子看热闹。鲁迅后来回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弃医从文，决心用文字唤醒国人的灵魂——“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北京等地任教。1918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吃人”的隐喻揭露封建礼教的残酷。这篇小说像一颗炸弹，炸醒了沉睡的文坛。此前，中国小说多是文言文，内容要么是才子佳人，要么是帝王将相；而《狂人日记》用白话写就，直指“仁义道德”背后的血腥，连胡适都惊叹：“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后，鲁迅的创作一发不可收：《孔乙己》里站着喝酒穿长衫的穷书生，《药》里用革命者鲜血治病的华老栓，《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的阿Q……这些角色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旧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枷锁。

鲁迅的笔锋之所以犀利，源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观察。他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目睹过“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请愿，打死47人，伤200余人。鲁迅为此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他痛斥“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更喊出“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高中课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

1926年“四一二政变”后，鲁迅因支持学生运动遭通缉，南下厦门、广州。1927年10月，他定居上海景云里，彻底脱离体制，以自由作家身份继续战斗。这时的上海，租界林立，纸醉金迷，但鲁迅住在石库门里，穿着粗布长衫，每天伏案写作到深夜。他的房间很小，书桌对着窗户，窗外是梧桐树，桌上永远堆着书和手稿。许广平后来回忆：“他常常工作到凌晨，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眼镜片上蒙着茶渍，却还在改稿子。”

定居上海的十年，是鲁迅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思想最尖锐的时期。他不仅写小说，更写杂文——这种“匕首投枪”式的文体，成了他对抗黑暗的主要武器。从《华盖集》到《且介亭杂文》，他批判军阀统治、国民党专制，揭露社会不公，甚至敢直接骂蒋介石“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有人劝他“少说几句，留条后路”，他却回答：“我是不写则已，写则必响。倘若沉默，倒真成了帮凶。”他的杂文像手术刀，剖开社会的脓疮：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判“中庸”的懦弱；写《记念刘和珍君》，痛斥暴力镇压；写《拿来主义》，呼吁理性吸收外来文化……这些文章，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鲁迅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字，更在行动。他扶持青年作家，自称“甘为泥土”，为萧红、萧军、柔石等后辈修改稿件，甚至垫付稿费。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里写道：“他总是耐心地改我的文章，连一个标点都不肯放过。”他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团结进步文人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说：“我们的文学，是为大众的，不是为少数人的。”他还翻译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的革命文学，比如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但长期的劳累和压抑，早已透支了鲁迅的健康。1930年代初，他就开始频繁咳血。医生诊断为肺结核，建议他休养，他却总说“工作比吃药重要”。1936年春，他的病情恶化，肺病蔓延至喉部，连说话都困难。但他仍在病床上修改《故事新编》的最后几篇，为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作序，甚至帮茅盾校对《子夜》的校样。许广平回忆：“他疼得厉害时，就咬着牙，额头上全是汗，却不肯呻吟一声。”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突然呼吸困难，许广平急忙叫来医生。抢救持续到深夜，19日清晨5点25分，他永远停止了呼吸。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这遗嘱，与他生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一脉相承。他没有要求隆重的葬礼，却得到了全上海乃至全国的悼念：10月22日，万国殡仪馆前挤满了送葬的人。队伍从殡仪馆一直延伸到虹桥路，有学生、工人、教师、作家，还有普通的市民。他们举着“民族魂”的旗帜，喊着“鲁迅先生不死”的口号。文化界人士写下《鲁迅先生挽歌》《哭鲁迅》等文章，茅盾说：“鲁迅的死，是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后来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逝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损失，但他的精神从未消失。他留下的1300多万字作品，至今仍在被阅读、研究；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依然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坐标。正如学者钱理群所说：“鲁迅是一个永远的‘现在进行时’——他的问题，他的思考，他的愤怒与希望，至今仍与我们息息相关。”

八十九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呐喊》，读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依然会被那种直面黑暗的勇气打动；当我们看到社会上仍有麻木与不公，依然会想起鲁迅笔下的“看客”和“阿Q”，从而警醒自己：清醒，是一个人对社会最基本的责任。鲁迅曾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句话，至今仍是激励无数人的座右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走了。但他点燃的灯，从未熄灭。他教会我们：真正的文学，要扎根土地；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永远为人民发声。这位“民族的脊梁”，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的名字，会永远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上，刻在每个追求光明的人的心里。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八十九年前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的灯塔熄灭了，但它照亮的路，我们至今仍在行走。愿我们铭记鲁迅的精神，永远保持清醒，永远心怀希望。

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