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4日：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中国电影敲开世界的门​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0月13日。如果把时钟拨回三十年前的1993年10月14日，上海影城的玻璃幕墙会被暖黄色的灯光染得发亮。红毯从影院台阶一直铺到街角，穿墨绿旗袍的巩俐攥着奖杯站在聚光灯下，眼角还沾着刚才发言时的激动；李安穿着熨烫平整的黑色西装，手里攥着最佳导演证书，身边站着翻译，正笑着回应记者的提问；台下坐满了观众，有人举着写有“中国电影加油”的手牌，有人抹着眼泪——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就在这样的热闹与感动里，画上了句号。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电影盛会。它是中国内地第一次以“国际电影节”的名义，把自己的电影、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文化，郑重其事地递到世界面前。要讲清这件事，得先说说1993年的上海，和那时候的中国电影。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深圳的工厂机器轰鸣，上海的外高桥码头每天吞吐着来自全球的货物，街头的年轻人开始穿起牛仔裤、听着流行歌曲，连弄堂里的收音机都在播“市场经济”的新名词。可电影呢？八十年代的“第五代导演”刚用《黄土地》《红高粱》把中国乡土的厚重拍进世界影坛，但接下来的几年，国产电影有点“找不着北”：有的还在重复革命历史故事，有的学好莱坞拍枪战动作片，观众坐在影院里，总觉得“差点意思”——既少了过去的深刻，又缺了点能让人记住的新东西。

上海在这时候站了出来。这座城市的骨子里就刻着“开放”二字：三十年代，它是“东方好莱坞”，周璇的歌从百乐门飘到霞飞路，阮玲玉的戏照登在《申报》头版，连卓别林都曾来此拍摄广告；改革开放后，它是外资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陆家嘴的写字楼拔地而起，外滩的老建筑里开起了合资餐厅。有人提议：“不如办个国际电影节？让中国电影人看看国外的新片子，也让外国观众看看中国的好故事。”

这个提议很快成了现实。1992年春天，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里，筹备组的成员凑在一张旧地图前，圈出和平饭店、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影城这几个场地。他们跑了十几趟北京，找电影局要政策支持；又写了上百封信给国外的电影机构，邀请评委会、征集展映影片。最难的是说服国际评委会——当时很多外国导演没听说过“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夏布洛尔收到邀请时，还特意打电话来问：“上海？是不是那个有很多石库门房子的城市？中国电影现在什么样？”筹备组的负责人急得直搓手，连夜整理了《神女》《马路天使》的修复版样片，还有《秋菊打官司》的剧本，寄给夏布洛尔。后来他在回信里说：“这些片子让我看到了中国电影的根，我想亲眼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人拍出了什么。”

1993年10月12日，电影节开幕那天，上海的天气带着深秋的凉意。和平饭店门口的海报已经挂了半个月，上面印着巩俐的《秋菊打官司》和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早上八点，电影院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拄着拐杖的退休工人，攥着单位发的免费票；有背着书包的大学生，攒了一个月零花钱买的高价票；还有在上海留学的日本学生，举着写有“我想看中国电影”的纸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跟工作人员打听场次。

展映单元里最热闹的是“中国电影回顾展”。《神女》里阮玲玉抱着生病的孩子，在狭窄的弄堂里奔跑的镜头，让很多年轻观众红了眼眶——他们从小听长辈说“老电影好看”，却第一次在银幕上看清了妈妈的青春；《马路天使》里周璇唱的《天涯歌女》响起时，坐在后排的老阿姨跟着哼，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这是我们小时候，跟着收音机学的歌啊。”国际展映单元更像个“文化桥梁”，日本导演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放映时，厅里坐满了人。片子讲一个银行职员偷偷去学交谊舞，想缓解工作的压抑，幽默里带着对生活的无奈。散场时，有个观众小声跟同伴说：“原来日本人也懂我们的‘社畜’心情。”

最受关注的是评委们的反应。夏布洛尔看完《秋菊打官司》，拉着巩俐的手不肯放：“你演的秋菊，眼睛里有股子倔劲，像我老家普罗旺斯的农妇，为了讨说法能走几十里路。”李安的《喜宴》放映时，评委会委员、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一直在记笔记，后来他在采访里说：“这个故事讲家庭和传统的碰撞，没有大声喊口号，却让每个观众都能代入——全世界的人，谁没为‘面子’和‘里子’纠结过？”颁奖典礼前，组委会特意在影城大厅布置了“中国电影墙”，挂着《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老海报，还有《黄土地》《红高粱》的新剧照。夏布洛尔站在墙前看了很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电影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有深厚的土壤。”

10月20日的闭幕式，成了上海的“电影狂欢夜”。上海影城的灯光亮起时，红毯两侧挤满了举着相机的记者。巩俐穿着定制的红色旗袍，领口的盘扣是手工缝的，手里捧着最佳女演员的奖杯，上台时差点被台阶绊到，她笑着扶了扶，说：“谢谢上海，让我知道老电影人的坚持没白费。”李安穿着黑色西装，旁边的翻译帮他举着最佳导演的证书，他接过话筒，声音有点哑：“我拍《喜宴》时，总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家庭观念。今天看到台下的观众在笑，在哭，我知道他们懂了。”

国际评委会的奖项揭晓时，全场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夏布洛尔宣布最佳影片是日本的《谈谈情跳跳舞》，他举起奖杯说：“这部电影让我看到，不同国家的电影，能讲出一样的‘人’的故事。”台下的日本导演周防正行站起来鞠躬，眼里闪着泪光。最后，夏布洛尔宣布“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现场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有人喊“中国电影加油”，有人吹起口哨，还有个外国记者对着镜头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普通人为电影疯狂，上海的电影节，会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那天晚上，很多人走出影城时，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有个大学生跟朋友说：“以前我觉得电影就是打打杀杀，今天看了《神女》，才明白好电影能让人记住一辈子。”有个老工人摸着胡子笑：“原来我们的老电影，外国人也喜欢。”组委会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还在整理观众的问卷，有人说“希望明年多展映国产片”，有人说“想邀请更多好莱坞导演来”，还有人写：“下次我要带爸爸妈妈来，他们年轻时也爱看电影。”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没有豪华的舞美，没有巨额的赞助，甚至连售票系统都不完善——有的观众买了票找不到影厅，有的外国嘉宾因为签证迟到。但它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把中国电影推到了世界的视线里。后来，上海电影节成了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的A类电影节，每年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影片参展；巩俐成了国际影后，李安拿了奥斯卡，中国电影从“走出去”变成了“走进去”——《卧虎藏龙》《流浪地球》《隐入尘烟》，这些后来火遍全球的电影，都藏着第一届电影节埋下的种子。

更重要的是，它让中国的观众重新爱上了电影。以前，大家看电影是为了消遣；现在，大家看电影是为了看不同的生活，看不同的故事。就像当年那个日本留学生说的：“电影节让我知道，电影不是只有动作片和喜剧，还有能让人想很多的东西。”

1993年10月20日的闭幕式，不是结束，是开始。它是中国电影和国际的第一次正式“握手”，是上海向世界递出的“文化名片”，更是一代电影人“让中国电影被看见”的梦想的起点。

三十年后，当我们坐在IMAX厅看特效大片，或者在网上刷国产新片的预告时，不该忘记1993年的那个秋天——上海影城的暖光，夏布洛尔的白发，还有巩俐手里那座沉甸甸的奖杯。它们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们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坚持。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93年的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是中国电影敲开世界门的那一声轻响。而这三十年来，中国电影用无数部作品，把这声轻响，酿成了震撼世界的交响乐。

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