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世民聲音專欄

利世民

【利世民聲音專欄.文字版】 https;// leesimon.substack.com 利世民,香港人,自媒體 Unsubject 主筆。表面上係時事評論人,實際上係世俗嘅哲學愛好者。樂天知命,不問鬼神,意識形態為古典自由主義,人物設定介乎於 Chaotic Good 與 Chaotic Neutral 之間,長期處於存在危機。過去四分一世紀,平均半年就有新興趣方向;由物理學到心理學,由政治到經濟、撈埋歷史、宗教同哲學等,搓埋成為「實用經濟學」、「日常政治學」、「紀事本末」三大內容系列。 leesimon.substack.com

  1. 【文件解密】《軟對抗手冊》

    3d ago

    【文件解密】《軟對抗手冊》

    200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了一份束之高閣逾半世紀的機密文件。這份名為Simple Sabotage Field Manual (我稱為《軟對抗手冊》)的小冊子,由 CIA 前身「戰略情報局」(OSS)於 1944 年 1 月編寫,以多種語言印刷,秘密流入二戰歐洲淪陷區,供盟軍支持者閱讀使用。 《軟對抗手冊》的核心主張卻是出人意表地平凡: 任何一個普通公民,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透過一系列完全合情合理的日常行為,就能拖垮一部政府機器。 《軟對抗手冊》當中有一章建議八項「官僚破壞戰術」,相信大家看罷都會心微笑: 一,堅持凡事必須經正式程序處理,絕不容許走捷徑。 二,在會議上冗長發言,附以大量個人軼事。 三,將一切決定交由人數不少於五人的委員會「進一步研究」。 四,在工作會議期間提出大量不相干的問題。 五,反覆地將已決定的事項重新爭論。 六,對文書措辭斤斤計較。 七,凡事呼籲「謹慎」,力陳不可操之過急。 八,不斷質疑某項決定是否超出部門管轄範圍。 每個行為單獨地看都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說是稱職的表現。 在當時的環境,抵抗運動成員一旦身份敗露被捕,結果必然是死路一條。因此,他們設計的每一種戰術,都必須讓抵抗運動的成員可以有「合理解釋」(plausible deniability),例如:謹慎是美德,程序是保障,委員會是集體智慧等。 當體制內有足夠多的抵抗運動成員,而且能在一定範圍內,持續施行這套「軟對抗」戰術,將一千次看似合理的小小行政難題加起來,累積效應就令政府機器從內部癱瘓。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美國「非正規戰爭中心」(Irregular Warfare Center)取得並翻譯了一份俄羅斯編寫的現代版反抗手冊,在戰術上大量借鑒了這份二戰時期的 OSS 文件。俄方透過 Telegram 等平台廣泛傳播,指導烏克蘭境內親俄的平民如何在基層崗位上從內部瓦解烏克蘭政府的運作。 但很少人會聯想到,這份《軟對抗手冊》也可能影響到北京對香港的統治策略。 在我們一般人眼中,香港公務員體系,是港英殖民政府留下的制度遺產;一支在另一套法律框架、另一套行政文化、另一套價值座標下訓練出來的職業官僚隊伍。1997 年主權移交後,理論上繼續擔任特區政府的行政骨幹。 在制度設計上,公務員隊伍被定位為「政治中立」,即是不依附任何政黨或意識形態路線;在西敏寺式的民主體制下,這種中立性是制衡與穩定的基礎。但從北京的組織邏輯去理解,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實際上掌握了廣泛的行政酌情權。 而且香港不論是公、私營部門,都與牆外世界保持千絲萬縷的關繫。香港雖然自我定位做超級聯絡人,但北京又是否信得過這套機器? 如果我們以《軟對抗手冊》的角度分析,香港的公務員恰好是外部勢力影響中國的最佳入口;只需要每個公務員,在自己的崗位上謹慎地「按足程序辦事」,就已經可以拖慢北京的那一盤大棋。 2019 年之後,更將這個矛盾進一步激化。 當年不少公務員以「個人身份」聲援反修例運動;這是香港首次由政府內部發出集體異議的聲音。 從那一刻起,北京進入了系統性整頓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模式。 不過,在 2019 年之前便已出現蛛絲馬跡。早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期間(2012 至 2017年),已經提出政府架構重組,試圖在現有的三司十二局之上加設副司長層級,以增加政治任命的覆蓋面,從而在技術官僚機器之上,疊加更多政治上信任的控制。他也在多個公開場合批評立法會以「拉布」(程序性拖延)阻礙施政。他所描述的與《軟對抗手冊》的「官僚破壞戰術」幾乎逐點對應。 我不知道梁振英有沒有讀過這份手冊。但既然有證據顯示俄羅斯對烏克蘭也有用上同樣的方法,所以亦有理由相信北京很清楚這一種內在擊破敵人的手段。香港執政的最核心代理人,某程度也應該會收到一些相關的指示。雖然很難肯定北京除了指示,還有沒有詳細去解釋當中因由,但既然在 2019 年之後北京指香港是「國家安全的短版(漏洞)」,所以有理由相信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和香港的官員,多少都會考慮到各種可能性。 2021 年 1 月,約 17.7 萬名公務員被要求簽署效忠聲明,承諾維護《基本法》及特區政府。政府明確警告,拒絕簽署者「嚴重令政府對其是否適合繼續留任存疑」,並可啟動程序終止服務。這是1997年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公務員忠誠度的系統性清查。 同年 4 月,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在國家安全教育日演講中首次公開提出「軟對抗」概念,明確區分公然的非法「硬對抗」,以及更隱蔽、更難以定義的「軟對抗」。 此後,「軟對抗」成為香港官方話語的固定詞彙——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反覆提及。2023 年《施政報告》中,李家超正式警告「以『軟對抗』手段進行破壞的勢力,仍潛伏在我們社會之中」,並宣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部分目的正是針對「軟對抗」。 然而,最令外界側目、也最被廣泛嘲弄的,是李家超在 2024 年 4 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上親口說出的一段話。他在描述當代間諜活動的威脅時,指出外國情報人員可以「以平民百姓身份結婚生子,幾年後才做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這段話在當時引發廣泛嘲諷。間諜結婚生子,在香港安居落戶,靜待時機;聽來像是冷戰驚悚小說的橋段,用來描述香港現實,令許多人覺得荒誕,甚至過度妄想。 但如果北京真的擔心香港有「軟對抗」的潛在危機,李家超的講法就不只是簡單的「被迫害妄想」。 「軟對抗」的核心設計原則,就是讓抵抗者以完全正常的生活為掩護;他們不需要做任何驚天動地的事。相反,只要繼續正常過活,在工作崗位上盡職盡責,只是在每個合適的時機,默默地堅守程序,呼籲小心謹慎,建議將問題交由委員會研究;這些看來最守規矩的人,反而就是政權心目中的潛在敵對勢力。 很瘋狂吧?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其後在另一些場合亦重申:「部分潛伏於本地的代理人,會利用專業身份或民生議題,以更隱蔽的『軟對抗』方式分化社會。」當時他舉的例子,是對政府政策提出法律質疑的學者。 然而,最清晰、也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份文件,也是較少被深入討論的,是 2023 年 12 月更新的《公務員守則》。這份更新版守則,在保留「政治中立」字眼的同時,加入了一段措辭極為精準的表述: 「公務員絕不能因為自己的政見而選擇性地拒絕、拖延或消極地執行個人未必認同的政府政策,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致使他人對政府採取不信任或敵視的態度。在任何情況下,公務員都不可直接或間接組織或參與阻礙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活動。」 守則同時新增「效益為本及績效問責」的基本信念,明確要求公務員「絕不能只著眼程序和投放資源,更要切實解決問題,注重成效,為市民謀福祉。」 請將以上這段文字與剛才《軟對抗手冊》的八式官僚破壞術逐條對照,你會發現驚人的相關之處。 香港政府向來都有服務承諾,公眾對此並不陌生。因此,在參選時李家超一再強調「以結果為目的」,許多評論員和我都感到費解:「不是一直都有成效指標嗎?到底李家超想說的是甚麼?」 傳統服務承諾,衡量的是「程序有否正確執行」。「以結果為目的」要求的是「問題有否真正解決」。換句話說,一個消極的公務員,完全可以在完美地執行所有既定程序的同時,讓所有政策都無法產生實際效果,這也是「官僚破壞術」八式最核心也最難以察覺的地方。 所以,「以結果為目的」這句口號,不是出於管理效率,而是另一種在他們眼中的國家安全策略。 問題是,當堅守程序可能被解讀為「消極執行」,批評政策可能被定性為「引起不信任」,公務員的理性選擇,就是盡量減少模糊行為,以「結果」表態忠誠。這也是目前特區政府的境況。 長期以來,香港的政治討論習慣以「民主對威權」、「自由對安全」、「一國兩制的保留或侵蝕」等框架理解北京的政策。但是 2019 年後的整套政策組合,卻有點難以完全解釋。為何效忠宣誓和 KPI 同時出現?為何強調要警惕「軟對抗」?為何《公務員守則》更新的語言,偏偏如此精準地描述了官僚阻力的各種形式? 但是如果從國家安全大於一切的角度去了解北京,包括對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改變,上述的政策組合和官員的公開表態,就有了一致的內在邏輯。 以上所提出的只是一套詮釋框架,而非定論。首先我沒有可能肯定北京有深入研究過 1944 年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這份文件,更加不知道目前香港公務員隊伍中有沒有甚麼軟對抗。但假如北京真的對香港既有的一套感到焦慮不安,可見將來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掌握了關鍵資源的公營機構、甚至是私人財團,都有可能被懷疑是在「軟對抗」,而他們也

    36 min
  2. 生仔要考牌?

    6d ago

    生仔要考牌?

    Danny 在香港出生,但沒有出世紙。 原因是他在家裡出生,沒有走完那一套制度程序。 問題不只是父母是否願意去驗 DNA,而是我們的制度在甚麼時候,開始要求父母「持牌育兒」:生孩子要在醫院,讀官方認可的學校,一切醫療要有醫生紙作證等等。 當然,制度設計背後有一定原因:出生登記和身份確認,是現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架構,從古代的編戶齊民到香港的抵壘政策。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能夠自費解決所有醫療和教育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堅持又是否合理?究竟是誰在定義「合格父母」的標準?濕疹和牙齒問題是「疏忽照顧兒童」的鐵證,香港有多少家長會在這個定義下被視為不合格? 這個社會,從甚麼時候開始,認定了除了主流的育兒方式以外的人,都沒有資格做父母? 主流不等於正確,服從亦不等於愛護。 問:Save Lily 和 Save Danny 事件的核心爭議是什麼? 答:從資料推斷,曾先生和關女士長期奉行自然育兒,在芬蘭的二女兒 Lily 因當局以疏忽照顧為由被帶走安置寄養家庭。回港後,三子 Danny 以在家分娩方式出生,因未進行官方要求的身份核實程序,至今沒有香港法定身份。事件同時涉及香港出生登記制度的法理邊界,以及跨國兒童監護權的爭議。 問:要求在家分娩家庭提供 DNA 測試才可取得出生證,是否符合現行法律精神? 答:出生登記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以出生地點、日期和姓名三組資訊確認身份,並非以基因鑑定作為唯一標準。曾先生的立場是,入境處的要求可能超出法規的合理範圍,屬不合理地行使酌情權。關女士亦指出,就算是醫院出生的孩子,出世紙上的父親姓名同樣未經 DNA 核實——若要求在家分娩個案驗 DNA,邏輯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質疑在訪問中未有獲得正面回應。 問:自然育兒(Natural Parenting)群體的核心理念是什麼,他們為何不信任制度? 答:自然育兒群體主張子女的成長應盡量遠離制度規範,保留家庭自身的信念和選擇。他們認為現代醫學和教育制度受政治力量滲透,已偏離純粹的科學與個人發展目標。這類家庭往往具備相當的教育背景,如曾先生本人是物理治療師。他們的決擇當中,那些屬個人價值領域,那些屬於非公共利益問題,是今次事件爭議的重點。 問:這件事如何體現制度性的階級不平等? 答:有財力的家庭可以在制度框架內合法地實踐非主流育兒方式,例如辦私校、聘私家醫生、完全使用私人醫療服務。一旦所有服務都是私人付費,政府介入確認身份的理據即告削弱。曾先生面對的困境,某程度上是財富問題:找到醫生開具在家分娩的醫生紙,便可繞過障礙;但這一解法對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本身就是另一道門檻。制度的彈性,假如只取決於個人與家庭的財富,結果就是大多數人只有接受為主流所安排的公共配套。 問:陳志雲的訪問手法存在什麼邏輯問題? 答:陳志雲要求被訪者在接受某個假設的前提下作答,而不允許對方質疑假設本身是否合理,這是一種虛假二分(False Dichotomy);將「接受 DNA 測試換取出生證」與「堅持原則、犧牲孩子權益」設定為唯一選項。陳志雲的提問預設了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卻從不處理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問題;這種框架在大眾傳媒環境中很常見,但其背後是對主流規範的無條件背書。 問:出生及身份登記制度的歷史根源是什麼? 答:確認身份由古至今都是國家管治的核心工具,從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香港殖民時期的抵壘政策,到七八十年代強制市民外出須帶身份證,背後的邏輯都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必須確認哪些人有資格使用,並阻截未經登記者。香港的抵壘政策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並非純粹出於人道考量;身份登記制度亦從來都是政治安排的產物,而非中性的行政工具。 問:這件事反映香港社會哪種深層文化取向? 答:事件折射出香港社會對不符合主流模式的包容度相當低;傾向要求他人配合制度,而非質疑制度的合理性。香港教育制度長期作為生產標準化人力資源的工具,教育局歷史上曾與勞工局同屬一個政策範疇;「上學」的目的從來不只是個人發展,而是社會所需勞動力的供應。這種服從威權的傾向是典型的東亞文化現象,在香港尤其明顯,令非主流選擇在制度和輿論上都承受更高的代價。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34 min
  3. 澳洲一國黨的迅速崛起

    6d ago

    澳洲一國黨的迅速崛起

    1996 年 9 月,昆士蘭一位炸魚薯條店的女老闆站在澳洲聯邦眾議院,說澳洲正在「被亞裔淹沒」。 三十年後,她的新說法是:「很多新移民自己都支持『一國黨』,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 「一國黨」的民調支持度,一年內由 6.4% 飆升至 31%,首次超越執政工黨。「一國黨」堀起,背後是長期的不滿情緒;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速度持續增加,任何人都能把租金上漲歸咎於新來者;治安議題在恐怖事件後被放大;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劫持中產業主。 紅橋最新 MRP 大型民調預測,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是 75 席。 韓森那句「我不想讓這裡變成我離開的地方」呼應了很多人離港的感受。但一國黨把年度移民名額削至 13 萬的政策,針對所有移民,沒有例外。 被主觀情感主導是一般人面對政治問題時最容易跌入的思想陷阱。 Q1:一國黨的支持度為甚麼能在一年內由 6.4% 急升至 31%? 多重因素疊加: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人數持續增加,租金飛漲令選民有具體的發洩對象;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令治安議題在情緒最高漲的一個月急速升溫;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針對中產業主、投資者和小企業主。聯盟黨虛弱,無力承接反工黨票源,一國黨遂成唯一夠大的情緒出口。紅橋5月民調顯示,一國黨在移民議題的處理能力獲 40% 選民認可,遠超工黨的 16%。 Q2:韓森三十年來論述改變了甚麼,沒有改變的又是甚麼? 改變的是攻擊對象:1996年說「被亞裔淹沒」,2016年換成「被穆斯林淹沒」,2026年改口說「移民自己支持限制移民,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底層邏輯:對某一類外來者的系統性警惕,以及將其包裝成保護「普通澳洲人」的政治語言。她從未真正道歉或撤回任何早期論述。 Q3:甚麼是 MRP 民調?它的預測對工黨有何警示? MRP(多層回歸後分層分析)以 6,015 名選民為樣本,針對澳洲的優先選票制度建模,比一般民調更能預測選區層面的具體結果。5月底紅橋與 Accent Research 的 MRP 顯示: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 75 席),一國黨中位數 53 席(由零起計),聯盟黨中位數 12 席。工黨執政多數僅餘一席緩衝。反對黨領袖泰萊在自己的選區 Hume,有 98% 概率輸給一國黨。 Q4:青綠系獨立議員討論組黨,這不是自我否定嗎? 正是這個矛盾最值得深思。青綠系的政治賣點,是「超越黨派、只向選區負責」。但工黨和聯盟黨聯手推行的選舉資金改革,為個別議員的捐款設上限,對政黨全國性開支則不設限制。兩大黨用制度設計壓縮獨立人士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用「組黨」這個方式反制。更深層的問題是:一旦組黨,他們的選民授權就從「超越政黨」變成「又一個政黨」,政治賣點從此消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1 hr
  4. 美國對台軍售背後的政治考慮

    6d ago

    美國對台軍售背後的政治考慮

    問:特朗普訪華後美台軍售的暫緩,是否只是技術性問題? 答:美國對台軍售從來都有政治考量。2000 年代陳水扁執政期間,美軍因不滿兩岸政策,曾將已購入的 AIM-120 飛彈存放在關島,待局勢和緩才放行交台。特朗普政府 2025 年以軍力產能不足為由暫緩部分彈藥軍售,同時在國防預算中保留對台援助款項,是典型的雙面政治操作,並非純粹技術問題。 問:「支援維持現狀」真的等同於「支援台獨」嗎? 答:從中共的角度,這個等式已在進行中。中共長期擴大「台獨」定義的策略,與當年將香港「高度自治」的含義不斷收窄如出一轍。任何不主動支持統一的立場,都可能被納入中共定義的「台獨」範疇。這不是假設中的威脅,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問:為何說1970年代的尼克遜訪北平,在美國社會其實並未獲全面支持? 答:當時美國社會對於親近中共是有顯著保留的。正因為尼克遜本人是極端反共的人,他才能以道德高地為親中政策提供政治掩護。1979年中美斷交後,國會出現大規模反彈,廣東話僑胞和忠於中華民國的人士持續遊說,促成了臺灣關係法,彌補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的缺口。 問:中共的「長遠部署」是否真如外界所說的神機妙算? 答:中共的戰略能力被高度神化。正如棋聖卡斯帕羅夫所說,不知道應該做甚麼的時候,首先要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中共真正的優勢並非精密的棋局計劃,而是清楚哪些錯誤不能犯——首要是避免蘇聯解體的命運。配合十六個政權安全範疇的持續備戰,這種見機行事的韌性才是其核心競爭力。 問:台商對兩岸關係有怎樣的隱形影響力? 答: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存在,早已超越商業功能,形成跨越地緣政治邊界的穩定力量。疫情後上海電子加工業萎縮,部分工廠從八萬人裁減至一萬人,當地區政府深感震動,折射出台商在中共管治結構下不可忽視的話語權。然而港商近年的處境同樣顯示,當中共的絕對控制意志凌駕經濟利益,這種話語權可以迅速消失。 問:如何理解中共以「全過程人民民主」重新定義政治名詞的戰略意圖? 答:中共透過重新定義「民主」「法治」「統一」等核心概念,試圖在全球敘事中建立詮釋主導權。就如同曾把三民主義改造成「新三民主義」,再把高度自治的實質抽空一樣,這種名詞戰的目標是讓中共對現狀的任何改動都可包裝成合理,同時讓反對立場失去國際認受性。 問:破解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可能路徑是甚麼? 答:中共民族主義的最大弱點是其存在危機——若非虛怯,便毋須不斷強調各種自信。主動爭奪「統一」的定義,而非被動抗拒,才是更有力的論述武器:以法律約束政府的統一,與以政府壓制人民的統一,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若中華民國能在國際上持續發出這種聲音,才是真正挑戰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切入點。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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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宏福苑】得一個方案逼業主接受.仲算唔算有選擇?

    May 28

    【宏福苑】得一個方案逼業主接受.仲算唔算有選擇?

    政府說,給你時間考慮,但八月前必須有答覆。這句話,在正常語境下叫咨詢。 但對宏福苑居民,答案卻從來只得一個。 既然沒有選擇,給予考慮的時間,是二次傷害嗎? 香港管治的深層問題,最表面膚淺的一層,是系統性的虛偽;明明冇得揀,卻要包裝成有時間考慮。問題核心,是官員有權無責;當作出決策的人無需承受自己決定的代價,結果必然是道德淪亡。 宏福苑居民在悲劇發生前已多次投訴、抗爭、嘗試走程序,政府部門互相推卸。悲劇之後調查委員會成立,卻無人真正問責;如今以「為你們盡快解決問題」為由,要求居民交出業權。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已經在做事,安置居民、提供補償,總比甚麼都不做好。」 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行動,而在於行動的目的是甚麼:是真正回應居民的需求,還是以最快方式讓官員向北京有所交待?兩者底層動機不同,最終結果也必然有所別。 過去香港的制度,建立在社會的互信;信任,關鍵在於共同利益。舊香港對共同利益的默契就是我安居樂業,我交稅。這種關係雖然現實,但也是真正雙贏。現在的香港,無論如何都很難叫市民相信,掌權的人跟自己有共同利益。當越來越多人懷疑是否有共同利益,相信制度的人也越少。對大家都不再相信制度,社會就回到更原始的叢林法則,越多人無奈地接受誰大誰惡誰正確。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42 min
  6. 【暗黑經濟學.賭】賭業改革報告塵封三年.講咗當做咗

    May 27

    【暗黑經濟學.賭】賭業改革報告塵封三年.講咗當做咗

    問:Peta Murphy 報告提出了什麼,為何三年後仍無法落實? 答:2023 年,由工黨議員 Peta Murphy 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三十一項建議,包括分三年全面禁止賭博廣告,獲議會全體議員表態支持。然而截至 2026 年,相關立法仍未出現,阿爾巴尼斯政府只推行了限制電視賭博廣告數量、上課時間禁播等輕微措施。報告落實受阻,主因是以前朝議員為骨幹的遊說組織 Responsible Wagering Australia 持續施壓,令改革難以推進。 問:北領地如何成為澳洲網絡賭博的稅收樞紐? 答:九十年代中後期,北領地政府以稅務優惠吸引網絡賭博公司進駐,形成監管套利:在北領地註冊的賭博公司稅款歸北領地,而非其他州份。如今北領地每年博彩業務營業額達420億澳元,但政府只收取約千九萬稅款。這個安排令北領地財政依賴賭博稅收維持,同時為全國其他地區的賭博公司提供了低稅庇護。 問:澳洲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多少稅款,與社會支出相比如何? 答:各級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約94億澳元稅款,其中角子老虎機貢獻54億澳元。這個數字約相當於澳洲全國傷殘援助計劃(NDIS)年度開支的五分之一。政府作為賭博稅的主要受益者,在結構上與賭博業形成共同利益,令收緊監管的政治誘因大為削減。 問:體育聯賽的商業模式如何被賭博廣告改造? 答:職業體育聯賽最初對賭博廣告持保留態度,擔心輸球後的賭博損失會損害球迷忠誠度。但轉播費收入加上賭博廣告贊助的實際利益,令聯賽逐漸接受並依賴這種收入。澳洲欖球聯賽和澳式足球聯賽每年從賭博網站和App收取數以百萬計的贊助,球場廣告板、球衣、轉播廣告全面滲透。整個產業鏈已深深與賭博掛勾,禁止廣告意味著切斷聯賽的重要財源。 問:澳洲青少年賭博問題的數據顯示什麼? 答:根據統計,過去一年有逾五十萬名十二至十七歲澳洲青少年參與賭博,合計損失逾千八百萬澳元。這個數字未計算在父母帳戶下進行的賭博活動。當家長本身視賭博為正常休閒,加上賭博廣告無分齡覆蓋體育直播,青少年從小建立對特定博彩品牌的品牌忠誠度,在合法下注年齡之前,選擇早已被廣告做好。 問:禁止賭博廣告能否有效減少賭博問題? 答:從禁煙廣告的歷史類比可見,監管有一定作用但非萬能。澳洲控煙政策(包括素裝包裝)在壓低吸煙人口比例上有成效,但邊際成本隨之急升。賭博廣告更難管,因為賭博公司可繞道——把廣告外判給Instagram影響者,透過體育贊助植入品牌,或以資訊提供者身份間接推廣。根本而言,禁廣告處理的是誘因供給,無法消除需求;只要政府仍作為既得利益者,執法動機本身就是問題。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41 min
  7. 【暗黑經濟學.賭】澳洲人輸錢世界第一!

    May 26

    【暗黑經濟學.賭】澳洲人輸錢世界第一!

    問:澳洲賭博問題的數字規模有多大? 答:澳洲人口不足全球0.5%,坐擁全球約18%的角子老虎機。2023至2024年度,澳洲人賭博損失超過320億澳元,人均蝕約1,521澳元。高風險賭徒佔澳洲成年人口16.2%,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準(1.2%)的十三倍。新南威爾士州平均每88人就有一部角子老虎機。 問:什麼是「扮贏」機制(pseudowin),它對賭客有何影響? 答:電子角子老虎機內置一種設計:當賭客投入一元,機器回吐七毫子,仍會亮燈、響鈴、播放勝利音效,因為在技術定義上賭客「中了獎」。但實際上蝕了三毫子。這種機制在數百次重複後,會將神經系統訓練成把損失感知為勝利,系統性地劫持多巴胺迴路。「near miss」(差一點)效應同樣被刻意程式放大,製造「再試一次就能贏」的強迫性衝動。 問:為什麼說賭博稅是一種「累退稅」? 答:賭博稅的稅基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角子老虎機密度在貧困社區比富裕地區高出最多十倍——費爾菲(Fairfield)是澳洲貧困率最高的社區之一,四分之一居民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同時擁有全國最高的老虎機密度之一,居民每年在此損失近七億澳元。政府透過賭博稅收取的財政收入,實質上是不成比例地從低收入者身上轉移。 問:貴族休閒(Aristocrat Leisure)在澳洲賭博業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Aristocrat是澳洲老虎機市場的絕對龍頭,持有約六成本地市佔率,在北美商業賭場老虎機市場亦達四成三佔有率,在美安裝機台逾七萬七千台。其五年標準化稅後淨利潤從8.6億增長至15.5億澳元。它把在澳洲社區俱樂部打磨出來的成癮設計,輸出至全球市場。 問:什麼是賭博業的VIP制度,它的設計目的是什麼? 答:VIP制度並非以高消費或技術水平為條件,而是以高損失為識別標準。一名因賭博盜竊入獄的人士揭示:他能獲得VIP禮遇,原因是持續大量輸錢;反之,長期贏錢的賭客會被賭場限制甚至拒絕入場。博彩公司透過演算法識別高損失賭客,再動用人力資源以獎金、配對充值、專屬客戶經理維護這段關係,目的是確保其持續輸錢並持續回來。 問:體育博彩廣告如何精準針對男性? 答:體育博彩廣告普遍以男性友誼和競技激情作包裝,把賭博呈現為「一班男人一齊睇波、一齊賭」的社群活動,複製啤酒廣告的情感結構。這種策略有統計支撐:九成體育博彩者為男性,70%已處於賭博傷害風險之中。「過關」(multi-bet)設計——任何一關斷纜全盤皆輸——是體育博彩版的偽贏機制,以超大賠率持續誘導加碼。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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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世民聲音專欄.文字版】 https;// leesimon.substack.com 利世民,香港人,自媒體 Unsubject 主筆。表面上係時事評論人,實際上係世俗嘅哲學愛好者。樂天知命,不問鬼神,意識形態為古典自由主義,人物設定介乎於 Chaotic Good 與 Chaotic Neutral 之間,長期處於存在危機。過去四分一世紀,平均半年就有新興趣方向;由物理學到心理學,由政治到經濟、撈埋歷史、宗教同哲學等,搓埋成為「實用經濟學」、「日常政治學」、「紀事本末」三大內容系列。 leesimon.substa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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