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一席

人文 科技 白日梦

  1. May 27

    所谓贫穷相关性疾病,就是谁家庭贫困、营养不够、没有地方住,谁就容易发病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 【时间轴】 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 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 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 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 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 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25 min
  2. May 6

    解决家庭矛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探寻他们的过往|卞灼 一席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 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 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 【时间轴】 00:07 湖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下面总有一些淤泥和暗流涌动,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 01:46 溺爱带来边界感的缺失,我开始抗拒这种爱 04:58 在我父亲身上,我需要不断面对成长带来的英雄形象的崩塌 08:47 外公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当时的情况,都有非常客观深入的观察 12:40 三种「不好好说话」的类型 19:42 矛盾能够被解决吗? 23:29 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父母会问我:“你不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吧?” 27:30 拍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家族地位提升了。 👇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卞灼和外公外婆 👇外公的日记本

    29 min
  3. Apr 29

    追书的十六年我一次次面对无声的沉没,又一次次从郑振铎先生那里获得力量|吴真 一席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 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 从最初好奇被劫的图书究竟去了哪里,到细致地挖掘出郑振铎在黑暗时代中的英雄事业,吴真投身在这项“业余爱好”上已有十六年。最牵动她的不只是“书厄”,还有书与人之间命运的共浮沉。 【时间轴】 00:09 那些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书又到哪里去了? 06:22 「消失的大多数」:为什么追索到的藏书和真实损失的藏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数量差异? 09:56 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他决心救书 19:30 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凭借腿长的优势逃过了特务的追捕 21:54 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册古籍被分装成2790余件邮包,瞒天过海运抵香港 25:03 住在汉奸对面,郑振铎怎么保藏剩余的三万册古籍? 27:16 「神转折」:误事的盖章变成证据 32:02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 👇日本防卫省1938年陆军省档案 👇《广东进军抄》及作者火野苇平 👇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 👇郑振铎(分别是右一、第一排右三) 👇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 👇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裹小脚金莲的妇女在逃难途中阅读

    36 min
  4. Apr 29

    变老也可能意味着你正在长出另一种能力,另一种自由|赵伟程

    赵伟程,AI创作者、面向退休人群的AI公益讲师 AI对退休人群的帮助,远不只是学会一个新工具。很多人退休以后,会觉得自己退出了——退出工作,退出公共话题,慢慢退到生活的背景板后面去了。 但有了AI以后,他们开始重新表达。有人画画,有人做短视频,有人开始发自己的作品,有人开始动笔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如果你从“什么是提示词工程、多模态”“怎么下载、注册、登录、上传”开始教老年人用 AI,大概率会失败。但如果你问他:要不要试试让 AI 帮你看今年的体检报告?帮你把老同学聚会写成一条朋友圈?很多人会立刻认真起来。 老赵就是这样教同龄人的。他今年 63 岁,在建筑行业深耕近 40 年。最初接触 AI 时,他也只是觉得新鲜,直到有一次,他发现过去上班需要一个团队花几个月做的事,借助 AI,三天,一个人,就能完成。他开始意识到,这不是玩具,它会改变工作,也会改变人。 退休之后,他一边继续探索 AI,一边教更多老人跨过“不敢用、学不会”的门槛:怎么养花,怎么教孩子写作业,怎么把日常生活变成可以表达、可以分享的东西。这一年多来,他的课成了社区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课,很多老人还会拉着朋友一起来上。 年轻人也常来问他:为什么我用的 AI,和你用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在老赵看来,也许不是因为年龄,也不是因为谁更聪明,而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更焦虑被替代,急着追赶最新的模型、最新的技术,却来不及和 AI 认真相处。而他在退休之后,反而重新长出了探索的耐心。 【时间轴】 00:07 等我六十岁退休的时候,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1:19 AI像一个脑子很快手也很快但完全没有现场经验的实习生 05:45 老人默认这不是自己的世界,真正要学的是怎么跨过他们心理上的坎 11:34 AI不能代替情感,但能帮你把已有的经验、判断、审美、关怀,放大成能行动、表达和被看见的形式 13:40 变老也可能意味着:你正在长出另一种能力,另一种自由

    16 min
  5. Apr 28

    虽然没有广大的用户,但对我关注的人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软件|戴嘉玮

    戴嘉玮,AI产品经理、独立开发者 技术的温度从来不在于它有多伟大的叙事,往往在于它愿意为多小的需求弯腰。 家人长达十几年的病程,积累了海量的纸质报告、化验单及手术记录。作为家属,戴嘉玮跑过北京、上海的十几个不同医院问诊,每次跨医院就诊时,医生通常无暇查阅全部历史资料,他需要反复口头复述冗长病史,担心遗漏了关键信息。 如果能帮助患者追踪病程中的医疗数据、方便日常的问诊,其实还蛮有价值的。但传统的软件公司都服务于共性的需求,把大量需求抽象化、共性化以后,让所有人去适应它。 现在,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满足一些细分的或者长尾的需求。借助千问大模型,戴嘉玮做了一个小工具,可以完成药物识别、报告单解析等任务,把信息整理好以后输出为PDF供医生查阅。 戴嘉玮在一个公益组织做过志愿服务,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些五六线城市的患者,因为没有太专业的医疗资源,这部分患者的疾病管理都是远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的。但是今天,借助AI,可以做一些非常方便的 App或者 Agent,针对某些特别小众的病种和人群,让那些长尾的、小众的需求都有机会得到满足。 【时间轴】 00:09 当没有一款软件能满足我的需求时,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04:40 AI到底改变了什么?我觉得是「释放」 08:54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开发一款属于自己的软件,软件就变得以人为中心了 11:13 我没有宏大的生存法则建议,只是大家可以尝试从自己或身边人非常小的具体需求开始

    13 min
  6. Apr 22

    生育、照料、养家,1.1亿女工的青春|王欧 一席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 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 他们之间曾经的浪漫逐渐消失,而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和浪漫意象,又不断撩拨着他们孤独的内心,进一步冲击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 王欧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超过十年,试图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彰显结构的无情和残酷。他期待社会能够继续进步,希望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空间。 【时间轴】 00:11 新生代农民工真的不能吃苦吗?结婚成家之后他们有了什么变化? 06:15 结婚前,他们与打工城市的关系是良性的 09:20 结婚后,城市的另一幅面孔马上出现 12:06 「上好学、住好房」:每月刚性支出五六千元,县城也变成高消费的地方 17:07 专门化挣钱的男工工资增长也有限,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 19:42 「经济母职」:陪读妈妈很少只陪读不工作,陷入在家不在位的困境 26:28 我们的教育体制看似把越来越多机会给到农家子弟,但都是些中下层的机会,这些机会还得花钱去买 28:26 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 30:57 巨大的再生产压力下,夫妻关系很容易断裂 32:55 城市接纳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他们最需要的是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 👇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与增长趋势(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鄂东x县商品房销售面积趋势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扎钢筋的女工

    35 min
  7. Apr 16

    一个被手段化的教育怎么能真的燃起激情?这个意义上,大学过时了|余明锋 一席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 家长们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计划如何挤进优质学区,赢在起跑线,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计算参加哪些活动、积累多少段实习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们一路埋头苦行,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突然和眼下的日常拉开距离,忍不住质问: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尼采早在1872年就明确批判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模式:学校不再培养独立的人,而是培养顺从而“有用”的国民,教育被目的、效率和国家机器绑架。余明锋认为,这150年前的批判放到当下来看仍有其预见性。 如果教育不是为了变得有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究竟该引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时间轴】 00:10 当一切围绕绩点展开,就会出现「双重倦怠」 04:25 我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是遗忘教育 07:11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大学专业的学习只是职业的预备 08:50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程度,仅限于赚钱的需要 11:14 学者也成为螺丝钉 12:20 教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它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 14:28 教育的手段化背后,是生命的手段化 16:27 「末人」:不再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绝对安全的人 18:50 虚假的利己主义:所利的那个“己”本身是被掏空的 21:23 人身上还必须有一种混沌,才能孕育出一颗飞舞的星球

    24 min
  8. Apr 6

    就当我以为找到「好死」的答案时,新的问题向我逼近:谁有资格好好死去?|雪竹 一席

    雪竹,科普作者 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 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 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 【时间轴】 00:10 我花了四年,想要弄明白:当死亡来敲门,我该怎么办? 02:33 死亡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更像是一个「被拖延的决定」 07:06 「我的五个愿望」就是给不愿意用痛苦交换时间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12:36 采访前,我从没想过大家描述死亡时会出现幸福、快乐这样的字眼 16:25 放弃使用心肺复苏的人是最少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心肺复苏存活率很高 18:16 抢救等于努力,放弃等于不孝?爱真的需要痛来盖章吗? 23:09 「好死」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 28:55 死亡引起的不同思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的五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欢迎移步一席公众号选购

    32 min
4.3
out of 5
106 Ratings

About

人文 科技 白日梦

You Might Also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