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不成林

鬼鬼祟祟的树

在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我想大声思考每一个严肃的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在一个价值序列混乱的时代,我好奇如何选择才能过完有意义的一生。在一个人与人、国与国充满敌意的时代,我试图用理智穿透扑朔迷离的政治乱象,触摸人性不变的底色。 这个播客叫做《独树不成林》,因为我只是一个单薄、偏颇的个体,我的视野必然被我的经历和视角局限,但我相信我的思想可以通过不断碰撞真理,发出一些嘹亮的回声,穿透个体的偏颇触摸超验的永恒。我相信通过日复一日的苦读前人智慧、反思现代困境,我的观察可以在中文语境创造一片激发不同声音、不同反省的树林,对世界保持好奇,对事实保持审慎,在这个脑满肠肥扑朔迷离的时代里寻找一个坚定、逻辑自洽的个人立场。 我现在是政治哲学博士候选人,在2所美国大学做政治哲学讲师。

  1. 6天前

    371-两千年前就有人想象出赛博格、男人独立生育、星际战争了吗?《真实的故事》

    《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第三期 两千年前,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作家琉善(Lucian),写出了一部堪称古代科幻小说的奇书:《真实的故事》(Verae Historiae)。故事里,一群探险家乘坐帆船飞上月球,意外卷入月球与太阳之间的星际战争。月球上没有女人,男人可以独立怀孕、生育,甚至通过种植身体组织,从树上收获新的男人。这里的居民还拥有能够随时拆卸的眼睛、人工制造的生殖器官,以及可以打开当作口袋的腹部。这些身体结构完全不同的外星居民,居然和地球人一样,有国王、军队、贫富差距、殖民野心和战争。 这一期,我们从琉善这部荒诞又令人捧腹的作品出发,讨论几个至今仍然重要的问题: 科幻文学是否一定需要科学? 在人类发明火箭、人工器官和现代生殖技术之前,文学想象是否早已探索了这些技术的可能性? 为什么月球上没有女人? 从宙斯生育雅典娜,到月球男人从小腿中生孩子,男性独立生育的幻想究竟意味着什么? 两千年前就有赛博格了吗? 当身体器官可以制造、拆卸、借用和更换,自然身体与人工工具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为什么技术进步无法消除社会等级? 月球上的富人使用象牙制作的人工器官,穷人却只能使用木头。技术究竟消除了不平等,还是让不平等进入身体本身? 为什么人类能够想象一种全新的自然,却很难想象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 即使拥有星际航行的能力,人类是否仍然会把战争、殖民和权力斗争带到其他星球? 专题《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们一方面期待它帮助人类克服疾病、贫困和劳动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担心,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最终可能获得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为什么总是渴望创造超越自己的力量,却又害怕被自己的创造物支配?技术使我们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却未必因此更加幸福?知识的增长,是否必然伴随着智慧的增长?这些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时代才出现的。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西方文学就已经在反复思考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古希腊人通过普罗米修斯盗火和潘多拉的故事,追问为什么文明的恩赐总是与苦难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的马洛通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描绘人类对无限知识和权力的渴望;到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作家又开始通过幻想文学、月球旅行和讽刺作品,质疑科学家的自负,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 《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将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诗歌开始,一直读到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文学,讨论赫西俄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及早期科幻文学和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等作家的作品。这个专题不是为了证明古人已经预见了人工智能,也不是为了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要理解的是,为什么古代作家在充分认识技艺价值的同时,仍然对人类通过技术掌握命运的愿望保持警惕。现代人已经习惯把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相信知识增长、生产力提高,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将不断改善。但这种信念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技术能够减轻劳动,也可能创造新的依赖;能够扩大人的力量,却无法自动决定这些力量应该用于什么目的;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却未必能够使我们掌握未来。通过十部文学作品,我们重新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却是否也拥有足够的智慧,决定自己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2. 10月15日

    370- 技术给了人类盲目的希望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专题《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第二期:如果科学技术能够准确预测你什么时候患上重病、遭遇灾难,甚至死亡,但你根本无法改变这些结果,你还愿意知道吗?如果一种技术能够让人类获得永生,却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自由和幸福,那么永生究竟是一种恩赐,还是一种诅咒?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普罗米修斯教会人类医学、航海、建筑、文字和预测未来的技艺,自己却被锁在岩石上,无法改变早已预见的命运。他甚至告诉人类:技艺远远弱于必然性。更奇怪的是,这位文明的恩人除了火种,还给予人类一份特殊的礼物:“盲目的希望”。他使凡人不再预见自己的死亡,却又教会他们认识未来的各种技艺。他究竟希望人类知道未来,还是不知道未来? 这一期,我们通过普罗米修斯与少女伊娥(Io)的故事,讨论技术发展中几个根本的问题:预测未来是否等于控制未来?知识是否总能改善人的生活?当一个人宁愿知道无法改变的悲惨命运,谁有权替他决定真相是否值得知道?最后,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技术能够让人类越来越有能力改变世界,却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是否正在把对于人工智能的希望与恐惧,误认为关于未来的确定知识? 专题《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们一方面期待它帮助人类克服疾病、贫困和劳动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担心,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最终可能获得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为什么总是渴望创造超越自己的力量,却又害怕被自己的创造物支配?技术使我们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却未必因此更加幸福?知识的增长,是否必然伴随着智慧的增长?这些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时代才出现的。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西方文学就已经在反复思考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古希腊人通过普罗米修斯盗火和潘多拉的故事,追问为什么文明的恩赐总是与苦难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的马洛通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描绘人类对无限知识和权力的渴望;到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作家又开始通过幻想文学、月球旅行和讽刺作品,质疑科学家的自负,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 《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将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诗歌开始,一直读到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文学,讨论赫西俄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及早期科幻文学和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等作家的作品。这个专题不是为了证明古人已经预见了人工智能,也不是为了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要理解的是,为什么古代作家在充分认识技艺价值的同时,仍然对人类通过技术掌握命运的愿望保持警惕。现代人已经习惯把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相信知识增长、生产力提高,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将不断改善。但这种信念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技术能够减轻劳动,也可能创造新的依赖;能够扩大人的力量,却无法自动决定这些力量应该用于什么目的;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却未必能够使我们掌握未来。通过十部文学作品,我们重新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却是否也拥有足够的智慧,决定自己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3. 10月15日

    369-潘多拉是人类最早的科技噩梦吗?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专题《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们一方面期待它帮助人类克服疾病、贫困和劳动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担心,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最终可能获得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为什么总是渴望创造超越自己的力量,却又害怕被自己的创造物支配?技术使我们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却未必因此更加幸福?知识的增长,是否必然伴随着智慧的增长?这些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时代才出现的。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西方文学就已经在反复思考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古希腊人通过普罗米修斯盗火和潘多拉的故事,追问为什么文明的恩赐总是与苦难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的马洛通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描绘人类对无限知识和权力的渴望;到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作家又开始通过幻想文学、月球旅行和讽刺作品,质疑科学家的自负,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 《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将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诗歌开始,一直读到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文学,讨论赫西俄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及早期科幻文学和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等作家的作品。这个专题不是为了证明古人已经预见了人工智能,也不是为了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要理解的是,为什么古代作家在充分认识技艺价值的同时,仍然对人类通过技术掌握命运的愿望保持警惕。现代人已经习惯把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相信知识增长、生产力提高,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将不断改善。但这种信念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技术能够减轻劳动,也可能创造新的依赖;能够扩大人的力量,却无法自动决定这些力量应该用于什么目的;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却未必能够使我们掌握未来。通过十部文学作品,我们重新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却是否也拥有足够的智慧,决定自己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古典文学中的技术反思》第一期,我们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与《工作与时日》出发,重新阅读潘多拉的诞生。潘多拉不是一个因为好奇心太重而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坏女人。她是宙斯为了报复人类,命令众神运用各自的技艺共同制造出来的造物,可以说她是一个神工智能。她的制造过程无比成功,但制造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让人类欣然接受自己的灾难。 为什么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火种,宙斯却要用一件精心制造的礼物惩罚人类?为什么拥有了技术,人类仍然无法摆脱疾病、劳苦与死亡?潘多拉究竟应该为人类的灾难承担多少责任?而留在容器里的希望,究竟是宙斯的恩赐,还是另一种惩罚?制造一种东西需要的知识,与判断这种东西是否值得制造所需要的智慧,并不是一回事。

  4. 9月30日

    作者对谈:朋友是否比真理更加重要?(Roger Berkowitz)

    政治哲学前沿新书对谈第三期 (前两期请看:美国新右翼的崛起with Laura Fields;什么是西方with Georgios Varouxakis) 现代政治最大的危机,也许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而是我们越来越认为,只有价值正确的人才能和我们共同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因为分歧,就终结自己和他人的友谊。 这段采访围绕 Roger Berkowitz 在26年10月即将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 World We Share: Hannah Arendt and the Power of Friendship in a Broken World 展开,我们讨论了:在政治极化、公开谴责、社交媒体和立场先行的时代,人们还能不能和真正不同于自己的人共同生活? 我一开始把友谊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宽容区分开来。宽容是“我不同意你,但允许你存在”,而友谊要求得更多。它要求人与意见不同、甚至政治上令自己不舒服、甚至十分讨厌的人保持关系。 Berkowitz 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丧失这种能力。今天的人越来越容易为了政治立场、某种真理、社会运动或公共形象牺牲朋友,也越来越倾向于把朋友理解成人脉或工具。他特别强调,对阿伦特而言,朋友不是意见相同的人,而是即使意见完全不同,仍然能够彼此承认、彼此尊重的人。关键不是我们是否观点一致,而是我们是否还能保持朋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朋友首先是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而不是把对方的价值等同于他的政治观点。 我也追问了一个更学术的问题:阿伦特其实并没有写过一部友谊论,那么 Berkowitz 是否把友谊过度提升成了她思想的中心?他的回答是,阿伦特本来就不是一个系统哲学家,她没有一套可以从某个单一概念推演出来的理论。Berkowitz 从她的书信、传记材料和政治著作里把“友谊”这一元素重新提取出来。他把阿伦特意义上的友谊概括为三个特点:交谈、时间和尊重。真正的友谊通过长期交谈建立一个两个人共享的小世界;它需要时间和反复出现在对方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它要求给对方保留成为不同之人的空间。 这也引出了采访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阿伦特的友谊观对今天的人来说显得非常老派甚至有点苛刻。我指出,她会要求丈夫定期写信,会与女性朋友维持非常强烈的亲密关系,她甚至说真正的友谊可能需要十年、十四年才能形成。Berkowitz承认这些数字不必按字面理解,但强调阿伦特的生活背景非常特殊:流亡、逮捕、集中营、战争和政治迫害意味着朋友有时真的是维系一个人生命的条件。因此她所谓的朋友,不是今天社交媒体上的“朋友”,而是会真正为你承担风险、牺牲时间资源的人。 我和他接着讨论了友谊到底是私人还是公共的。这一部分引出了采访中的一个学术争论。Berkowitz明确反驳 德国学者Thomas Meyer 最近在阿伦特传记中把阿伦特塑造成一种表演型知识分子的解释。他认为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阿伦特其实极度重视私人生活,认为没有私人生活的人生是不人性的。她的亲密友谊也恰恰依赖于一种不被公众观看的私人空间。 由此我们还谈到了虚伪。现代社会推崇真实和做自己,越来越不信任人在公共生活中戴上的面具,仿佛只要一个人的公开表现与内心并不完全一致,他就是虚伪的。Roger认为,对阿伦特来说,虚伪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执意追查每个人真正的动机,没有人经得起审判。当一个社会把揭穿虚伪变成道德激情时,它也在摧毁维持文明生活的边界。 与此相连,我和他还谈到了阿伦特与女性朋友的关系。Roger说,他写书时最后才写女性友谊这一章,而阅读阿伦特与许多非学者女性的书信时非常震动,因为那些信件展现出的亲密程度在通常的阿伦特研究中几乎看不到。他认为,阿伦特研究长期主要关注她与男性思想家之间的通信,而忽略了很多并非职业哲学家的女性朋友。要理解阿伦特所谓的友谊,必须看她实际上怎样与人做朋友,而不能只读公开出版的理论文本。 采访后半段逐渐从私人友谊进入政治问题。Berkowitz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把宽容变成了一种回避:我可以容忍你,却不需要真的和你交谈。社交媒体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人们可以只和算法送到自己面前的同类说话。他说,很多年轻人虽然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却仍然非常渴望真正深入、甚至令人不舒服的友谊和谈话。 整场采访最激进的论点是“真理的暴政”。我指出,Berkowitz的书似乎隐含着“friends over truths”(朋友高于真理)可能会有人说这种立场是反智或反科学的。Berkowitz承认,这正是他有意挑起的争议:这本书一度甚至想叫反对真理(Against Truth),或者为什么朋友比真理重要(Why Friendship Matters More Than Truth)。他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从柏拉图以来一直有一种冲动:政治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普通人被意见、偏见和无知支配,因此应该让掌握真理的人(哲学王、专家、官僚、技术精英)来治理。现代由专家和phd们主导的政治,在他看来仍然延续了这条传统。 Berkowitz认为,阿伦特反对的正是这种想法。政治的目的不是找到一个所有人最终都必须接受的正确答案。说“我们已经掌握真理,因此你们只需要听我们的教育和被我们说服”,这是真理的暴政。Berkowitz甚至直接说,99%的阿伦特学者都误读了阿伦特的《真理与政治》:很多学者抓住她对事实真理的捍卫,就把她理解成真理政治的辩护者。他的解释是,政治本身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消灭意见差异的客观真理。政治的任务不是让所有人意见一致,而是让不同的人仍然可以共同拥有一个世界。 因此,Berkowitz重新解释了阿伦特所谓的“说服”。通常我们以为说服别人意味着:我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我要让你放弃错误观点,接受我的正确观点。 Berkowitz认为这恰恰不是阿伦特的意思。真正的政治说服是互相的:我在交谈中稍微改变你,你也稍微改变我,我们逐渐发现彼此共享什么、又在哪些问题上永远不会一致,然后在这些差异之上建立共同世界。也就是说,政治不是消灭分歧,而是让分歧变得可以共同承受。他因此强调,阿伦特既不是主观主义者,也不是客观主义者。她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但她也不相信存在一个脱离所有立场的阿基米德点。她追求的中立(impartiality)是尽可能让不同立场进入自己的判断,再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时保留与不同意见者共同生活的可能性。Berkowitz把这看作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核心,并认为很多阿伦特研究者把她读成了一个要求人们“接受正确事实、形成正确观点”的思想家,这在他看来完全错失了她关于复数性的论点。 采访最后,我和他又把这个理论问题拉回到真实的友谊。Berkowitz特别强调,他并不是在提倡一种温吞的文明对话(civil discourse)。真正的朋友完全可能激烈争吵、指责彼此错误,甚至一度怀疑关系还能不能继续。友谊的价值恰恰不在于避免冲突,而在于关系足够强,以至于冲突不必自动终结关系。我最后讲了自己早年看到两位政治意见相反的教授在课堂上长期、坦率而激烈地争论政治和哲学,但依然维持几十年友谊的经历;Roger 也回应了自己与政治观点不同的导师之间的关系。整场谈话因此最后落回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能够把一个“人”的价值和她的观点区分开来?

  5. 8月17日

    365-莎士比亚为什么认为卓越必须接受政治的限度?(《科利奥兰纳斯》2))

    如果上一期我们讨论的是《科利奥兰纳斯》中卓越与平等的冲突,那么这一期继续追问另一半:为什么真正看出科利奥兰纳斯危险性的,恰恰是那些最欣赏他、最理解他、也最希望他获得权力的罗马精英?梅尼纽斯、康米涅斯、元老院和沃伦妮娅都承认科利奥兰纳斯的卓越,也同样带着强烈的贵族偏见。但他们比科利奥兰纳斯更懂得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英雄的功绩必须经过制度转化为权力,个人的骄傲必须受到礼仪和程序约束,面对同胞时也必须学会说服、退让和克制。梅尼纽斯用“肚腹与四肢”的寓言维持等级秩序,康米涅斯用军功证明科利奥兰纳斯确实配得荣耀,沃伦妮娅则试图说服儿子,真正的强大还包括支配自己的愤怒。问题也正在这里。罗马一方面不断赞美科利奥兰纳斯的坚硬、勇武和不屈,另一方面又在战争结束以后要求他迅速学会弯曲、妥协和忍耐。整个共同体都参与塑造了这个英雄,最后却发现这种战争人格很难进入和平政治。科利奥兰纳斯能面对敌人的刀剑,却无法承受普通人的拒绝;能够指挥士兵,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能够成为共和国最锋利的武器,却越来越难接受共和国对他的限制。 到了第五幕,梅尼纽斯终于说出全剧最惊人的一句话:“This Martius is grown from man to dragon.”马歇斯已经从人变成了龙。一个摆脱人民、制度、朋友和共同体约束的英雄,终于获得近乎绝对的力量,却也因此逐渐脱离了政治意义上的“人”。 本期继续细读《科利奥兰纳斯》,讨论梅尼纽斯、康米涅斯、元老院与沃伦妮娅如何理解英雄,为什么他们一边保护科利奥兰纳斯,一边又不断要求他接受限制,以及莎士比亚最终提出的那个更困难的挑战:一个政治共同体最困难的工作并不止于发现和奖励卓越,它还必须让卓越受到约束。

    365-莎士比亚为什么认为卓越必须接受政治的限度?(《科利奥兰纳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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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我想大声思考每一个严肃的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在一个价值序列混乱的时代,我好奇如何选择才能过完有意义的一生。在一个人与人、国与国充满敌意的时代,我试图用理智穿透扑朔迷离的政治乱象,触摸人性不变的底色。 这个播客叫做《独树不成林》,因为我只是一个单薄、偏颇的个体,我的视野必然被我的经历和视角局限,但我相信我的思想可以通过不断碰撞真理,发出一些嘹亮的回声,穿透个体的偏颇触摸超验的永恒。我相信通过日复一日的苦读前人智慧、反思现代困境,我的观察可以在中文语境创造一片激发不同声音、不同反省的树林,对世界保持好奇,对事实保持审慎,在这个脑满肠肥扑朔迷离的时代里寻找一个坚定、逻辑自洽的个人立场。 我现在是政治哲学博士候选人,在2所美国大学做政治哲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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