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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d ago

    很多人以为老年大学是用来混时间，我偏要在这里讲门罗和杜拉斯｜陈思呈 一席

    陈思呈，写作者。2024年毛遂自荐到广州老年大学教阅读与写作。 很多人为什么会惧怕衰老？是因为年轻意味着活力和机会，衰老就意味着落伍和弱势，我们害怕衰老，其实是害怕我们身上的优点在变少。 陈思呈以各种方式教了十年书，但教老人阅读与写作是第一次。 老年大学的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头发渐白、不用考试，手机字号加大、不接陌生电话。课堂也很不一样，醒目位置是急救电话，墙上贴的是安全注意事项、最近医院和天气预报，一切仿佛都在劝你别太认真，身体要紧。 然而课程进展得比想象中顺利，陈思呈和平均年龄大自己十多岁的学生一起读门罗、奥康纳、茨维格，学习用AI做资料收集，书写回忆和生活，甚至在课上讨论《情人》那著名的开头——“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和大家接触久了，她开始读到时代的共同话语，革命叙事、集体主义，但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那些反复想起的心事：生命中重要的失去，澄澈的心愿，甚至是一棵越过水面的鸡蛋花树。在写作的国度里，文学平等地把冠冕授予每一个人。 在自己做自己家长的年龄，他们选择成为“奥德赛”。 【时间轴】 00:08 老年学员的想象力：陌生来电就是金角大王的紫金红葫芦 03:07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一句虚伪的话？ 05:16 有的学员只缺了一次课，原因是没有写作业 09:58 作业是他们的生命史 17:51 「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可能吗？ 25:28 讨论就是共同面对：老年是一种失宠 28:13 只要我活得够久，我就能距离理想的自我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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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un 16

    成绩重要，但成绩不是足球的全部｜孙雷 一席

    孙雷，足球媒体人 2001年，当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之后，一年之内，中国多出了2000家足球学校，而它们中9成以上在未来的3年里死掉了。回头想一想西班牙。西班牙现在排在国际足联的第一。但是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依靠那些为了发财、为了投机才选择足球的人，而是依靠这100多年里，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真正愿意为它付出、创造机会的人。 作为一位从业超过二十年的足球媒体人，孙雷到过很多国内外顶级联赛和国际重要赛事的现场，结识了形形色色的足球从业者。这些现场和足球人构成了大多数人心目中足球的模样：球星、奖杯、转会费、聚光灯…… 但是在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故事之外，在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足球和足球人到底是什么样？带着这样的好奇，2023年，孙雷和搭档杨昊、王新欣开始更新一档足球节目——《解锁之旅》。 在这档节目中，镜头对准了那些不被关注的球员们，有人在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中寻找机会、有人在野球场上过人如麻、有人希望借足球走出大山、有人把足球看作农忙之后的休闲活动…… 中国足球为什么无法取得好成绩？这个问题或许重要，但实在宏大而遥远。作为全世界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足球以不同的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 【时间轴】 00:08 如果你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足球比赛，你可能看的是一场「假球」 01:59 当两个发小一个喜欢德国队，一个喜欢西班牙队，一起看球会发生什么？ 04:33 什么叫“首先我们是朋友”？ 09:49 西班牙有106万注册球员，而西班牙人口大约有4900万，这意味着每46人里就有一名注册球员 12:04 一个站在球场上的球员会经历什么？一年之间工资涨9倍？ 16:08 「世界足球金字塔底部」的足球是什么样的？ 19:56 「边超」：他们那场赢球的奖励是一个牛头，偶尔还会送一箱蜜蜂 27:53 如果有一天，我临闭眼，最后一个想起来的事情是：中国队进世界杯了吗？ 👇早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孙雷 👇一起看到德国队被西班牙队淘汰的发小（左边支持西班牙队，右边支持德国队） 👇杜月徵 👇达芬奇 👇老挝职业联赛的球场 👇老挝球员的单间宿舍 👇边超赢球某场的奖励是一个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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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Jun 4

    今天工人被机器取代的遭遇，或许正是脑力劳动者的未来｜许怡 一席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很多人谈论技术时，总是从未来开始：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无人工厂……仿佛勾画了一个更高效、更先进的世界。社会学家许怡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如果机器越来越多，人会身处什么位置？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她花了很多年时间走进制造业一线，观察、体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吃饭、加班。 正是在这些现场，她慢慢意识到：机器从来不只是工具。机器既是生产设备，也是管理工具。机器的节奏很稳定，人必须不断适应它——速度要更快，动作要更标准，时间要更精准。它不仅提高效率，也重新组织劳动、重新分配权力。“机器比人更先进”成为了工厂里的真理，尽管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面临同样的局面。机器不再只是车间里的设备，更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在许怡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技术，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裹挟在技术浪潮中的人。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带来的效率与想象时，也许也应该思考：技术究竟在改变谁的生活？又在为谁服务？ 【时间轴】 00:09 当两个世界的平行线开始相交，我开始想要做些什么 04:24 「机器换人」对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05:40 读博的时候我想进厂他们说我超龄了，十几年后再进厂我又不超龄了 07:34 下午工作7小时，中间只有8分钟茶歇，工人失去「如厕自由」 09:28 当你的「工友」变成机器，工人的工作不一定会变轻松 10:43 技术的升级未必带来工人技能的提升，工人反而被降级为「打下手的帮工」 11:52 机器未必能改善工作条件，反而可能带来额外的职业伤害风险 13:30 破除「机器迷思」：当人开始给机器补锅19:05 「机器霸权」：为什么工人知道机器的不足还是认为“机器比人好”？ 23:26 被机器取代的工人都去哪里了？ 26:01 我们怎么捍卫人的主体性？ 👇许怡面试的两家工厂的招聘信息 👇家具厂 👇人工生产线（上图）与自动化生产线（下图）对比 👇机器和工人的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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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y 27

    所谓贫穷相关性疾病，就是谁家庭贫困、营养不够、没有地方住，谁就容易发病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 【时间轴】 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 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 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 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 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 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25 min

  5. May 6

    解决家庭矛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探寻他们的过往｜卞灼 一席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 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 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 【时间轴】 00:07 湖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下面总有一些淤泥和暗流涌动，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 01:46 溺爱带来边界感的缺失，我开始抗拒这种爱 04:58 在我父亲身上，我需要不断面对成长带来的英雄形象的崩塌 08:47 外公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当时的情况，都有非常客观深入的观察 12:40 三种「不好好说话」的类型 19:42 矛盾能够被解决吗？ 23:29 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父母会问我：“你不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吧？” 27:30 拍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家族地位提升了。 👇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卞灼和外公外婆 👇外公的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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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pr 29

    追书的十六年我一次次面对无声的沉没，又一次次从郑振铎先生那里获得力量｜吴真 一席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 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 从最初好奇被劫的图书究竟去了哪里，到细致地挖掘出郑振铎在黑暗时代中的英雄事业，吴真投身在这项“业余爱好”上已有十六年。最牵动她的不只是“书厄”，还有书与人之间命运的共浮沉。 【时间轴】 00:09 那些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书又到哪里去了？ 06:22 「消失的大多数」：为什么追索到的藏书和真实损失的藏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数量差异？ 09:56 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他决心救书 19:30 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凭借腿长的优势逃过了特务的追捕 21:54 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册古籍被分装成2790余件邮包，瞒天过海运抵香港 25:03 住在汉奸对面，郑振铎怎么保藏剩余的三万册古籍？ 27:16 「神转折」：误事的盖章变成证据 32:02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 👇日本防卫省1938年陆军省档案 👇《广东进军抄》及作者火野苇平 👇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 👇郑振铎（分别是右一、第一排右三） 👇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 👇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裹小脚金莲的妇女在逃难途中阅读

    36 min

  7. Apr 29

    变老也可能意味着你正在长出另一种能力，另一种自由｜赵伟程

    赵伟程，AI创作者、面向退休人群的AI公益讲师 AI对退休人群的帮助，远不只是学会一个新工具。很多人退休以后，会觉得自己退出了——退出工作，退出公共话题，慢慢退到生活的背景板后面去了。 但有了AI以后，他们开始重新表达。有人画画，有人做短视频，有人开始发自己的作品，有人开始动笔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如果你从“什么是提示词工程、多模态”“怎么下载、注册、登录、上传”开始教老年人用 AI，大概率会失败。但如果你问他：要不要试试让 AI 帮你看今年的体检报告？帮你把老同学聚会写成一条朋友圈？很多人会立刻认真起来。 老赵就是这样教同龄人的。他今年 63 岁，在建筑行业深耕近 40 年。最初接触 AI 时，他也只是觉得新鲜，直到有一次，他发现过去上班需要一个团队花几个月做的事，借助 AI，三天，一个人，就能完成。他开始意识到，这不是玩具，它会改变工作，也会改变人。 退休之后，他一边继续探索 AI，一边教更多老人跨过“不敢用、学不会”的门槛：怎么养花，怎么教孩子写作业，怎么把日常生活变成可以表达、可以分享的东西。这一年多来，他的课成了社区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课，很多老人还会拉着朋友一起来上。 年轻人也常来问他：为什么我用的 AI，和你用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在老赵看来，也许不是因为年龄，也不是因为谁更聪明，而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更焦虑被替代，急着追赶最新的模型、最新的技术，却来不及和 AI 认真相处。而他在退休之后，反而重新长出了探索的耐心。 【时间轴】 00:07 等我六十岁退休的时候，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1:19 AI像一个脑子很快手也很快但完全没有现场经验的实习生 05:45 老人默认这不是自己的世界，真正要学的是怎么跨过他们心理上的坎 11:34 AI不能代替情感，但能帮你把已有的经验、判断、审美、关怀，放大成能行动、表达和被看见的形式 13:40 变老也可能意味着：你正在长出另一种能力，另一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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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pr 28

    虽然没有广大的用户，但对我关注的人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软件｜戴嘉玮

    戴嘉玮，AI产品经理、独立开发者 技术的温度从来不在于它有多伟大的叙事，往往在于它愿意为多小的需求弯腰。 家人长达十几年的病程，积累了海量的纸质报告、化验单及手术记录。作为家属，戴嘉玮跑过北京、上海的十几个不同医院问诊，每次跨医院就诊时，医生通常无暇查阅全部历史资料，他需要反复口头复述冗长病史，担心遗漏了关键信息。 如果能帮助患者追踪病程中的医疗数据、方便日常的问诊，其实还蛮有价值的。但传统的软件公司都服务于共性的需求，把大量需求抽象化、共性化以后，让所有人去适应它。 现在，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满足一些细分的或者长尾的需求。借助千问大模型，戴嘉玮做了一个小工具，可以完成药物识别、报告单解析等任务，把信息整理好以后输出为PDF供医生查阅。 戴嘉玮在一个公益组织做过志愿服务，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些五六线城市的患者，因为没有太专业的医疗资源，这部分患者的疾病管理都是远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的。但是今天，借助AI，可以做一些非常方便的 App或者 Agent，针对某些特别小众的病种和人群，让那些长尾的、小众的需求都有机会得到满足。 【时间轴】 00:09 当没有一款软件能满足我的需求时，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04:40 AI到底改变了什么？我觉得是「释放」 08:54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开发一款属于自己的软件，软件就变得以人为中心了 11:13 我没有宏大的生存法则建议，只是大家可以尝试从自己或身边人非常小的具体需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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